“擁有一切”的迷思，遮蔽了全職媽媽的真實困境

20世紀60年代，美國作家貝蒂·弗裏丹出版《女性的奧秘》一書，講述了二戰後美國中產階級家庭主婦所經歷的內心衝突，即一種自我未被命名的痛苦。弗裏丹在書中指出，這種無名的痛苦根植於當時美國主流社會文化對家庭主婦的讚頌與“快樂主婦”的迷思之中。

“自1949年以後，對美國婦女來説，女性的完美，就存在唯一的一種定義，那就是主婦加母親。在這個變化中的世界上，作為一個正在變化、正在成長的個體，美國婦女的形象夢幻般地被粉碎了。她那為尋求自我的夢想在匆忙探求跟別人共同生活的安全感時，被遺忘得一乾二淨。她那無限廣闊的天地收縮成了舒適家庭的幾面牆壁。”她在書中寫道。

美劇《致命女人》（第一季）劇照。

半個多世紀過去，女性主義熱潮在全球範圍內幾番湧動，越來越多女性走出家庭，走進職場，女性在勞動力人口中的比例相比過去也有了提升。當“快樂的家庭主婦”成為過去的同時，我們不免追問，女性的處境、尤其是全職媽媽的處境變好了嗎？

在《迴歸家庭？家庭、事業與難以實現的平等》一書的作者沙尼·奧加德看來，今天女性所面臨的是一個全新的奧秘，即關於“擁有一切”的迷思。從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到流行文化中的“辣媽”形象（yummy mummy），全職媽媽的形象有時代表着一種家庭CEO式的樂觀主義想象，一邊帶娃，一邊自主創業；有時又因其無事生產而被抨擊為脱節於時代的倒退選擇。

奧加德以高學歷全職媽媽的親身經歷為第一手研究資料，結合分析了當下英美媒體和政策中關於性別、工作與家庭的描述指出，在以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為代表的流行敍事裏，婦女問題及其解決方法被私人化了。對於這些迴歸家庭的全職媽媽而言，哪怕她們明確指出了影響自己辭職決定的結構性因素，卻依然將自己迴歸家庭的選擇歸咎於個人的失敗。與此同時，家庭、職場中更為根本與結構性的制度性不平等卻披上了隱身衣。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節選自《迴歸家庭？家庭、事業與難以實現的平等》，探討了當代女性主義的轉向對性別平等議程的影響。摘編較原文有大幅度刪減。標題由摘編者所起。

《迴歸家庭？家庭、事業與難以實現的平等》，[英] 沙尼·奧加德著，劉昱譯，理想國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9月。

原作者 | [英]沙尼·奧加德

摘編 | 青青子

“受寵”的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媒介學者薩拉·巴尼特—韋澤（Sarah Banet-Weiser）認為，她稱作“大眾女性主義”（popular feminism）的內容近年來在媒體上的傳播熱度明顯增高。她解釋説，女性主義的大眾化有兩個層面的意思。首先，它在各種媒體渠道和社交媒體平台上傳播，因而具有極高曝光度且可被大量訪問。在這一背景下，隨着“每日性別歧視項目”（Everyday Sexism Project）、反街頭騷擾組織Hollaback、“我也是”（#MeToo）和“是時候停止了”（#TimesUp）等運動的盛行，以及大眾傳媒領域對性別不平等的廣泛討論，性別歧視顯然再度成為公共話語的熱點。女性主義批評家羅莎琳德·吉爾指出：“至少在英國，每天都會有新聞報道關於性騷擾、薪酬不平等、企業董事會或政黨內部性別結構失調、婦女名人遭受性別歧視，以及女孩和男孩之間有着‘自信差距’的案例。”其次，巴尼特—韋澤寫道，女性主義大眾化也指它廣受青睞和尊崇：“這種女性主義的主體性不再受困於後女性主義時代對女性政治的緘默和排拒，而成為常態甚至趨勢”，在當代公共話語中“佔據熱點地位”。這種“受寵”的女性主義，是由賦權理念，以及自信、自主、自尊和權利等主要文化概念主導的。

