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快報》網站2月25日發表題為《與印度不同，中國改造西方理念以契合自己需要》的文章，作者為印度旁遮普大學歷史系教授M.拉吉夫洛昌。作者認為，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發展中有了自己獨特的一種模式，並取得了成功，而印度卻沒有像中國那樣提煉出適合自身的發展模式，一味去模仿西方。全文摘編如下：
獨立思考而非努力達到西方期望，這似乎是中國今天呈現驚人增長的關鍵。
印度在奮力追趕時可以吸取一兩個經驗。中國和印度是兩個最古老的文明國家，也是兩個最年輕的民族國家。兩國都是在20世紀40年代末成為現代面貌。兩國都借鑑西方的範式來規劃未來的道路。
印度國內幾乎沒人研究為什麼所謂“印度民主”取得成功。如果説有什麼研究的話，幾乎所有關於印度政治制度的研究重點都是突出所謂“印度民主”的失敗之處。正如許多評論人士指出的那樣，所謂“印度民主”最失敗之處是它沒能符合西方對一個所謂“民主”國家的期望。當然，中國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因為中國只為自己的人民而生，就像它的名字所體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就是印度和中國最根本的區別。中國牢記本土需求和願望，雖然使用西方概念，但將其轉化為本土語言。印度只是努力符合西方建立的範式，結果發現自己力不從心。
典型例子是中國如何改變衡量財富的制度。20世紀80年代，中國準備放棄蘇聯的經濟模式，因為它意識到，國家控制的中央集權經濟既不能公平合理地增長，也不能鼓勵個人推動經濟增長。
中國轉而用市場價值來計算所有商品的價值，不管是有形商品還是無形商品，採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經濟成就的標準，並迅速證明中國可以獨闢蹊徑，改善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此外，這還給中國人帶來極大的心理提振。
與此同時，印度的思想階層在經濟增長不夠快的情況下，花時間説服自己和所有人相信，不存在印度民族，印度是英國的產物，是所謂“民主”的拙劣模仿者。
中國採用流行的理念，加以改造，使之契合自己的親身經驗。當中國人走上成為經濟巨人的道路時，他們實行了創造知識經濟的制度。他們沒有考慮是否有資金這樣做，而是投入大量資金進行研究，建立了自己的同行評審制度。
印度仍滿足於在知識議程中充當西方的女僕，更準確地説它沒有這些知識議程。這正是200多年前威廉·瓊斯爵士對印度的描述，當時東印度公司正在建立對印度的統治。
儘管印度人瘋狂地想脱離西方獨立，但他們似乎完全接受了這些準則和思想——即使不是實質上，也肯定在形式上。
來源：參考消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