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大學時，曾經在校雜誌社裏做兼職記者。聽上去非常厲害，其實這份工作只需普通話能説得清楚，週末能抽一點時間，便可以勝任愉快。雜誌一月出一期，裏面有一個欄目，欄目名我已經忘了，總之是採訪一位學校的教職員工，把採訪稿整理出來刊登。從校長到保潔大媽都可以成為採訪對象。下面要講的一件事就是在採訪過程中發生的，時間約莫是深秋或初冬，我印象不太清。
本來，上上個月我已經採訪過一名圖書館員，這個月輪不到我採訪。不巧的是，輪值的記者不在學校，他請假了，去上海蔘加幾個面試。主管校雜誌的一位老師打電話來問我能不能代一次班，想到週末時間要被佔用，我感到有些煩躁，但似乎也沒有什麼關係重大的事足以壓倒老師的請求。於是最後還是答應下來，儘管心裏不太情願。
老師問我有沒有什麼特別想採訪的對象。這是慣例，除非上級部門有什麼指定的人，輪值的學生記者可以建議採訪對象，經主管教師同意就可以了，這樣省得額外開討論會。我沒有什麼想法，本來想請老師提議一位，但轉念一想，萬一她給我指定什麼苦差事，那就不太好。於是我想了一會説：“我這學期一門公選課的老師還不錯，人挺好，也健談。”
“是哪個系的老師?”主管老師問。
“大概是中文系?開的課是講19世紀中國通俗小説的。”
“行，那你跟老師聯繫聯繫。決定要去後問題提綱列出來發給我。”
“好的。”我掛了電話。
説實在的，我跟那位老師並不算熟識，甚至一句話也沒説過，我也談不上有多麼欣賞他，剛才一時間連名字也沒想起來。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隨口建議採訪他，大概是覺得他人看上去還和藹，這學期又教我的課，交談起來應該省力，方便我完成任務。通過郵件約了時間，週六下午去他家中採訪，如果結束的快，興許還可以回學校踢一場足球。
他家離學校不遠，騎單車二十分鐘到。騎上車的時候我才想起沒有把問題提綱寫出來，不過這關係不大。我已經掌握了把隨口聊天的內容敷衍成一篇“看上去還過得去”的採訪稿的技巧，就像把麪糰捏出褶子那樣。
作為三十四歲的男人，他顯得很從容不迫，也很平和，那種感覺不是特屬於青年到中年階段的某種穩重，也不是純粹的leisureliness，而是兩者的某種奇妙的融合。包括他的妻子也給人類似的印象，她為我們端來兩杯水，然後走出去把門帶上。她穿着米黃色的寬大T恤和白色百褶裙，不算美若天仙那一類，但眉眼看上去十分和順。
我們先寒暄了幾句，我告訴他我這學期正在修他的課。然後提到我的期中論文，寫的是《蕩寇志》中的女性角色塑造，最後得了良。他皺皺眉頭想了想，表示有點印象。我們還就此話題聊了兩句，雖然我的論文其實是上交最後期限前在互聯網上查了各類資料，才得以草就。
回想起來，我那時長期耽於某種對來日的模糊幻想中，因此讀的小説也大抵以科幻為主，而對中國古典小説則大抵興趣缺缺。其中cyberpunk的一類更是愛不釋手，只要是威廉?吉布森、尼爾?史蒂芬森的作品都要千方百計蒐集來。更時髦的還有山本弘這一類新派cyberpunk作者，當時他的作品還沒有中文版，但恰巧我當時的女友是日文系的在讀生，於是我央她每天翻譯一小段“艾碧思之夢”讀給我聽。她答應下來。
不幸的是，小説情節進展到五分之三的時候我們分手了，於是後面的情節我一直無從得知。那是一個契機，使我隱然意識到對來日的希冀是多麼不可靠的一件事，但轉向過去的昨日則更無從説起，就像我不再讀cyberpunk並不意味着我會為學分之外的因素去讀《蕩寇志》。
總之，那天與他對話的正是這樣一個為了完成任務而來，敷衍塞責的學生。接下來是正常的採訪，無甚可述之處。我問一句，他答幾句，從不節外生枝，倒顯得十分配合。我把目光投在書桌上的茶杯上。採訪如茶杯的輪廓線一樣，平滑地進行着，直到我提出一個問題。