引領大眾女性主義潮流的，是位高權重的婦女，諸如Facebook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外交政策專家、新美國智庫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安妮—瑪麗·斯勞特，以及當前美國總統的女兒兼顧問伊萬卡·特朗普（在2017年出版的圖書《職業婦女：改寫成功的規則》中展示了她的“女性主義”計劃）。雖然説法不盡相同，但這些婦女推崇的都是強調女人賦能的個人主義觀念。她們呼籲職場上的婦女“向前一步”，堅守自己的位置，彰顯自我，“從障礙叢中開闢道路，發揮她們的全部潛力”（桑德伯格），“掌握大權”（斯勞特），“胸懷大志”“烙下你的印記”和“堅守你的陣地”（伊萬卡·特朗普）。

在這些位高權重的婦女—安妮和其他受訪婦女所向往的“女先鋒們”—備受矚目、女性主義復興、無數激勵婦女賦權的言論廣為流傳的大背景下，我的受訪者們卻感到無能為力，這點令人費解。她們是高學歷婦女，廣泛接觸流行的女性主義電視劇（幾位受訪者提到了《傲骨賢妻》《女子監獄》《同妻俱樂部》和《國土安全》等劇集）、女性雜誌、報紙、廣播節目和社交媒體上婦女和女孩賦權、自信和自尊的當代言論。我在本書引言中曾提到理查德·桑內特和喬納森·科布的“磁體”比喻，那會不會是這些當代的流行敍事“磁體”完全沒能滲入她們的想象、影響她們的經歷呢？

美劇《傲骨賢妻》（第二季）劇照。

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轉向

答案部分在於大眾女性主義受到的批判，以及女性主義學者凱瑟琳·羅滕貝格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興起。羅滕貝格和班尼特—韋澤、吉爾等人指出，在女性主義復興的同時，它的面貌已經煥然一新。流傳於當代自助和指南類書籍、電影、電視劇、應用軟件和社交媒體中的新興大眾女性主義形態，已從推動早期女權運動的平等、社會正義、解放和團結的理念，轉為注重婦女的個人賦權、自信、適應力和創業精神。前幾章討論過的很多媒體、政策再現和話語的例子，都屬於女性主義最近的這種變體：勸導婦女拿出自信、鼓勵她們向前一步（第1章），崇尚巧妙平衡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型女人（第2章），把婦女描繪成自由選擇、精明能幹的母親形象（第3章和第4章），媒體和政策還強調了婦女在零工經濟中的創業精神和自主賦權（第5章）。很多這類當代“女性主義”言論，不是批判支撐和維持性別不平等的制度條件，卻幾乎只要求婦女做出心態上的轉變，而決定這種心態的資本主義和父權體制，以及客觀存在的現實，大體上都維持了原狀。

的確，一些大眾女性主義宣言和公開支持女性主義的高層婦女承認，存在着宏觀制度上的不平等。例如，桑德伯格在其大受歡迎的女性主義宣言《向前一步》中指出，需要解決育兒成本、兩性薪酬差距和性別刻板印象等制度性問題。這位社交媒體巨頭的首席運營官在2017年母親節時曾呼籲美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實行帶薪探親假和提供實惠的育兒服務。安妮—瑪麗·斯勞特則堅稱，光叫女人拿出雄心、自信，培養樂意分擔家務的伴侶是不夠的，她呼籲出台重視照護工作的國家政策。伊萬卡·特朗普一直標榜自己支持家庭，特別是職場母親。她在2017年5月推出一項250億美元的聯邦帶薪產假計劃，為父母—包括養父母和親生父母—提供由政府資助的產假（可能涉及增税）。隨着2017年年末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婦女事件被曝光且餘波持續發酵，由#MeToo運動引發的討論在探討職場和一般社會上的性騷擾和性別歧視時，也已觸及制度性和社會性問題。

