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就不是流派的“海派”藝術,如何改變中國傳統繪畫的文化格局?

摘要:敍述海派藝術的“中國故事”。

從來就不是流派的“海派”藝術,如何改變中國傳統繪畫的文化格局?

近現代中國美術的演變,留下了諸多重要的史實。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明清以來的江南中心格局,逐漸匯聚於新興而起的國際商業都會上海。表面上,這是文化歷史的空間位移,而在深層意義上看,這意味着中國傳統繪畫在文化格局上發生重大轉型。

日前,“水墨緣——近現代海派藝術大家系列展”在中華藝術宮亮相。作為重要的學術項目,該展覽正是在這種文化語境中,為大眾呈現獨特而恢宏的學術視野,敍述海派藝術的“中國故事”。

從來就不是流派的“海派”藝術,如何改變中國傳統繪畫的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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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古開新,有力推進中國繪畫的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歷史轉型

在歷來的相關學術研究中,“海派”非流派,漸已達成共識。雖然各家結語有別,但基本可以歸納為:“海派”是一批具有共同文化情境的藝術家的指代,一種兼容幷蓄的藝術趣味和開放求新精神的概括,一種近代市民文化時尚的隱喻。從“近現代海派藝術大家系列展”的相關啓示而言,並不囿於傳統繪畫的畫種或流派範圍去認識海派藝術,而是進一步在前、後海派傳承的傳統繪畫發展領域以外,獲得新的認知與體驗。

“海派”原義意指清末民初流寓於上海、兼具同鄉關係的畫家羣體組合,發生了歷史的沿革。就繪畫領域而言,“海派”稱謂基本確立,並沿用至今。具體説來,即以國畫名家為中心,圍繞傳統文人畫趨時務新的革新之風,相應產生了約定俗成的思維定勢。沿革至今,成為身居海上開放之地,力改前時國畫糜弱之氣的寫照。“海派”之義,也從文人畫筆墨形式本體,引伸和擴展為一種寬容而開放的文化精神。

任伯年、吳昌碩、黃賓虹、吳湖帆四位大家,即是清末民初海派藝術的代表人物。他們在對傳統中國繪畫的學習和延承基礎上,師法古人,博採眾長,呈現出借古開新的藝術面貌。任伯年擅長描繪現實題材,其繪畫融合市民審美趣味;吳昌碩以金石入畫,且大膽運用濃麗色彩;黃賓虹早年繪畫以疏淡清逸為特色,晚年畫風則為“黑、密、厚、重”;吳湖帆畫合古今中西之法,立體感強,設色明快,墨筆烘染,有煙雲蒼茫、泉石浩蕩之致。四位藝術大家的繪畫風格雖有所差異,但共通之處在於保存傳統藝術民族特色的基礎上推陳出新,而力避陳陳相因,成功地適應了新時代地生活方式與藝術文化思潮,有力推進了中國繪畫的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歷史轉型,不失為海派藝術的集大成者。

海派美術之變遷,與近現代、現當代中國美術發展命運相連。上海在中國近代美術的發展演變中,以上海為中心的前所未有的移民社會及其文化環境,形成一種重要標誌。這些文化融合的關係,在特定的歷史時空匯聚於海派藝術之中,都在中西兼容、雅俗共賞的氣氛中出現諸多歷史跡象,體現了海派畫家已經具有了“古不乖時,今不同弊”開放思想。中西繪畫在傳統而來的“持久的對話”中,出現了新的交流跡象。使得矛盾對立的繪畫語系發生着契合,這取決於海派之風中非排它性的文化寬容態勢,和近代商埠繁榮之下的人文心理相適應。在“雅俗共賞”的標尺下,漸而調整了原有封閉的審美心態。因而,這種中西兼容、雅俗共賞的畫壇現象,導致對於海派繪畫的重新認知和文化思考。這也是“近現代海派藝術大家系列展”給大眾的一種啓示和發現。

從來就不是流派的“海派”藝術,如何改變中國傳統繪畫的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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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兼道,實則是對於藝術之“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思考與融合