那問題現在看來很平常，甚至可以説是過分平常，到了拙劣的程度。“到現在為止，對您影響最大的是什麼人呢?”在上一個話題無法繼續的時候，問這種問題來作銜接是很不錯的方法，類似的問題還有“對您影響最大的一件事”“一句話”“一本書”之類。這當然非常愚蠢，不過對於非專業的採訪者，倒也不可能苛求太多。回答麼，很容易猜想得到，無非是母親父親小學教師，少部分受訪者會提到外婆。好在這類問題的答案一般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在指導教師看來——因此我們竟養成了問這類問題來湊數的風氣。
他沒有馬上回答，兩手交叉着想了一會，然後放開，右手點着我面前的記錄簿，面帶微笑地説：“你回去要把這些整理成稿子麼?”
“啊，是的。”我愣了一下，説。
“那麼，現在的篇幅已經差不多咯?”
我被問得莫名其妙，看了看記錄簿説：“差不多了。老師您等一下還有什麼事情麼?”我巴不得他説還有什麼事，好讓我早點走人。
“沒有。”他説，“不過説起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我倒想起一個人。只怕不適合發表在你們的欄目上?這樣有關係麼?”
“老師您説。”我説。“説了我再看適不適合。”
“可以不記下來麼?”他指了指我手上轉着的筆。
看到我放下筆，他説：“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是一個女孩。”
“女孩?”我想起了他妻子身上的百褶裙。
好像知道我在想什麼一樣，他接着説：“不是我妻子。”片刻，又補充道：“也不是我過去的戀人。”
“您女兒麼?”我話剛出口，便自覺失言。家中並沒有小孩生活的痕跡。
“我暫時還沒有小孩呢。”他説。“不過也就在這一兩年了。”
我定定地看着他，期待他的解釋。他端起茶杯喝了口水，繼續講起來。
“説來是十幾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和你一樣——”他指指我，“在讀大學，就是這一所大學。當時應該是大三，課很少，還剩幾個學分就能畢業。父親希望我能讀研，我自己還沒有什麼打算。於是當時生活的內容也很單薄，睡覺、讀書、聽音樂、去散打社練習。偶爾也去郊遊。”
“大家都是這樣。”我説。
“是麼。總之我就這樣過着，其間交往過幾個女友，時間都不太長。事情是這樣開始的：一個星期六的中午，我去食堂吃飯，恰好遇見一個朋友，一見到我，便熱情地拉我一起吃。我們邊吃邊聊天。”
“‘噯，你和你女友怎樣?’他問我。‘上個月分手了。’我回答。聽到我這麼説，他用筷子敲敲我的餐盤説：‘要跟你介紹個新的麼?’”
“你們關係很好麼?”我問道。
“怎麼説呢。”他微微遲疑了一會，“説吻頸之交，恐怕還不到那個程度。但關係確是很好的，算是我在那個階段為數不多的朋友之一。他學電機學，我們認識的很偶然，但志趣頗為相投。我們都愛好散打，都是勒沃庫森的擁簇，都是70年代德國新浪潮電影的發燒友。當時沒課的時候，總一起到校門外的音像店看錄像來着。他最喜歡《柏林蒼穹下》，但我覺得那個很爛。”
從他寥寥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的朋友至少是個挺熱心的人。面對朋友介紹新女友的提議，他沒怎麼考慮，便答應了下來，用他的話來説，“反正也沒什麼事可以做”。於是很快，他們約定第二天晚上去一家小餐館一起吃晚飯。
第二天晚上他準時到了餐館，朋友已經在那裏了。他坐下來問道：“今天還有幾個人要來?”
