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説：伍漢霖編撰新書時查閲資料 採訪對象供圖
前幾天，上海海洋大學鍾俊生教授來到醫院探望已經87歲高齡的恩師伍漢霖，併為老人準備了一份特殊的教師節禮物——一本剛剛收到的、中國農業出版社寄來的《中國海洋及河口魚類系統檢索》樣書。病牀上的伍漢霖戴上老花鏡，激動地撫摸着封面上“伍漢霖 鍾俊生 主編”這八個大字，難掩自己的喜悦：“十年了，在我有生之年，能完成這件大事，真是不枉此生了！”
厚厚的圖書，凝聚着老人家晚年的心血。他領銜並召集了我國的14位魚類學研究者，考證了中國的3711種海洋及河口魚類，分工編寫。“這本書的完成，是魚類學研究的一件盛事，對全面瞭解我國海洋及河口魚類多樣性和分佈具有重要現實意義。”鍾俊生説。
一封求教信連起跨國情
少為人知的是，伍漢霖是日本2019年退位的明仁天皇的好友。四十年多來他曾先後五次訪問日本，受到明仁天皇的12次接見。這段跨越國界的友誼，得從一封漂洋過海的求教信説起。
上世紀70年代，伍漢霖所在的上海水產學院接到了編寫《福建魚類志》的任務，他負責蝦虎魚的部分——這種呆頭呆腦的小魚，是魚類中最大的家族。這可那會兒，國內缺乏相關書籍，也沒標本，研究進展緩慢。翻遍了學校圖書館，伍漢霖終於發現，日本有一位叫明仁的學者，自1964年後開始發表有關蝦虎魚的論文，這讓他異常興奮。
1979年，“科學的春天”到來後，伍漢霖通過學校給明仁寫了一封求教信。兩週後便收到了回信。當時還是親王的明仁囑託侍從官給這位中國同行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不僅回答了伍漢霖提出的問題，還表達了加強聯繫之意。此後，兩人多次書信往來，交換資料、討論學術問題。
“1990年，明仁天皇寄給我62種蝦虎魚類標本，供我研究和編撰中國動物志（魚類）所用。這些標本僅日本產出，不少還是稀有種類，彌足珍貴。”時至今日，伍漢霖仍記得與明仁天皇交往的點滴。是什麼讓伍漢霖和明仁天皇保持了那麼長時間的友誼？在伍老看來，答案其實也很簡單。“一是要以誠待人，有禮有度；其次要時刻保持對學術求真的態度。”正因如此，兩人沒有因國別和身份不同而產生隔閡，在魚類學研究中成為彼此值得信賴的學術夥伴。
一本魚類的“新版現代漢語詞典”
我國魚類物種多樣性極為豐富，以致種類鑑別和形態描述技術難度很高。儘管魚類分類學研究隊伍規模逐漸壯大，但由於資料分散、統計收集難度大，以致整合中國魚類系統分類學工具書這項工作一直乏人問津。與之相對的是，業內卻亟需一本系統的“魚類詞典”。
彼時的伍漢霖早已從上海海洋大學退休，正是頤養天年、含飴弄孫的年紀。可老人家放不下的，是當年考入水生生物專業的初心：“摸清中國的魚類種數，為它們立個名。”他叫來了自己的弟子鍾俊生，開始行動起來。
“這是一項異常艱苦的工作，我們就像編寫魚類的‘現代漢語詞典’，當讀者想要認識或判斷某種魚的時候，就可以從這本書裏檢索。”鍾俊生告訴記者，“讀者能對每種魚以最直觀的形態鑑別特徵進行檢索，我們還詳細描述了魚兒的生活習性、分佈、經濟價值等。”
這本“魚類詞典”的編撰，還是一場魚類學研究的國際大聯動。伍漢霖帶領的團隊，與日本高知大學著名石首魚類專家佐佐木博士合作，重新研究和鑑定了中國產石首魚類的分類、形態、分佈。對石首魚科重新研究，解決了該科以往存在的許多遺留問題。而來自英國、加拿大等國贈送的寶貴標本，為專著的完成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比較參考依據。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海洋及河口魚類系統檢索》編撰過程中，伍老積極聯絡台灣魚類學家。“由於諸多因素的影響，海峽兩岸人民對於魚類的中文名使用上差異很大。老師説，既然要編新的工具書，那就要編寫一本兩岸讀者都能接受並使用的魚類系統檢索。”鍾俊生回憶。令人欣喜的是，新書對海峽兩岸魚類名稱予以對照統一，進一步促進了魚類研究的深度交流。
春去秋來，變的是天氣和温度，不變的是執着於學術研究的摯愛和堅守。伍漢霖平日生活節儉簡單，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研究當中。兩年前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前夕，在接受了新民晚報的專訪後，伍漢霖謝絕了紛至沓來的媒體，仍然閉門苦修魚經。
“伍老一直在爭分奪秒地編著這本書。這是對我們多年學術研究的一個總結和提升，也是一個育人的過程。”鍾俊生表示。當眾多學者遞交初稿後，他所授課的《魚類學》班上的一位學生主動請纓，花了整整一週時間，按分類系統將所有書稿整合排版形成了這本書的雛形。“這本書也記載了他們的成長，也可以説是我們幾代師生努力的結晶。”
看着護士傳來的病房裏伍老戴着眼鏡朗讀新書的視頻，鍾俊生和同學們的眼眶濕潤了。不過很快，大家笑了，笑得很燦爛。
新民晚報記者 郜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