紀錄片《不可侵犯》劇照。

然而，很多這類所謂的當代女性主義言論和評議背後的觀念，都認為挑戰制度性不平等太駭人、太過艱鉅，因此是不現實，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相反，她們通常強調以不斷的自我調整和自我督促來實現微小改變的重要性，聲稱這種自我調整會帶來賦權和自我轉變。就像羅莎琳德和我所主張的，她們“提出的‘女性主義’計劃，是要婦女在當前的資本主義和企業現狀下，積極、建設性地採取策略改變自我”，因為在她們看來，改變那些現實絕無可能。例如，第1章提到過的《紐約時報》暢銷書《信心密碼》，其中勉勵婦女只有自信才能獲得職場和其他領域的平等，便部分是建立在制度層面的男性主導和性別失衡基本上無可撼動的“務實”觀點上的。“現實給人不好的預感”，美國記者卡蒂·凱（Katty Kay）和克萊爾·希普曼（Claire Shipman）寫道，指責外部障礙“雖然容易，但入了歧途”。相反，由於現實和環境無法改變，凱和希普曼呼籲女讀者們找到“自我可控的部分”，然後通過一系列行為步驟和自我監督來改變自身，從而避免計較制度上的不平等。

事實上，媒體、職場和政府政策中流傳的性別平等的再現，其核心要旨是婦女需要克服內心的障礙和“自己造成的”創傷，正是這些阻礙了她們變得自信、賦權和成功。關於婦女為何無法獲得高層職位、取得職場成功，最流行的一種解釋理論是冒牌者綜合徵。“哪怕已經成就非凡，甚至是該領域的專家，婦女似乎都無法擺脱這樣一種感覺：被別人發現自己的真面目——技術或能力有限的冒牌貨——只是時間問題。”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寫道。這個心理學概念時常出現在職場性別平等的政策討論，以及幫助婦女解決和克服其“冒牌感”的項目中。很多著名女演員，包括埃瑪·沃森（Emma Watson）和凱特·温絲萊特（Kate Winslet），以及詩人兼民權活動家瑪雅·安傑盧（Maya Angelou）都曾在媒體上承認遇到過這種症狀。這一解釋如此流行，以至於《赫芬頓郵報》記者薩曼莎·西蒙茲（Samantha Simmonds）暗示，英國首相特雷莎·梅要求2017年6月提前舉行大選的決定，是“我見過或採訪過的每位成功女人”與生俱來的缺陷“冒牌者綜合徵”導致的結果。西蒙茲推測：“或許她只是感覺首相併非當之無愧—感覺不算名副其實，或眾望所歸，而只有舉行大選才能打消那些自我懷疑。”（不過由於保守黨在選舉中失去了多數席位，這種推測是為了獲得信心的策略自然適得其反了。）

《向前一步：女性，工作與領導意志》， [美]謝麗爾·桑德伯格著，顏箏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6月。

因此，雖然當代婦女自我賦權的説法熱烈支持和推崇通過個人轉變來解決社會變革和性別平等問題，但對於促成宏觀制度性變革的可能，卻秉持了宿命論的態度。它們告訴我們情形不容樂觀，同時又強調“事實如此”，因此，可以對抗的主要或者唯一障礙，就在於自身。法國社會學家呂克·博爾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基亞佩洛（Eve Chiapello）稱，這種主流的宿命論意識對於資本主義的道德正當性至關重要。他們強調了文化再現在維繫宿命論意識、削弱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的作用：

各種自助和指南類書籍、電影、流行節目、社交媒體文章和應用軟件（具體例子在前幾章中討論過）似乎正是這麼做的，也就是提倡在當前秩序下做出微小改變的可行性和可取性，暗示當前秩序是唯一行得通的。它們敦促婦女通過自我調整來改變自己的想法、感受和行為，稱這一方案不僅切實可行、立竿見影，而且終將帶來宏觀上的改變。社會心理學家埃米·卡迪在其廣受歡迎的TED演講中闡述了她主要有益婦女的能量姿勢理論。正如她在其中總結的：“細微的調整會帶來巨大的改變。”