“兩個。我女朋友和你未來的女朋友，哈哈。她們比賽完還要換衣服洗澡，等一下來。”
“今天有比賽?”他問，“另外一個女孩也是系隊裏的?”他知道朋友最近交了一個新女友，是學校生物系女排系隊的隊員。不過由於各種陰差陽錯，至今還沒有見過。
“是的。”朋友説，“今天應該是爭奪十六強席位，很輕鬆的一場比賽。我下午在做實驗，所以沒去看。那個女孩挺漂亮的——”説到這裏，朋友拖長語調，對着他笑笑，“她知道你的情況，也看了照片，覺得你條件還不錯，不知道今天見面感覺怎麼樣，總之要好好表現喔。”
“嗯。”他簡單地應承道。
並沒有等多久，門口傳來女孩談笑的聲音。片刻，兩個女孩在他們對面坐下來。朋友問：“今天打得怎麼樣?”
“很輕鬆呀。”一個女孩説。朋友向他介紹説，這是朋友的女友。他們點頭致意。他心裏想着：“那麼另一個就是要被‘介紹’給我的女孩了。”
“她漂亮麼?”我問道。此時我已經慢慢投入他的講述中，一時間倒也忘記了採訪和踢球。
“確實不妨稱之為美人。”他點點頭，“不過是海邊的白色鵝卵石的那種美，雖然單獨拿起來晶瑩剔透，但沙灘上全是這樣的鵝卵石，所以單是一顆也不會給人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了。頭髮比肩稍長，眼睛很大，説話很慢。現在能想起來的也只有這些。”
我感到有點狐疑，不過還是問道：“那您後來和她怎麼樣了?”
“沒有怎麼樣。我想説的那位女孩是朋友的女友。”他説。
“原來是這樣。”我説，“這樣一來感到妥帖多了。”
“哪裏妥帖?”他看着我説。
“剛才你在説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如果你要説的對你影響很大的女孩是經由他人之手介紹給你的女孩，這中間總有什麼不能原絲合縫的地方，有些古怪。如果是你朋友的女友就妥帖多了。感覺某種妥帖感把思路理順了。”我説。
“這個世界上沒有妥帖感，只有不妥帖感。”他糾正我。
對他的幽默我回以一笑，示意他繼續説下去。
他和朋友的女友當天晚上就做了愛，在某家小旅店的牀鋪上。次數是四次，對於自己的記憶，他很篤定。和任何一個大學教授一樣篤定。
“我從不承認被她吸引了。”他説，“和吸引無關。只是感到和她做愛能讓我從某種——你説的‘不妥帖’中掙脱出來。我沒有問過她的想法，不過我相信她也是這麼想的。或者毋寧説，對那時候的我來説，和好朋友的女友做愛是一種儀式，藉由這種儀式可以達到某種充盈。”
“這樣的解釋很有趣。”我説，“但從道德上來看終究是有很大虧欠的。”
“是，我知道這一點。應該説當時我的道德感要比今天的我強烈得多。但是與之相反，二十二歲的我會毫不猶豫做這樣的事，三十四歲的我就不會。這和那方面的能力無關。事實上，不要説她和我的朋友僅是男女朋友關係，就算她當時已經是別人的妻子，我照樣會和她做愛，照做不誤。我想她也是一樣。”
他們從那天以後就每週日晚上睡覺，如同常規項目一樣。他的朋友不是個細心的人，他和女友又基本不在週日約會或過夜，因此倒也基本相安無事。期間朋友還來宿舍找過一次他，説另外一個女孩對他印象頗為不錯，想約他去逛公園。他回絕了，此後見到朋友的機會也不多，音像店自然是不去了。
