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田野到作品
考古人收穫的十年
文丨許宏
原載於《天涯》2020年第6期
2020年，高考分數不低的湖南女孩鍾芳蓉，選擇報考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一時間引來熱議甚至喧囂。有媒體希望訪談，都被我謝絕了。考古學這樣一個接近冷門的專業被炒得過熱，是件不正常的事兒。現在稍稍降温，倒是可以淡淡地談談個人的冷思考。
我1980年參加高考，是被“分配”到考古專業的。作為當時萬千文學青年中的一枚，在對這個行當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當然沒有專業感情可言，倒是剛入學就一門心思地想轉專業。但在那個處處“計劃”的年代，一個蘿蔔一個坑，“跳槽”到其他系是不可能的。無奈之下跟着走，培養間接興趣。大三的田野考古實習，對許多考古專業的同學來説是個分水嶺。要麼徹底幹傷了失望了選擇離開，要麼死心塌地地成了鐵桿考古人。本人就是後者中的一員。
後來我留校當教師，先做了四年輔導員。那時對學生轉專業的政策稍有鬆動，我對那些要走的同學已決意不再做專業教育上的“思想工作”了，反而是盡己所能，放走了好幾位。那時已感悟到，強扭的瓜不甜，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所以，站在當下的時點，從一個考古“老兵”的視角出發，我絕對不會向“鍾芳蓉們”包裝推銷自己的專業，甚至要先潑點冷水，告訴他們實情，讓他們自己去體悟選擇。現在已開始有業內的同行擔心人家小姑娘過段時間不想幹了咋辦，我們的過分熱情會不會給她巨大的壓力。這時我倒是想對小鐘同學説句話：對於人生抉擇，要跟着感覺走，跟着心靈走。要麼走下去，要麼早轉向，服從自己的心靈，就不會後悔。至於他人如何看自己，並不重要。
本來是要談新世紀這第二個十年的，開篇居然扯到四十年前去了，有點跑題，趕緊收回。想想也不算跑得太偏，説不定一個資深考古人的十年敍事，還能讓鍾同學等考古新生代，看到自己所選專業雖艱辛但又頗有收穫頗富樂趣的一面。
值得欣慰的是，作為考古人的這十年，是我田野耕耘後進入收穫季節的十年。
位於中原腹地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是1959年發現並開始發掘的，1999年遺址發現四十年之際，我接任隊長。到2014年，作為第三任隊長，我已主持考古工作十五年。當年，由我領銜主編的濃縮一系列重要發現的大型考古報告《二里頭（1999—2006）》（五卷本）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們的團隊發掘了七年多，整理編寫了七年多，可稱“十五年磨一劍”。這套報告是迄今為止中國遺址類考古報告中體量最大的一部，定價兩千元。印數一千多套就足以滿足海內外學者的需求，不必再重印了。不少朋友看了會感慨，這是典型的“陽春白雪”。在“編後記”中，我們羅列了參加資料整理和編寫工作的海內外各學科的學者，總數達六十二人，這套報告是多單位、多學科學者通力合作的產物。我近年最願説的一句話則是：“只懂考古已經搞不好考古了。”信息爆炸、學術碎片化，導致單打獨鬥的時代成為過去，我們迎來了一個合作和相互學習的時代，考古領隊必須是總策劃人、總協調人，這讓我學到了很多。二里頭遺址是公認的迄今為止中國考古學學科範疇內科技考古各“兵種”介入最多的一個遺址，《二里頭（1999—2006）》則是迄今為止我國參與編寫的作者人數最多的一本考古報告。這部大型田野考古報告集，也成為整個中國考古學學科發展與轉型的一個縮影。
考古就是一項必須靠團隊才能完成的事業。到了2019年，二里頭遺址發現與發掘六十週年之際，我又邀請中國科技考古的領軍人物袁靖教授聯合主編了集成性著作《二里頭考古六十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與此同時，我們二里頭考古隊與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聯合考古隊共同編著的四大本《洛陽盆地中東部先秦時期遺址：1997—2007年區域系統調查報告》也付梓面世，由科學出版社出版。主持二里頭都邑一個“點”的發掘，以及洛陽盆地中東部區域一個“面”的系統調查，點面結合，我作為資深考古人的田野考古生涯也就算圓滿了。
2017年，我花了將近三年時間寫就的專著《先秦城邑考古（上下編）》，由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正式出版。我自己把這部著作，看作是1990年代完成的博文學位論文《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的“升級版”。作為過了學術爬坡期、已入知天命之年的學者，可以平心靜氣地每天鑽圖書室，收集整理着附表和文獻存目這些看似與理論方法、宏大敍事無關的簡單資料，我的心境是平和的、有成就感的。當我在王府井大街考古研究所圖書室掃蕩式地掃描書中用圖時，二十多年前做博士學位論文時用硫酸紙、繪圖筆一一清繪這些圖時的場景歷歷在目，感慨萬千。變化的是時光、記錄範圍和記錄手段等，不變的是初心和執着。
如果説大部頭的考古報告是田野考古的成果，上述個人專著則是“沙發考古”式的綜合研究。如果把它們歸類為學者的“主業”的話，那麼這十年間“第二條戰線”的成果，是奉獻給公眾的作品，這是我們鑽出象牙塔，回饋社會的有效途徑。
2014年和2016年，我的第二本面向公眾的小書《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了兩個版本。有朋友説《何以中國》就是你第一本小書《最早的中國》（科學出版社，2009年）的續集吧。從某種意義上，“何以中國”就是對最早的中國如何產生的追問。如果説《最早的中國》寫的是二里頭王都這一個“點”，那麼《何以中國》則是展開了一個扇面，試圖講述二里頭這個最早的中國的由來。
