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仇恨、和解以及對於和平的渴望，這類主題的電影已經產生了無數種表現方式。除了那些用角色的口號式台詞直接表明觀點的笨辦法，很多電影都巧妙地尋找到了小切口對接大事件。很多時候，有關戰爭/反戰的影片，甚至把戰爭徹底變成了敍述的背景和配角，而故事之針對戰時的普通生活、人的際遇以及心理的微妙變化，它同樣甚至更加能打動人心。
這部《小男孩》就是典型的這類敍述模式。故事發生在二戰最激烈的時期，從珍珠港事件跨越到美國對日本投下了原子彈。但那些宏大的事件只出現在影片人物的口口相傳和他們閲讀的報紙上。這個靜謐的小鎮中，人們都叫這個8歲的孩子“小男孩”。他始終長不高，但又不是侏儒症，醫生半是無奈半是安慰的給他起了這個綽號。他被同齡人欺負，父親是唯一的朋友。戰爭迫近，由於小男孩的哥哥是扁平足，所以父親必須去參軍。小男孩從此孤獨生活，唯一的希望就是父親能早日回家。有一天，他偶爾聽到神父説起，只要懷有種子那麼大小的信念，就能移動大山，達成願望。這句佈道的話語，讓小男孩陷入了魔障，他覺得可以憑藉自己的信念讓父親回到身旁。神父看到這一切，想幫他，就為他列出了一個行善的單子，包括為流浪漢提供居所，探望病人，等等。告訴他都做到了，就能實現願望。這個內向的孩子開始懷着信念，挑戰自我。
通過孩子作為主角反觀戰爭，是個聰明的視角。孩子最弱小，也最能激起普遍的情感，面對殘忍的戰爭機器，孩子們的舉動和信念都顯得更加令人心碎。更巧妙的是，電影設定了一個大戰爭背景下的，封閉小鎮內的仇人對決與和解模式。這個小鎮中，居住了一位移民了數十年的日裔僑民山本。珍珠港事件後，大批日裔被關進監獄重新篩查身份，雖然日後大都釋放，但因為畢竟是交戰雙方，就單單因為那張日本人的面孔，在這個特殊時刻，小鎮上的美國人都把這位山本看作仇人。這是人類的普遍情感，仇恨會驅散理性。而在影片中，神父扮演了一個超越人類仇恨的角色，他看到這一切，特意為小男孩的行善單加了一條，“和山本做朋友。”這讓整部影片變得有趣了起來，孩子必須為了達成自己更高的目標，而暫時跨越心理的屏障，他必須説服自己與這個“敵人”成為朋友，才能達成更終極的目標。而經過一次次試探，自我否定和最終的接納，小男孩做到了這一步。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對於理性的訓練，它讓人們的理性獲勝，人性迴歸。這也是影片最重要的主旨之一。這類影片的目的絕不是煽動仇恨，而是如何超越性的抵達人性和解。
戰爭會讓人們陷入黑白的兩分法，哪怕對方就是敵國的普通公民，哪怕只是長着一張敵國的臉，都會被歸納進地方的陣營，當我們在戰場以外的世俗生活也被盲目的仇恨籠罩，那種後果或許比戰爭本身更加可怕。就像我們一樣，美國人也給生活在那裏的日本人起了外號“Jap”，類似於我們説的“日本鬼子”，但最終，山本對小男孩説，“我不叫Jap。我叫山本。”他們以名字——而不是仇恨的代碼相互稱呼，那個瞬間，戰爭的歸戰爭，世俗的歸世俗，人性的歸於人性。而這其中也滲透着更加複雜的況味，山本獨居，小男孩沒有父親，他們在一起的時光成為了某種準父子的映射，當他們坐在一起吃冰激凌的時候，你會看到這樣一幅景象，兩個敵國的人，在戰爭最盛的時刻，卻互相慰藉了彼此。
這部電影中的小男孩一直相信自己的超能力，無論遭受多少白眼，也每天對着大海練習，在所有人看來，那就是痴傻，在他自己心中，那就是信念，雖然他自己並不懂得這些。
“小男孩”這個綽號是個雙關語，一方面因由小孩的身高得來;另一方面，它也是那顆原子彈的代號。當那顆原子彈爆炸的消息傳遍小鎮，人們紛紛覺得那個每天對着大海拼命嘶吼，想用超能力終結戰爭的傻孩子真的做到了什麼。小男孩的父親倖存了下來。
對於戰爭本身的影像化呈現基本上不會再有太多實質性突破，但是從人性細部展開的體查卻有着無盡的空間。這部電影里根本沒有口號，但誰都會看出和平的意義。某種程度上説，它用一個家庭的重聚，替代着寫出了戰爭的終結。戰爭與和平不是宏大而遙遠的事，無非就是一個個家庭的離散與團圓。這不分國度，人性共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