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後真相”這一概念的出現類似，“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一詞同樣興起於2016年的美國大選。在特朗普就職典禮上，新聞秘書肖恩·斯派塞宣稱，參與此次典禮的人數是美國曆史上最多的一次。隨後，越來越多數據戳穿了這一謊言，而總統顧問凱利安·康威對此的回應卻是輕飄飄的一句：斯派塞只不過是陳述了另類事實。
類似康威對於虛假新聞的辯護之詞無疑只是滄海一粟。自特朗普參選以來，他一直被認為是後真相時代的典型化身。而他對知識與事實的無視，也映照出美國社會日益極化的反智傾向。
奧薩·維克福什的新書《另類事實：知識及其敵人》正是為了回應與反思特朗普時期留下的這一政治遺產。在書中，她從基礎的哲學問題出發，釐清了什麼是知識、真理、信念、事實，以及為什麼並不存在所謂的另類事實。與此同時，她也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剖析了謠言與假新聞的運作機制以及我們如何在後真相時代抵抗煽動者的謠言與騙局。
《另類事實：知識及其敵人》，[瑞典]奧薩·維克福什著，汪思涵譯，新思文化 | 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12月。
原作者 | [瑞典]奧薩·維克福什
摘編 | 青青子
事實虛無主義與價值虛無主義
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讓我們聽到了很多驚人的事。一段特別讓人震驚的話出自特朗普的發言人斯科蒂·內爾·休斯 （Scottie Nell Hughes）之口，當時她在接受美國國家公共電台 （NPR）的訪談：“ 可惜，事實這種東西已經不再有了。”她這話是在回應特朗普宣稱的11月大選期間有幾百萬人非法投票的事。 關於這個斷言，不管是特朗普還是別的人，一點證據都拿不出來——如果不再有事實，證據還有什麼用呢?
瑞典也有同樣讓人震驚的例子，和2015年春天大家都在熱議的問題有關。在赫爾辛堡（Helsingborg）的一個成人教育中心，有位代課老師在講關於大屠殺的課。有個學生對大屠殺是不是真的發生過提出了疑問，老師説，課堂上不能討論這種問題，最後，這名學生被請出了教室。課後，學生越想越氣，於是，老師被叫到了學校協調人那裏,接受關於課上情況的質詢。老師大概想到會發生什麼，於是錄下了兩人的對話，錄音後來曝光給了媒體。協調人説“我們所認為的歷史，就是我們從書裏讀到的那些”，還説身為老師，面對讀了不一樣的歷史書的學生，沒有必要“用事實來跟事實爭論 ”。
電視劇《新聞編輯室》第一季（2012）劇照。
當然，很難確切知道這些話背後的意思是什麼（之後我會討論這個問題）。但先讓我們把主張不存在事實的觀點定義為事實虛無主義或否認事實。哲學家也討論事實是什麼，這就是他們的形而上學。第一章提到，事實是一種使真者，但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些使真者的性質呢?有些哲學家説，事實是對屬性的一種例示（exemplication）：桌上有一個紅蘋果這個事實，意味着“是紅色”“是蘋果 ”這兩個屬性在（這個時間）這個地點的這個物體上得到了例示。另一些哲學家則對這種關於事實和屬性的觀點持懷疑態度。哲學家也討論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不同類型的事實，比方説有心理事實，也有物理事實。