説起這書的成書過程，話題要回溯到2010年，這是我的自媒體新浪博客“考古人許宏”開張的第二年。這年的11月，我在博客上推出了一個新話題——“中原一千年”，這是《最早的中國》出版後，一直縈繞於心的、解讀早期中國的一個絕好的視角。我的一個企圖是寫史，用不那麼正統不那麼凝重的筆觸、用考古人特有的視角和表達方式來寫部小史。大家都知道當今的學者像高速旋轉的陀螺，大都處於庸忙中，很難集中時間坐下來完成一本書。但像博客這樣興之所至地化整為零的寫作，還是比較現實的。
於是，在有了寫作的衝動和一個大致的腹稿後就開始了，每篇千字左右，題目隨想隨編……越寫越順暢，寫前一篇不知下一篇的題目和內容，但居然沒有什麼重複和大的改動。手頭沒有急活的話，可以平均兩三天一篇地往上貼，欲罷不能。最終，完成了五十六篇博文，從陶寺一氣寫到了二里頭。至此，“中原一千年”的穿越之旅已過半。本來其設想終點是殷墟來着，但後來的諸多雜務，導致再也提不起筆來。
許宏/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16年5月
所以，《何以中國》就是五十六篇學術博客文章的衍生產品，且如按照最初的預想，它就是個“半拉子工程”。但就是這樣一本攢起來的小書，居然成為我寫的科普讀物中最受歡迎的一本。自媒體、大眾學術讀物和純學術成果的交融互動，成就了這本小書。而讀者的認可鼓勵是我繼續為大家寫類似小書的最大動力。
與《何以中國》新版同時出版的，還有我的第三本小書《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這是一次國際學術講座的內容，在同仁的肯定鼓勵和相互切磋下，引出了一篇學術論文，最後才有了這本可以歸類為大眾學術的小書。説起來，這本小書還是有相當的專業性的。但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它居然入選了華文好書2016年度評委會特別獎。被稱為學者型書人、中國當代圖書市場的民間觀察者劉蘇里撰寫的推薦理由是：“這是一部看似小型，但以其‘大都無城（牆）’觀點必將載入史冊的大書。這一顛覆原有‘無城不郭’共識的結論，既由爬梳前人零星敍述而概其成，亦是作者二十年研究專業、審慎之總結。聯繫《何以中國》等作品，‘中原’政制於兩千年前發生重大轉型結論，亦呼之欲出。這是中國考古學界重大研究進展，以‘小書’面世，嘉惠學林，功德無量。”在我來看，這一來自體制外讀書界的評價，並不亞於官方獎項的分量。
2020年年初，突如其來的疫情使得陷於庸忙的人們得以安靜下來，我也得機完成了《最早的中國》新版的修訂和新著《東亞青銅潮——前甲骨文時代的千年變局》最後的收尾工作。至此，我的“解讀早期中國”系列作品（一套四冊）可以較完整地呈獻在公眾面前。
如果説《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是從“微觀”上升到“中觀”的範疇，那麼《大都無城》則以二里頭為起點，在對“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中，縱覽整個華夏古代文明的流變。而《東亞青銅潮》，則已不限於中國文明的腹心地區，而是對整個東亞大陸“前甲骨文時代的千年變局”做了鳥瞰式的掃描。這後二書，可謂“宏觀”和“大宏觀”的視角。如果説《大都無城》是關於“不動產”的盤點，那麼《東亞青銅潮》就是關於新石器時代末期到青銅時代初期最重要的高科技“動產”——青銅器的梳理與整合。
就這樣，一枚考古人及其團隊二十年的田野作業，在最後的十年間結下了這幾枚或大或小的果實，它們真實地記錄了我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人生軌跡。
2019年，是本人的總結之年和轉型之年。執掌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二十年，《二里頭考古六十年》一書編輯完成並出版，“紀念二里頭遺址發現6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圓滿閉幕，二里頭遺址博物館和遺址公園開館開園，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這可以看作是對自己田野考古生涯的一個交代，也是本人從田野考古人轉身為沙發考古學家甚至“作家”的一個分水嶺。隨之而來的疫情，幾乎改變了整個世界，疫情下見證歷史的特殊經歷，讓我們有了更多的思考。當越來越濃重的社會責任感被喚起，我想今後自己的作品，應該基本上是面向文化人的小書了。非虛構寫作，我願意這麼一本一本地寫下去，只要大家喜歡讀。天涯路遠，願與讀者諸君共勉。
許宏、袁靖/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9年10月
話題再回到由鍾芳蓉同學的志願掀起的一個短暫的考古學科“走紅”媒體的熱潮。要知道，我們這個年輕的學科，可是在百年前，中國面臨民族現實和認同上的危機時，以企圖解答“我是誰？中國是怎麼來的？”這樣的大問題而作為顯學問世的。它當然無法像其他社會科學的兄弟學科那樣，來時時回答社會關切的現實問題，但它以一貫沉穩紮實的氣質，低調地在做着構築人類精神文明家園的工作，在滿足着我們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在通過對長時段大歷史的揭示安頓我們的身心，通過“無用之用”使我們成為有教養的人。政治是短期的，經濟是中長期的，而文化是超長期甚至是永恆的。以興趣、恆心做着能跟永恆搭邊的事兒，不也是很高大上的嗎？
這就是我作為一枚考古老兵，要給我們這個行當寫的“正能量”廣告語，致小鐘同學等年輕同仁，致熱愛我們古代文化的所有同好們。
作者
許宏
考古學者，現居北京。
轉載自：天涯雜誌，原載於《天涯》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