“但是還是想問。”我説，“為什麼不乾脆確立戀人關係呢?還是怕挖牆腳不好?就像你剛才説的道德感比今天強烈。”
他説：“你沒理解我的意思。有沒有道德感和做的事合不合乎道德感無關。或者説，這本來就是兩個向度的事情，拿當初的我來説，我雖然很有道德感，但決定做不做一件事，依據並不是道德感。並不是越沒有道德的事我越要去做，有道德的事我都不會做。不是這樣的。這是兩碼事。那時如果在街上遇到老奶奶，我一樣會扶她過馬路，遇到小偷，一樣會報警。但是做這些的時候，我考慮的不是道德，我沒有在想‘啊，我做了合乎道德的事’。就像我在牀上摸着她的背的時候，我沒有在想‘啊，我做了違背道德的事’。道德感的那把標尺在另一個向度裏。”
“那麼到底是以什麼來衡量的呢?”我問。
他沒有回答，而是自顧自地説了下去：“我和她便這樣相處着，雙方都無意改變這種狀態。開始是一直做，做到疲累的不行為止，各自睡覺。後來幾個星期，我們熟了很多，交流也變多了，要不是邊做邊聊天，要不乾脆把約會地點定在牀之外的地方。有一次乾脆一夜也沒有做，只是聊天。”
據他説，他一邊聊天一邊好好打量旁邊的女孩。長相不屬於普普通通，但也與貌若天仙無涉，不過身形發育的十分勻稱，比同齡女孩略高一點。尤其令人矚目的是一雙腿，靜止着看倒還沒什麼，但當她下牀去倒水喝時，小腿看上去就如剛剛成熟的母鹿一樣飽滿而修長，且充滿活力。
等到她倒水回來，他問她：“我下次去看你比賽可好?”
“不用啦。”她説，“八強戰已經被淘汰了，排位賽也已經打完了。”
“這樣啊。沒事，明年再來。”他伸出右手去摸她的頭髮，“你打得怎麼樣呢?”
“我在隊中是替補，打得不多。”她回答。“不太適應新位置。”
“你原來是打什麼的?”
“從高一開始打排球起，一直是自由人。直到高考結束後的暑假，突然一下子瘋長了15釐米，停也停不住。系裏排球隊選拔時，教練看我這麼高，怎麼也不讓我再打自由人。所幸排球基礎好，還是進了隊，不過被要求改打主攻。平時我懶的很，訓練去的也不多，於是至今主攻還是打不好。甚至有時要依賴副攻去得分。”
“可是怎麼會一個暑假長這麼高?”他難以置信地問道，“按照生物常識的説法，青春期的男性一年長這麼多就已經很了不起了。何況18歲的女孩，應該是快要停止身高上的發育了吧。”
“正是因為搞不清這是怎麼回事，所以我在志願裏填了生物系——當然現在仍然沒有搞清。”她喝了口水，抬起頭來，對他温柔地一笑。“總之是沒有辦法再打自由人了，當我承受完那一陣被像拉麪條一樣拉長的狂風暴雨之後，再次走上排球場的時候，我感覺到所有的用力點與重心的定位都已經完全不同了。”
“真是怪事。”我也只能説出這四個字。
“對啊，可是奇怪的還在後面呢。”他説，“首先是我遇上了一件怪事。”
“怎麼?”
“要從一天晚上説起。那天是星期天，但是我和她沒有見面，也是我們認識以來第一次星期天沒有見面。”
“為什麼?”
“她和她男友去逛商場了，剛好那天下暴雨，回不來，於是他們在外面住。這是後來知道的。我得説她還是很愛她男友的，如果像你所説的，要我和她做戀人，我怕她也不會答應。”
“怪事是什麼呢?”