當我感到疼痛時，這種痛是有可能和特定的神經生理學過程對應起來的。而我感到疼痛這個事實，是不是就和這些神經生理學過程存在於我的大腦中這個事實完全一樣呢？同樣的事實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描述。比如，你可以從主題、色塊分佈等角度來描述一幅畫。心理學家和神經生理學家則可以用不同的術語來描述同一個事實。這個理論引起了很多爭論，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很少有哲學家會完全否認事實的存在。
哲學家所説的虛無主義通常和價值有關——善與惡，美與醜。平時説話時，我們滿不在乎地把價值當作客觀存在來説。殺人是錯的，帕台農神廟很美。這麼説的時候，我們往往感到自己表達了關於事物的樣子的觀點——我們説的要麼是真的，要麼是假的，就和我們説瑞典去年的謀殺案數量，還有帕台農神廟所在地的時候一樣。然而，道德事實或美學事實是不是真的存在，還很難説。有些哲學家主張，相信道德事實或美學事實存在是個很大的幻覺。並不存在客觀上善或惡、美或醜的東西。也有人主張，用“殺人是錯的”這樣的話來描述世界，這也是幻覺：我們相信自己在做關於善與惡的事實陳述，我們以為自己説的是或為真或為假的話，但實際上，我們僅僅是在表達自己的情感，比如“ 消滅謀殺！”。也就是説，這樣並不能獲得什麼知識：沒有什麼道德信念或真值條件（只有感覺），無所謂證據，也無所謂真實性。倡導價值虛無主義的人中，很有名的一位是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價值虛無主義並沒有得到廣泛接受。許多哲學家相信道德事實是存在的（相信美學事實存在的人就沒那麼多了）。比方説，客觀上，謀殺兒童是錯的，這跟誰怎麼想完全沒有關係，道德知識即便不同於關於外部世界的普通知識，也是能夠獲得的。有個觀點很有影響力，就是我們可以通過尋找我們的道德直覺（一眼看去的對與錯）和批判性思考之間的某種平衡，來獲得道德知識。無論你對價值虛無主義持什麼觀點，事實虛無主義都顯然要激進得多。價值虛無主義者通常預設，在事實陳述和以價值為基礎的陳述間有清晰的界限，事實陳述或為真或為假（“帕台農神 廟在雅典”），以價值為基礎的陳述表達的只是情感（“帕台農神廟很美”)。
換句話説，價值虛無主義者設想有一類陳述是或為真或為假的，事實也是因此存在的。他們接着主張道德陳述不屬於這個範疇。事實虛無主義則完全不同，其基礎是根本否認事實陳述（關於世界的或為真或為假的陳述）的存在。細想其含義，你很快就會猶豫起來。地球是圓的，鬆開手蘋果就會落下，我的左膝蓋現在很疼，這樣的話應該都是事實陳述吧？還有個問題，就是徹底的事實虛無主義恐怕不能融貫。事實虛無主義者稱“事實不存在”這個事實陳述為真，這就自相矛盾了，對吧？當然，虛無主義者可以試着説，矛不矛盾並不重要。但問題在於，我們還剩下些什麼，是不是還有辦法討論這個問題。事實虛無主義是哲學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因此，讓我們把絕對的事實主義放到一邊，來討論一些與之關係密切的理論，這些理論都質疑不加反思就説“事實如何”的做法。
電影《真相》（2015）劇照。
存在客觀真理嗎？
在一些事情上，似乎存在無可否認的主觀性，與事實獨立於我們而存在這個假設並不相符。比方説，我感覺如何，似乎就取決於我和我的主觀視角。日常生活裏我們有時會説“對我來説......是真的”。這樣的説法算不算一團混亂?