虛假希望：從微調中實現鉅變

另外，那種據説能從微調中實現的鉅變，即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實現性別平等，被説得好像不可避免，幾乎是自然而然就會緩慢、穩步發生的有機變革。這一説法在2016年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第九次《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報告發現，儘管全球女人和男人在教育等其他維度的差距正在縮小，經濟差距卻在不斷擴大。與報告發現相關的新聞標題有：“消除兩性薪酬差距可能要花170年”（《衞報》），“世界經濟論壇：兩性工資差距170年內不會消除”（半島電視台），“170年內女人收入無法超越男人”（NBC新聞），“性別平等有望到來——但要到2095年”（《每日電訊》）理論上，這份報告和相關報道的目的在於呼籲採取緊急措施，消除性別平等差距。然而，科學的、事實化的用語，以及對於兩性薪酬差距在近兩個世紀的時間內不會消失的斷言，都好像在彙報一則科學家們觀測到卻無法掌控的自然現象一樣。它把兩性薪酬差距的縮小描述為一種有機進程，會緩慢推進，170年後自然達成預期目標。

為了支持這一説法，自由民主的工業化國家目前的性別平等狀況被反覆拿出來與過去進行比較。這種歷史對比能減輕對現狀的不滿和批判，畢竟，它表明，形勢比過去好多了。這一説法將改變呈現為單向的、漸進的和穩步的，好像形勢只會越來越好；把持續平等化的勢頭看作理所當然，好像不存在進展停滯或倒退的可能性。在政策和我這些年來參加的企業性別多元化相關活動中，常能看到這種表述。在很多這類活動中，要求改變職場狀況、挑戰維繫性別不平等的規範和文化的呼聲總會被“形勢已大有改觀”的安慰“和諧”。

在我2016年參加的一次座談會上，一家全球領先公司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負責人就用了這種説法。會議主席請他談談公司遇到的性別平等難題，這位主管講了一則有趣的個人軼事：“我孩子們還小的時候，家裏養了只貓，結果我對貓很過敏。我就跟我女兒——她當時四歲——説，只能要麼我走，要麼貓走。然後她説：‘哎，爸爸，反正你也不怎麼在家嘛！’”發言人等觀眾們笑過，補充道：“[好在]從那以後形勢變了很多，那都是20來年前的事了！”

這則趣聞想説明的是，世道發生了很大變化，家庭內部已經實現了性別平等。雖然那名主管後來承認，他的公司內部存在一些持久的性別平等障礙；但他開場關於貓的故事暗示，無論當前這些障礙多嚴峻，最終都必將被克服。這位發言人和其他與會者沒有仔細探討需要克服的障礙，而是強調了一種積極、漸進改變的趨勢。同樣，在我參加的另一場職場性別平等活動籌備會上，組織者們——五名主張推進組織內部性別平等和多元化的婦女——就強調了要在活動中展現光明前途，凸顯積極變化。“為了不打擊大家的興致，我們在標題裏要避免使用‘障礙’和‘阻礙’這類措辭。”她們説，“我們應該強調，形勢在朝正確的方向發展，但還有些工作要做。”

這種強調與展現女性賦權、自信和適應力等積極品質的當代再現是一致的。想想受積極心理學啓發並以其為基礎建立的“幸福產業”（happiness industry），以及一直以來推崇寧靜、內心平靜、温暖、幸福、成功和正能量等婦女理念的新時代/自助型言論，當今無數針對婦女的信息都支持積極情緒，反對“消極”情緒，特別是惱怒、憤慨和抱怨這類。安妮—瑪麗·斯勞特在性別平等論爭中的表現，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趨勢，反過來也推動了它。