20世紀以來,中國畫壇出現了種種關於中西融合的觀念和實踐,在中國畫的中西融合方面,取西畫寫實主義來改造中國畫,使中國畫具有描寫現實生活的能力。在西畫的中西融合方面,一者注重西方表現性語言與傳統寫意的結合;另者側重西方寫實性語言與傳統寫意語言的結合,由此形成了中西融合的主線,從中體現出應有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這是中國美術在現代西學東漸社會情境之下自覺對應的結果,也是20世紀西畫東漸在文化移植之中所作出的現實選擇。

海派藝術名家的“中西融合”之道獨具特色,其中可推林風眠和劉海粟為代表。林風眠先生認為東西方藝術“因相異而各有所長短”。在繪畫上,他潛心研究中國畫的新風格,一方面立足於中國傳統民俗文化,另一方面運用西方繪畫之技巧,在領悟東西方藝術的精髓之餘,實現了中西融合。劉海粟先生受康有為影響,認為“閤中西而創藝術之新紀元”。其中西兼道不僅體現在繪畫創作上,還體現在藝術教育思想之上。繪畫上,劉海粟取東西方藝術之表現主義的傾向,用筆強勁有力,色彩豪放,濃烈。除此之外,劉海粟在本身就源自於西方的藝術教育上,也頗有建樹。

縱觀兩位大師的藝術生涯,林風眠之中西兼道是一種內省和冷靜,而劉海粟的中西兼道更體現出一種熱情與豪放。大家之作所呈現的海派藝術中的中西兼道之風,實則是對於藝術之“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思考與融合。

深入關注近代上海畫壇的興起和發展歷程,可以看出,海上繪畫不是單純在傳統基礎上的延續、發展和變革,它是中西文化撞擊和影響下的產物。它在同一時代背景、地域氛圍、文化因緣孕育下生成,也形成了鮮明的共性。這種共性,就是在西學東漸的近代文化情境中,所形成的近代城市的商業文化和移民文化特質。作為上海文化特質在世俗化、商業畫和多元化的氛圍中獲得了新的歷史表現。“近現代海派藝術大家系列展”所列名家力作及其相關文獻,逐漸將觀者的注意力和思考點,引向中西文化融合語境中的前後、內外的範圍。這啓示大眾在傳統藝術延續的縱向座標的同時,還應該構建起一種的中西文化對話的橫向座標,以為完整地通過中國近現代中西融合的前沿區域的前後海派、內外海派的共生制約的現象,並以此為學術向度,進行相關外來文化對中國美術本體建構影響,以及中國現當代美術話語體系自覺完善的思考。

現代標程,對於中國傳統美術的現代化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

20世紀初,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浪潮中,呈現出國內學子留學海外的趨勢。歷經了先聲、醖釀和開拓的歷程。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逐漸形成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西洋畫運動的鼎盛之期,出現了以振興中國現代藝術為理念的現代藝術探索。

以留歐與留日藝術家為主體的創作羣體,依託專業的美術院校和西畫團體,構成了海派藝術新的時代標程。他們從教學實習和創作研究,全面展開中國現代美術發展的縱深格局。吳大羽、倪貽德兩位大家即是一種卓越的代表人物。他們都曾於20世紀20年代留洋,在此過程中受到了西方現代主義美學的影響,將背景、流派迥異的風格化相糅合,其作品洋溢着濃厚的現代主義色彩和精神。

歷史證明,一味模仿、追隨絕不是改革中國傳統繪畫的正道。因此,他們在吸取西方現代藝術之精華的同時,又強調融民族藝術特點及其美學思想。強調兼容幷包、中西融合,從而創作出眾多具有深厚底藴和形式美感的作品。兩者在藝術實踐與理論方面都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對於中國傳統美術的現代化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

事實上,文化的識別性,時常與在地的藝術家的藝術個性和形式風格一脈相承的。20世紀以來,海派繪畫的相關趨時務新、兼容幷蓄的藝術探索,不失為重要的新興藝術的演變基因。在經歷20世紀中後期的主題性藝術影響之後,寫實繪畫在20年代70年代後期、80年代初期的上海畫壇仍是需要完善和突破的領域。在諸多藝術家的努力之下,逐漸形成了海派繪畫語言探索的多元化格局,是海派繪畫的一種成功和復興的希望。這種希望所在,正是彰顯藝術多元互補、兼容清雅的品格,意味着海派文化基因,凝練濃厚的“新興藝術”的人文品質,以“大寫海派”的氣度和格局,形成具有海派精神和新時代風貌的“大美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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