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旅行史(三)：灞橋為何成為分手聖地？離別一定要潸然淚下？

古代中國的長途旅行，往往要付出極其高昂的時間成本和金錢儲備，因此中國古代旅行的第一幕往往總是以“鄉愁”起步，由此產生了多種多樣的古代送別儀式。這些送別儀式或者悽楚動人，或者激昂熱情，然而都折射出中國古代旅人與家人、朋友分別時的五味雜陳，同時也間接折射出中國古代旅行文化的豐富多彩。

一、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灞橋折柳

在長安城眾多橋樑之中，位於城東的“灞橋”成為了秦漢時期旅人與家人分手時的著名打卡勝地。據《三輔黃圖》記載：

“灞橋，又作‘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王莽時灞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灞橋所在位的位置正好處於漢唐時期政治文化中心向東的交通咽喉之上，故而人們經常在這裏送別即將遠行的親友，與即將遠行的旅人分手告別，久而久之，這裏就成為了旅人與親朋的“分手聖地”。

而灞橋的別名又被稱之為“銷魂橋”。五代文學家王仁裕在《開元天寶遺事》之中曾經這樣記載道：

“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為離別之地，故人呼之為‘銷魂橋’也。”

為何灞橋又被稱之為“銷魂橋”呢?有學者認為“銷魂”一詞出自南朝梁著名辭賦家江淹的《別賦》：“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以“黯然銷魂”來概括人生離別之情，可謂是極其具有代表性的成語，故而灞橋也因為江淹的這句描述離別之詞而染上了一絲惆悵。

漢唐時期的人們除了喜歡前往灞橋送別之外，還喜歡使用“折柳”的方式為即將遠行的旅人送上自己最誠摯的祝福，如李白《憶秦娥》：“年年柳色，灞凌傷別。”另外北宋著名文學家程大昌還認為，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詩中“渭城”、“陽關”等地正是暗合“灞橋折柳”之典故。

那麼問題來了，灞橋作為送別之地，寄託古人情思尚可理解;而小小的柳枝，又是如何承擔旅人與之間的思念之情呢?這就要從柳樹的特性以及柳在中國文字之中所象徵的含義説起了。

在中國古人的傳統詩詞諧音文化之中，柳，與“留”同音，而柳絮的“絮”，又和“情緒”的“緒”相吻合，故而古人們將旅行之前旅人與家人、朋友之間依依不捨的感情寄託在嬌柔細柳之上，以柳枝的隨風飄搖，來彰顯離別時的相偎相依之情，真可謂是再合適不過了。

另一方面，在中國傳統神秘主義文化之中，柳樹與柳木具有驅邪避害的作用。古人對出行抱有極其深刻的“出行遇兇”觀念，並且由於古代長途交通十分不便，有的時候旅程可能會長達數月甚至數年之久，因此古代旅人出遠門往往帶着“生離死別”的感情，故而送別的家人往往都會旅人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上插入幾根柳枝，作為長壽平安的吉祥物。

至於折柳的具體儀式，一般是將從柳樹上折下的柳枝分為兩段，一段送給即將出行的旅人，而另外一段自行保存下來。由於柳樹是一種十分容易成活的植物，通常插土就可成活，因此遊子們往往在到達目的地之後親手插上自己從家鄉帶來的柳枝，正所謂“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柳樹頑強茂盛的生命力，也藴含了親人們希望遠在他鄉的旅人們隨遇而安、堅韌頑強的精神寄託。

二、威嚴莊重的行神祭祀儀式

除了對旅人表示足夠的情感關懷之外，在中國古典神秘主義流行的時代，中國旅人對於行神的祭祀儀式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儒家經典著作之中所規定的禮祭形式，有不少關於不同社會等級的人們應該定時祭祀行神的規定。

在儒家十三經之一的《儀禮·聘禮》之中，我們能夠發現儒家學者關於“釋幣於‘行’”的有關記載，對此漢代著名學者鄭玄解釋道：

“‘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也。”

也就是説，早在上古時期，中國原始氏族社會之中就出現了能夠引導或者庇佑旅人的部族領袖，但是他的姓名卻未能流傳下來，故而導致中國行神的神格未能擬人化。

儘管如此，先秦時期的旅人們依然在出行之前會按照慣例舉行祭祀儀式，在秦簡《日書》之中，祭祀行神通常需要選擇黃道吉日，並且根據出行方向的不同，祭祀行神的地點也截然不同，如出行方向在東方或者南方，則“祀道左”，而出行方向在西方或者北方，則“祀道右”。由於行神又被稱之為“祖神”，因此行神祭祀儀式也被稱之為“祖道”。

以我們熟知的“荊軻刺秦王”為例，當初燕太子丹在易水之上為荊軻送行時就曾經舉行“祖道”儀式：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