美劇《九個完美陌生人》劇照。

正如凱瑟琳·羅滕貝格指出的，斯勞特在其多次被人們引用的文章《我們為什麼不能擁有一切》中詳細闡述了她的性別平等計劃，後來又擴寫為《未竟之業》一書，但整個計劃的立基都是要求中產階級白人婦女“通過平衡工作與生活來實現幸福，而平衡本身就是婦女進步的標誌”。對積極態度和正能量的強調，也體現在對非白人職業婦女的勸勉中。例如，美國黑人職業婦女組織（US Black Career Women’s Network）“致力於非裔美國婦女的職業發展”，並將“黑人職業婦女”定義為“自信、堅強的黑人婦女”，儘管面臨諸多挑戰，她們“仍舊秉持積極的心態和形象，建立社交網絡，追求職業發展、教育和指導，以期實現自己的目標”。廣告、社交媒體、女性雜誌、自助書籍、應用軟件和其他媒體中類似的呼籲，也套用那些誘導女性熱愛自己、讚美自己的“勵志”格言。“找到你的熱情所在，創造你熱愛的生活”（見伊萬卡·特朗普《職業婦女》第一章），“相信自己，否則沒人會相信你”， 諸如此類。

這種對積極情緒和積極心態的讚揚和支持，以及相應對消極情緒和想法的否定，與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話語轉向“當下”的勢頭密切相關。諸多誘導婦女“活在當下”的自助類文章、博客和信息都佐證了這點。例如，在《職業婦女》中，伊萬卡·特朗普就敦促婦女“聰明地把握當下”，而不要徒勞無功地追求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類似地，蘋果公司零售部門的高級副總裁、博柏利（Burberry）前首席執行官安傑拉·阿倫茨（Angela Ahrendts）也在“商界領袖與女兒們”（Leaders & Daughters）建議網站上勸導女兒們“永遠要活在當下”。凱瑟琳·羅滕貝格通過分析兩個點擊率很高的“媽咪博客”——博主是放棄在企業蒸蒸日上的職業生涯的美國婦女——顯示了女博主們是如何翻來覆去地表達享受當下、把握眼前、充實而有意義地過好每一刻的願望的。這一願望與當代流傳廣泛的幸福與平衡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羅滕貝格認為，“活在當下是對現狀進行情感投資”，因此，轉向當下既掐滅了設想另一種前景的可能性，也排除了為創造更平等的社會提出具體要求的念頭。

甚至對大眾女性主義及其鼓吹的婦女賦權持批評態度的觀點，也往往帶有形勢在進步、改變乃大勢所趨的意味。例如，蕾切爾·阿羅塞蒂（Rachel Aroseti）在《衞報》（2017年5月10日）上撰文，諷刺有些“賣弄女權思想的電視劇”，諸如網飛出品的《女孩老闆》（Girlboss），是“女性主義毫無意義的分支”。她批判《女孩老闆》建議婦女“模仿男性舉止，永遠不能抱怨不平等，而要積極加入物化自我的行列”。然而，雖然阿羅塞蒂對該劇及其賦權式的女性主義提出了批判，但她以樂觀基調收尾，與上文引述的主管的做法並無二致。她寫道，該劇通過把我們帶回“2006年的黑暗歲月”，來“提醒我們現在（多數時候）的形勢有多好”。

美劇《女孩老闆》劇照。

如今形勢已大為改觀、進步會自然發生且不可避免的理念，以及對當下的注重，目的和結果都是呼籲婦女保持耐心。關於職場性別多元化的企業和政治話語，都強調性別多元化(更別説平等)需要時間和耐心。例如，麥肯錫公司一份關於職場婦女領導力的報告引述了一家醫療器械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的話，他解釋説：“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時間和努力。”同一觀點更氣人的重申，來自國際知名西班牙建築師聖地亞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2017年2月，卡拉特拉瓦針對建築業婦女調查（Women in Architecture survey）結果顯示建築業普遍存在性別歧視的現象發表評論，力勸女建築家為薪酬平等“再等一等”。類似地，德高望重的法官喬納森·薩姆欣（Jonathan Sumption）閣下在談及英國司法體系明顯缺少多元性時説道：

原作者 | [英]沙尼·奧加德

摘編 | 青青子

編輯 | 青青子

導語校對 |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