我想，在此類情況下我們這麼説的意思還是挺容易理解的。 你和我可能是在討論不久之前我們都經歷過的一件事。我認為事情很讓人苦惱，而你認為沒必要為此心煩。接下來我可能會説“我跟你説真的吧”，剛才發生的事很讓人苦惱，這至少對我來是真的。我這麼説的意思是，我感知到情況很讓人苦惱——我很苦惱。我有沒有理由苦惱是另一回事。這種自我表達方式很常見，也完全合理。有些時候，關鍵問題是我們怎麼看待這件事，而不是它實際上如何。
這也適用於關於某個人生平的真相。恐怕很難有比自傳更具 誤導性的書了。自傳裏可能不會有那種關於作者在哪裏做了什麼的明顯事實錯誤。但自傳是一種故事，一種敍事，構成這個人一生的複雜事件都經過了主觀視角的解讀和過濾。敍事的主線彷彿獨立展開，這從事後的角度看或許有些道理，但其實事情發生的時候，主線不大可能像書裏寫的那麼明確。在自傳裏，彷彿這個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個目的，最終將其引向成功與榮譽，但這樣是把情況説得實在太簡單了。記憶研究也表明，我們常常被自己的記憶欺騙,即使是我們童年時非常重要的一些事件，也有可能被重新闡釋和扭曲。人在講述自己一生的時候，完全有理由強調説，這是她的“真理”，她的故事，而不是每個細節都準確的生平記述。
“一個陳述在客觀上為真，意味着它的真假不取決於我們的信念。”
那麼，我們説的客觀真理和客觀事實是什麼意思呢？有很多可以展開説的。在此我想強調客觀性的一個重要方面：一個陳述在客觀上為真，意味着它的真假不取決於我們的信念。不管特朗普怎麼看，2017年1月20日華盛頓特區下了雨這件事都是真的。關於天氣的事實不僅獨立於他的信念，也獨立於所有人的信念。在此意義上，平常我們關於物體和事件的經驗陳述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客觀上為真或為假的。我童年時發生的事、我冰箱裏的東西、觀眾的規模、2019年瑞典的謀殺案數量、氣候變化、遙遠星球上的生命，關於這些的陳述都是客觀上為真或為假的——它們的真假不取決於任何人碰巧持有的信念。 不過，也有幾類陳述的真假是取決於我們的相關信念的。舉個例子：梅拉尼婭·特朗普在總統就職典禮上穿的禮服是最時尚的。這個陳述的真假由什麼來決定呢？在這件事上，似乎某些人的信念是決定因素。如果沒有人認為她的禮服時髦（連時尚達人都不這麼認為），那麼她的禮服就不時髦。關於時尚的事實，屬於哲學家所説的“依賴於判斷”（judgement dependent）的事實：我們（或者至少是我們中間比較酷的人）相信某個東西是時髦的，這個東西因此就時髦了起來。因此，嚴格意義上，關於時尚的陳述不是客觀上為真或為假的，因為其真假取決於某些人碰巧持有的關於這件事的信念。這並不是説時尚完全是主觀的。如果我要判定緊身牛仔褲不時髦（因為我穿着不舒服），很可惜，這並不能讓緊身牛仔褲變得不時髦。也許關於顏色的陳述也類似。我説這個蘋果是紅的，我可能是錯的（也許燈光不太對，讓黃蘋果顯得像紅色），是不是人人都有可能犯錯?有些哲學家説，“蘋果是紅的”這個陳述並非完全獨立於人們的思想，因為顏色不是完全客觀的屬性，而是有主觀的成分。
在此有必要指出，沒有哲學家會認為針對所有的事物都有客觀真理。我之前提過，有兩個領域是哲學家還在討論是不是有真理存在的：道德和美學。你不可殺人，這個陳述是真的嗎？帕台農神廟很美，這個陳述是真的嗎？一個關係很近的例子是闡釋文學文本方式。對於《哈姆雷特》,有沒有唯一正確的解讀？如果有，那為什麼還沒有人發現那個正確答案，還有那麼多種彼此不相容的解讀方法？倒是存在關於《哈姆雷特》的許多事實：關於莎士比亞想要傳達什麼的事實，關於戲劇中詞語字面意思（包括這些詞在戲劇創作的年代的意思和在當代的意思——畢竟後來意思發生了許多變化）的事實，關於歷世歷代的人怎麼看待它的事實，等等。問題在於是否有理由認為其中某些事實決定 對《哈姆雷特》的正確解讀方式。對於這個文本，同時存在許多不同但同樣有根據的解讀方式，而我們評判某種解讀方式，是基於一系列多少有些主觀的標準，難道不是這樣嗎？比如説，我們想要有意思的解讀——希望能聽到一些新東西。這些東西並不是完全主觀的，有些解讀是顯然不合理的，不管解讀者的看法如何。但是，要説一個文學作品（特別是像《哈姆雷特》這麼豐富的作品）只有一種正確的解讀方式，這種觀點很難站得住腳。