“當時沒有便攜電話，但我知道她下午出去了，看窗外雨很大，料想是回不來。但為了保險，還是穿着雨衣，打着傘，下樓去我們每個星期日約定的地方——一棵樹下看了看。沒有看到人，我就回來了。到這裏都還沒什麼奇怪的，奇怪的是，一回宿舍，我就開始不停打噴嚏。是真的不停地打。”
“這不是很正常麼?”我有點不解，“淋雨感冒了呀。”
“這點雨還不至於感冒。”他説，“當然我一開始也這樣懷疑，但我很快發現有點不對。那些噴嚏裏一點鼻涕都沒有，很乾淨不像感冒時的噴嚏。更像是被什麼東西刺激了一樣，就像有一根孔雀毛伸到你的鼻腔裏去——但是又沒有這樣的東西，我也沒有灰塵過敏。我一直在打，時間由幾分鐘至幾十分鐘不等，次數由幾次至十幾次不等。排隊洗澡的時候在打，洗澡的時候在打，洗完回寢室的時候也在打。在寢室裏打有些尷尬，後來我就躲到開水房裏去打了。”
“那是夠窘迫的。”我説。
“最奇怪的事還不在這裏。”他説，“最奇怪的是，當天的零點一過，我馬上完全不打噴嚏了。一個也沒有打。”
“興許是你睡了沒感覺到?”
“不，不是。我記錄的很清楚，以當時開水房裏的鐘表為標準時間的話，我應該是當天晚上23點56分打完最後一次噴嚏，一連打了3個。此後一直到第二天的0點30，都沒有再打。我在開水房裏等到那個時候。後來我看沒打了，就洗漱回宿舍，又看了一會《人生的枷鎖》，到2點多的時候才睡。這中間一次也沒有打。此外，我記下來了那天打噴嚏的總次數，一共65次。”
在我看來他説的這些情節無異於天方夜譚，但他又説的十分篤定，令人半信半疑。看到我的神色，他坐着沉默了一會，突然一拍大腿，回頭從書桌的抽屜中取來一本記錄簿。簿子看上去已經有點舊了。
“你翻翻這個。這是我當時的記錄。”他説。
我取過簿子，翻開第一頁，上面用圓珠筆寫着“1999年12月12日，晚20時至晚24時”。下面則是一排密密麻麻的正字，我數了數，恰好13個正字。
“這是最少的一天。”他説，“你往後翻。”
我繼續往後翻，下一頁是1999年12月19日，不過時間成了“早7時至晚24時”，下面也是幾排正字，比前面一頁要多不少。
“一共292個。”他語氣平淡地説。
後面幾頁也都是這樣的情況。“所以你沒去見她了?”我問。
“嗯，有一段時間沒去。一開始的目的是想看看我的噴嚏和與她的約會是否真的存在某種確定的關聯。我雖然不是學科學的，但是按照科學的方法，一個樣本總是不夠的，要想確定這種關係，還要做多次實驗。於是下一個星期六——星期日的前一天，我設法找到她説我明天一天都有點事，不能見面了。她也沒有怎麼懷疑。”
“結果就是你的第二頁記錄。”我説。
“對，從早上七點起牀開始就一直打。”
“好神奇。”
“更糟糕的是我迷上了打噴嚏，儘管那感受實在不能説好。下個星期我也沒去見她。這回是寫了信，直接放到她宿舍的信箱裏，説明寒假前不再見面了。理由隨便找的，大致是説我再不認真複習便學分有虞。她看到信的反應我不知道，總之這學期沒有再見面。而我一到星期日就一直打噴嚏。”
“換言之，在不停打噴嚏與同女孩做愛這兩件事之間，你選擇了前者。”
“對。不過有一個描述需要糾正，這裏並不存在所謂‘選擇’的過程。從星期日和打自由人的女孩做愛轉換到星期日打噴嚏，這中間的過程無比順滑。”他頓了一頓。“説‘選擇’的話，會給人這樣的印象，好像是在兩件同等的事物之間踟躕良久，最後選擇了一件。但情形本非如此。這不是早餐麪包上抹果醬還是奶酪的問題。”
“這麼説，這些噴嚏是非打不可咯?”我戲謔地問道。