從表面上來看，荊軻的易水長歌是一首激盪千古的絕唱，但實際上這首絕句是荊軻臨行祭祀祖神之後，由胸中迸發而出的豪邁之歌。

及至兩漢，當時旅人出門時所進行的祖道儀式有時會十分莊嚴而宏大。據《漢書·疏廣傳》記載，漢宣帝時期的太傅疏廣與其兄子疏受一起向皇帝主動提出辭職，請求告老還鄉，這一消息頓時轟動長安，於是朝廷的各級官員們全部聚集在長安城東門之外，為兩人舉行了規模宏大的祖道儀式。據記載，當時為二人送別的馬車多達數百輛，這些裝飾豪華的車輛全部聚集在長安城的街道上，現場的祖道儀式也洋溢着歡樂而祥和的氣息。

那麼祖道祭祀的主要內容是怎樣的呢?對此東漢文學家蔡邕曾經在他的文學著作之中留下了一篇祖道時所使用的《祖餞祝》，現摘錄如下：

“令歲淑月，日吉時良。爽應孔嘉，君當遷行。神龜吉兆，林氣煌煌。著卦利貞，天見三光。鸞鳴雍雍，四牡彭彭。君既升與，道路開張。……”

由此可見，兩漢時期的行神祭祀儀式都需要選擇黃帝吉日、天氣晴朗的天氣進行祭祀，祭祀的風氣盡管嚴謹莊重，但是卻處處洋溢着對旅途飽滿而真摯的祝福。而通過“祖道”儀式，旅人獲得了心理上的平和與安寧，從主觀因素上有助於旅行圓滿順利的完成。

魏晉南北朝時期，儘管以“祖道”為話題的古詩開始逐漸增多，但是這一時期的祖道不僅僅是一種莊嚴的祭祀儀式，還成為了當時社會名流大規模機會的一個藉口。西晉名士張華曾在《祖道趙王應詔詩》之中這樣感慨道：“軒冕峨峨，冠蓋習習。戀德惟德，永歡弗及。”可見魏晉時期的“祖道”已經逐漸成為抒發離別之情的一種習慣性儀式，而先前祭祀行神祈禱保佑旅人路途平安的美好祝願，卻被不知不覺的淡化了。

三、南北贈餞儀式之差：哭，還是不哭?

古人乘坐馬車或者徒步出行時，一路上少不了遇到各種艱難困苦的情況出現，所以除了“灞橋折柳”或者“行神祭祀”的精神祝福之外，古人們還往往採用設置酒宴、贈錢贈物等方式送別友人，這種物質化的禮俗又被稱之為“贈餞儀式”。

上文提到，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祖道”祭祀儀式的神聖性與莊嚴性開始逐漸蜕化，成為了一般性的社交活動，此時“祖道”的主要內容主要是飲酒，此時敬給旅客的酒開始愈發醇香，而敬給行神的酒卻顯得愈發單薄了。三國曹魏詩人曹植曾經在《送應氏》一文之中這樣描述魏晉時期置酒送別的場景：

“親暱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

可見魏晉時期旅人啓程之前眾人們把酒言歡、舉杯對餞的民間風俗。

那麼問題來了，在古人的贈餞儀式之中，怎樣的感情流露才算是最真摯的呢?對此魏晉時期的南方人認為，離別時一定要“涕泗俱下”，放聲嚎哭才算真情流露。如隋朝顏之推《顏氏家訓》記載，梁武帝的弟弟王子侯被任命為地方官員，在離別前，梁武帝對他的弟弟説：“朕年已老，與汝分別，甚以惻愴。”説罷便“數行淚下”。然而王子侯面對皇帝的真情流露卻反映平淡，最後“飄然而去”，結果後來就遭到了梁武帝的責罰，導致他被困江面之上100餘日無法上任。

對於南北方之間送別感情的流露，《顏氏家訓》曾經指出：“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首。”而民國社會風俗史研究專家尚秦和先生也指出，江淹的“黯然銷魂”是最為貼切的情緒表達方式，至於“必強以下眼淚”，只不過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的一種奇特風俗，這種送別感情通常只是流於形式。

從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方送別情緒差異之大可以看出，南方人與北方人之間對於行旅生活的感情體驗有着天壤之別，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當時南北方的民風不同，北方尚勇強悍，南方柔弱多情，這種地域對送別感情的影響無疑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而至於贈踐儀式的內容，在兩宋之後逐漸偏向於金銀珠寶，因為這些都是方便攜帶的一般等價物，在保值的同時也方便攜帶。如《水滸傳》之中，號稱“及時雨”的宋江曾經多次為即將出門的兄弟們準備盤纏，以武松為例，宋江曾經在酒後送給武松十兩銀子：“你若推卻，我便不認你做兄弟。”武松無奈之下只能接受這筆數額不菲的贈銀。

在踐行儀式結束、酒足飯飽之後，旅者們往往滿載着親友們的祝福與銀錢、或乘車、或徒步、或乘船，將酒席上喧囂的繁華拋在腦後，漫長、艱辛而孤獨的古代旅行生活也由此正式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