電視劇《新聞編輯室》第一季（2012）劇照。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和關於口味的陳述有關。現磨的濃縮咖啡味道比速溶咖啡好，這是客觀事實嗎？西藍花很美味，這是客觀事實嗎？面對這種情況，沒有幾個哲學家會願意捍衞客觀主義。我喜歡西藍花而你不喜歡，並不代表我們中有一個人是錯的。有人將此解釋為，和口味有關的陳述既不真也不假，而只是在表達感覺。也就是説,“西藍花很美味”的意思和“妙啊，西藍花!”差不多。還有人提出，這樣的陳述裏有某種相對真理。 根據這種觀點，當我説“西藍花很美味”的時候，我的意思是“按照我的口味，西藍花很美味”，所以當我説這話的時候，這個陳述是真的,而你説的時候，這個陳述就是假的（因為按照你的口味，西藍花一點都不美味）。
一個常見的反對意見是，關於客觀真理的討論總跟某種教條主義和絕對確定性聯繫在一起。比方説，在《為相對主義辯護》（Till relativismens frsvar）一書中，（思想史教授）博塞·霍爾姆奎斯特（Bosse Holmqvist）寫道，知識、政治和宗教的相似之處是，在這些領域,“拒斥相對主義簡直成了一種教條”。霍爾姆奎斯特認為，絕對主義者或客觀主義者滿足於現狀，認為批評是“負面、導致分裂的”（p. 264）。絕對主義者在宣告普遍、永恆的真理的時候，並不考慮其社會和政治後果——他們低估了壟斷知識的危害，幾乎帶上了威權的心態。
電影《恐怖直播》（2013）劇照。
2017年4月20日的《今日新聞報》上，修辭學副教授瑪麗亞·沃爾拉特—澤德貝格（Maria Wolrath-S derberg）博士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她説，“倡導真理”的後果是加深了不同的絕對確定性之間的分裂。她一邊反對相對主義，一邊訴諸對“大寫的真理”（the Truth with a capital T）的信念，認為確定性只在數學中有，至於社會科學，我們只好接受它們“理解、討論、批判性評價的問題和真理無關”。類似的觀念，也可以在後現代主義對客觀性的批評中見到，據説客觀性和絕對確定性有關聯，也帶着權力的意味：確定的知識並不存在，宣稱具有確定 知識的人，只不過是在顯示自己的權力。
“正因為真理是客觀的，我們才無法絕對確定。”
但是，這種推論弄反了。我們相信客觀真理存在，但並不因此就具備了確定性——實際上，反過來才對：正因為真理是客觀的，不取決於我們和我們的觀點，我們才無法絕對確定。無論我多有信心，我都有可能出錯。這是反對教條主義的關鍵：需要有客觀真理存在。前文強調過，我有可能出錯，並不等於我不具備知識（如果我是對的，我的理據也很充分，那麼我就具備了知識)。但我有可能出錯，因此需要謙卑，應該願意去接受反駁，只要這些反駁確實能構成反對我立場的論證。不過，在純粹主觀的問題上，就沒必要那麼謙遜了。我覺得西藍花的味道如何，這我可不會弄錯。在這個問題上，我可以絕對確定，而原因恰恰在於，即便有關於這件事的真理，那也是完全主觀的。如果像瑪麗亞·沃爾拉特—澤德貝格説的那樣，社會議題跟真理無關，那麼也就沒有什麼可爭論的，沒有什麼需要我們通過社會辯論來批判性評估的事了。 辯論和批判性評估是為了確定我們是否有充分的理據來相信某個陳述，而這個陳述得是可以為真或為假的。