“沒錯，非打不可。不僅要打，還要把日期和次數一一記下來。寒假回家的時候我帶上了那個記錄簿，準備在家裏繼續記錄。但是我母親不太理解我，又是一個星期日，我剛打了10個噴嚏，她就拼命讓我去醫院看病。”
“其實我覺得你是該去看看。”我説，此時我大概已忘記了他是教授而我是採訪的學生。“畢竟這現象不能算正常，要是我在某天裏一直打噴嚏，我恐怕很難集中注意力做其他的事。即使沒有鼻涕，這麼多噴嚏打下來，胸腔想想也夠疼的。”
“其實不疼。”他説。“所以大概也算不上是打噴嚏。起碼從醫學上説。當時做了一系列檢查，抽血、拍X光片什麼的。在檢查過程中我又打了好幾個噴嚏。最後的結論是我的症狀不能算打噴嚏——醫生解釋了半天，什麼打噴嚏要牽動很多肌肉，這一塊，那一塊，我現在也記不清了。而我的‘噴嚏’振動要輕微很多，要是我實打實地一天打這麼多噴嚏，恐怕肌肉早就疼起來了。”
“所以最後醫生這麼診斷的?”
“他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完全不知道，説以前沒見過這種病例。好在不影響正常生活，他給我開了點普通消炎藥，不過説一般用不着吃。還説要我一有什麼變化就趕快和他聯繫。我當然是拋之腦後。”
“所以你就回去了?”
“嗯。我母親一開始也嘀咕，後來乾脆熟視無睹了。一到星期日我也儘量不待在家裏。幸好不久就回學校了。”
“有件事一直忘了問。”我説，“您現在星期日還打噴嚏麼?”
“不。”他説，“很久沒打了，其實也就打了那幾個月而已。準確地説，寒假過完回學校後過不久就沒打了，原因你應該想得到。”
“您又去見她了?”我想了一會，便抬起頭問道。
他點點頭：“對。那次也是星期日，是她來宿舍樓下把我堵住的，我感到很驚訝，因為我們因為避嫌一向不去對方的宿舍。”
不過很快他就理解了原因，原來她已經和原來的男友分手了。原因他已經忘乾淨了，只知道分手的請求是他的朋友提出的，總之她現在是自由人了。
“至少那時我們都是這麼以為的。”他説。“那天晚上酣暢淋漓地做了一次，兩個人都感到很舒服，簡直無可挑剔。”
完事後兩人靠在牀上，她端來一杯水，喝了一口後遞給他喝，説：“我準備下個星期去排球隊訓練，而且自此以後每個星期都要去。”
“怎麼這麼積極了?”他一邊用手指在對方掌心摩挲一邊問。
“教練説我可以試一下自由人，他覺得我防守位置感基礎特別好，雖然身高確實比較高，還是可以在訓練裏嘗試一下。”她對着他一笑。
“真的?那好啊，説不定明年校賽你就是主力了。”
“那次回來之後，我就計劃下個星期日問她能不能做我的女友。”他説。
“這應該是順理成章的嘛。”我説。
“不是這樣。你以後就會慢慢體會更深，沒有順理成章的事。或許唯一順理成章的便是世上並無順理成章的事。除了少部分原則的事——比如我必須打噴嚏而不與朋友的女友睡覺——所有事都是可以做選擇的。只是有小有大而已，決定是否去死是選擇，早餐麪包上抹果醬還是奶酪同樣也是選擇。”
“您和我説的大概是兩回事。”我説，“我説的是人的主觀感受，您説的是客觀的一般情況。的確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是感覺不到我們在不斷做選擇的，要不然恐怕我們的精神會感到無比疲憊。”
“這麼説我也認同。”他點點頭。“選擇塑造了我們，但真正讓我們成為我們的還是那些無須選擇的地方。譬如説，我那個星期六去找了她。”
“去她的宿舍?”
