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隨着進京人員的不斷增加，住宿在形式和內容上也發生了變化。如有什麼“狀元吉寓”，官員“驛館”及內外蒙古進京的王公大臣及商人的“內館”、“外館”等，乃至招待漂洋而來的洋人也有了“會同館”。外地進京公幹的各級官員，不會去住“雞毛小店”、“大車店”，也不喜歡住“驛館”、會館，官品大的人選擇住在廟裏，故有了“廟寓”之説。
法源寺
“廟寓”的歷史十分悠久，元曲《西廂記》和小説《兒女英雄傳》的故事都發生在廟裏。清光緒年間李虹若著、多次再版的《朝市叢載》，是一本很生動的北京旅行指南，書中就記錄了北京開設有“廟寓”的31處寺廟。1923年由徐珂編纂的《增訂實用北京指南》中，列舉了北京有“廟寓”的寺廟146處。能辦廟寓的寺廟都是有些規模的，清代有賢良寺、法華寺、法源寺、慈雲寺、柏林寺、水月寺等大廟。那些遍佈城鄉的土地廟、財神廟、城隍廟、火神廟等，即便香火旺盛也沒有廟寓，因為廟小房少。到了民國期間，來京人員增多，像土地廟之類的小廟也開設廟寓，據記載在1923年時至少有五個土地廟有廟寓；火神廟有四家有廟寓。北京的關帝廟都不大，但至少有九家設了廟寓。土地廟、火神廟、關帝廟的客人以普通老百姓為主，多為做小買賣的。小廟開辦廟寓時，北京已有了不少大旅館，達官貴人和富賈是不屑於住廟裏的。
早期的廟寓交通方便，像賢良寺、法華寺等離東華門很近，便於住在這裏的封疆大吏、外省總督等進宮議事辦公。賢良寺在東華門的金魚衚衕附近。《天咫偶聞》雲，賢良寺系“怡賢親王舍宅為雲”，“以其地近東華，外省大吏入覲，輒喜駐此”。大廟有規模且清靜，“寺復層瓦雲構，閒院花飛。粥鼓晨寧，爐煙畫靜。地無人跡，竟日苔封，洵精藍也”。李鴻章是晚清的封疆大吏，又在直隸、兩廣當過總督，他不想住在驛館裏，在京也沒有房屋，每次來京都要住在賢良寺內。1900年庚子事變時，清廷召李鴻章進京與洋人交涉，他就住在廟內，並在廟內設了辦公處，是與八國聯軍討價還價的地方。
圖為李鴻章（前排右二）代表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簽訂《辛丑條約》
賢良寺內曾有山門、碑亭、經樓、大殿等，其中有乾隆御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碑。現今廟不在了，御碑已遷到五塔寺，其廟在歷史上的故事，不可忘卻。
法華寺在北京至少有三處，其中有故事的是東城報房衚衕的法華寺。此法華寺建於明代景泰年間，是太監劉通、劉順兄弟“舍宅為寺”，被稱為“其巨為東城諸剎之冠”，大廟有大殿五重，建制雄偉。廟寓設在西院，即海棠院。海棠院內“海棠高大逾常，再入則竹影蕭騷，一庭淨綠。桐風松籟，暢入襟懷，地最幽靜”。因“地最幽靜”是達官貴人常住的地方，是北京許多歷史事件的見證。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恭親王等負責與洋人交涉的官員，在廟裏設“巡防處”，白天談判，晚上入住海棠院。他們在這裏簽了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和議既定，諸大臣於此延見洋人，是為京師交涉之始”。
廟寓存在的原因很多。學者方彪在《九門紅塵》中雲：“京師有‘寺廟甲天下’之稱，僅佛寺就有一千餘所。大中型的寺廟不但建築規模壯麗，而且寺內環境舒適，翠柏修竹，勁松古梅交映成趣，誠有鬧市園林之雅。客房之中軒敞別緻、窗明几淨，可謂士人之居。齋堂素餐，清淡可口，實勝過市廚之味，於是封疆大吏們進京之後紛紛擇廟而居。”
最高檔的廟寓則屬設在寺廟中的“行宮”了，京郊的卧佛寺、潭柘寺、萬壽寺、慈雲寺等，都曾有皇上的“九龍寶座”，供皇帝旅途中休息。萬壽寺則是慈禧去頤和園必經之路，廟裏有供她吃飯、喝茶和抽鴉片的場所。後來廟寓漸漸衰落，原來住客人的殿堂房舍多改為停靈處。賢良寺、法華寺先後開設了殯儀館和停靈處，差不多營業到上世紀50年代初。
萬壽寺
廟寓與旅館相比有些“清規戒律”，通常不接待女眷，除茶水、素齋外，不提供葷菜和酒。房客所付的房租稱“香火錢”，收多收少因人而異。李鴻章、袁世凱等大吏住在廟裏，所施捨的“香火錢”是很多的，故而許多僧人背地裏稱他們為“財神爺”。
開辦廟寓的寺廟，一般都是由小和尚、小道士充當服務人員。有些經常住廟的官員會帶僕人之類人員，因此廟裏不用外人。北京常年有廟會的大廟，如隆福寺、護國寺、白塔寺等，一般不設廟寓。一些設廟寓的大廟，如長椿寺在民國時還裝了電話，足見生意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