“對。當時的想法很難揣測，大概是想到她來過我的宿舍，抱着某種扯平的心態。也可能是因為我從未在星期日以外的情況見過她，既然我想令她做我的戀人，那麼我們之後就不用只在星期日見面了，因此這一舉動具有某種象徵意義。”
“的確。”
“我趁樓管大媽去吃飯時上了樓，來到她的宿舍。看到裏面的景象我吃了一驚：只有她一個人，正伏在一張下鋪上呻吟着。”
他連忙坐在牀上問她怎麼了，她只説肚子疼。但她一向不痛經，日期也還沒到。吃壞了肚子也不像，照她的説法，肚子裏竟像有什麼活物一般在跳動。
“我當時嚇壞了，連忙要帶她去校醫院，但她就是不願意，抵死要待在牀上。我看她不願意，只好先去暖水瓶裏倒熱水，一邊倒一邊納悶着，難道是我或者我朋友使她懷孕了?但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應該早就覺察到了啊。何況都做了完備的安全措施。我這樣想着，卻看到她已經從牀上一躍而起説：‘我不疼了。’”
“難道是裝給你看的?”我問。
“不像。”他搖搖頭。“她説她還是感到有活物在那裏，只不過它沒有動，而是自己在那好好待著，於是就不疼了。她説要去參加下午的訓練，我哪裏願意，還是要她去看醫生。但她説她一定要去，因為這是她第一次在大學裏打自由人，不能讓教練失望。她走出宿舍，我跟出去，我們爭執不下，到了一個路口，她竟然趁我不注意溜掉了。”
“真是固執的女孩。”
“我自然還是放心不下，於是吃了午飯後回宿舍取了單車，直接騎到排球館那裏。已經有幾支系隊在那裏訓練了，我不一會就找到了她，看上去沒什麼異樣。她應該沒看見我，於是我就站在原處遠遠地看着。不過很快事情就有些不對——她突然停下了訓練，往廁所的方向跑去。我也朝那裏跑過去。”
他在女廁所門口等了20分鐘，她走出來看到他，有點驚訝。他急切地問道：“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很好呀。”她説，帶着很自然的笑。
“肚子那裏還有不舒服麼?”
“沒有了。我想那活物已經不在了，大概死了或者跑掉了吧。”她説。“那我先去訓練吧?”
“我當時實在是反應不過來，於是木木地應承了一聲，她便去訓練了。由於當天的事實在讓人意外，於是準備好的請她做戀人的請求自然也沒有説出來。現在想起來，算是有些遺憾。”
我一愣，問道：“後來難道……”
“人應該活得好好的。”他説，“只不過第二天我準時赴約時，她並沒有出現，此後也再沒有出現。奇怪的是我那天也沒打噴嚏。她是和噴嚏一同消失的。”
“沒有試圖找麼?”我問。
“沒有，一點也沒。有什麼意義呢?”他反問我。
“你不是知道她的宿舍麼。”我説。
“我説的是有什麼意義，並非説能否找得到。這是兩碼事。”
“要我説意義我大概説不出來，但是要我遇上了這種事，我大概還是會去找。”我説。
“這世上絕大多數的事都是這樣。”他説。“因此我想與其找了之後再覺得沒意義，倒還不如直接不找。”
“道理倒的確説的通。”我説。
“不過當下一屆女排校賽開始的時候，我還是去看了我們系隊對生物系的比賽。整個隊伍包括替補席上都沒有她。”他説。
“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總之，從那以後再也沒打過噴嚏，甚至連感冒都沒有。”
“難道是把一輩子的噴嚏都預支完了。”我開玩笑。
“或許。”他認真地看着我，然後端起茶杯，把裏面的水喝盡了。
我下樓時天上烏雲密佈，騎到一半時下起了暴雨。我冒着雨騎回到宿舍，踢球自然是別想了。接下來感冒了一個星期，噴嚏打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