你可能會問，批評真理客觀論的人所説的“大寫的真理 ”是什麼意思？我説地球是圓的，這個陳述為真——這是大寫真理意義上的真嗎？不得不説我並不明白他們的意思。也許，他們反對的是存在“普遍、永恆的”真理（借用霍爾姆奎斯特的術語）這個觀念。然而，“普遍”“永恆”這樣的詞，含義也不明確。 地球是圓的，這是普遍永恆的真理嗎？可以説它是普遍真理，因為其真實性和説出這個陳述的人是誰沒有關係；也可以説它是永恆真理，因為其真實性和這個陳述在什麼時候做出沒有關係。不管是在中世紀還是在現在，不管是誰説地球是平的，都是錯的。我懷疑，他們談到“大寫的真理”時，並不是在討論真理，而是在討論確定性。他們以為對客觀真理的信念和絕對確定性是一回事，但就像我們之前説過的，這種推論是弄反了。
有必要注意，宣稱客觀真理存在，和宣稱作為個體的我們是客觀的，二者不能混為一談。要客觀，我們就要把信念建立在證據的基礎上——仔細考慮所有可用的證據並正確評價它們。憑情緒下判斷，或是忽視一部分證據，只選擇自己想要的證據，那都不是客觀。下一章會談到，要客觀往往很不容易。不過，這並不意味着客觀真理不存在。即便每個人在形成信念的時候都主觀到無可救藥，我們所説的某些陳述也還是會在客觀上或為真或為假。
因此，客觀真理的特點是，它們不取決於任何人對這件事的任何看法。就此而言，絕大部分經驗陳述（以及數學和邏輯陳述）是客觀上為真或為假的。然而，也有不是完全客觀的真理（比如時尚方面的），也許還有隻能描述為主觀的真理，它們完全取決於某個人的視角（比如口味方面的）。當然，從這裏是推不出普遍相對主義的，也就是認為所有的真理都取決於視角的觀點；那 需要一種不同的推理方法。
概念是純社會建構的嗎？
我們已經認可，知識是有充分理據的真信念。我們也認可，信念是一種心理狀態，具有可能為真也可能為假的思想內容。這裏説的思想內容是什麼意思呢？人們通常會説，信念通過其中包含的概念對世界做出了表達。如果我沒有“牛”這個概念，我就不能相信我面前的那個動物是一頭牛。如果我沒有“啤酒”這個概念，我就不能相信啤酒喝光了。這些都屬於我們用來給事物分類的普遍概念。有了普遍概念，我就能指着某個事物，應用這個概念了：埃利奧特是隻狗，杯子裏有啤酒。如果這個事物具有我認為它有的屬性，那麼我的信念的內容就是真的。
那麼，我們的概念從何而來？我們只能使用現有的這些範疇來分類嗎？這不就是靠社會習俗和人類的方式來構建世界的例子嗎？我們的概念和我們的語言聯繫在一起，而語言顯然是人的建構。那麼，我們怎麼能説真理是客觀的呢?
這些都關聯着後現代主義的一箇中心觀念：既然我們用來描述世界的概念是人的建構，那麼就產生了一種視角主義，即認為真理永遠是相對於某個既定（而任意武斷的）視角的真理。舉個例子，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稱，拉美西斯二世不可能死於肺結核，因為公元前1223年他死的時候，這種疾病還沒有被發現。拉圖爾提出，直到後來人們掘出拉美西斯的遺骸，用X光等現代技術手段加以檢查，拉美西斯二世死於肺結核才成為一個事實。以我們現有的概念和技術為前提，我們才能把那種細菌帶回過去，賦予他的身體一個新的屬性：肺結核。尼采顯然是這方面的先驅。在尼采看來，世界實際上是一團混亂，表面上的秩序是我們任意武斷的習俗和利益帶來的。客觀真理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們加於世界的視角（強者的視角則起決定作用）。我們發明“哺乳動物”之類的概念（分類方式），然後去檢查一頭駱駝並驕傲地説：“看哪，哺乳動物！”尼采稱，這完全是一種擬人（anthropomorphic）的真理，與世界本來的樣子無關。真正的藝術家會看透這一切，將自己從一切範疇分類中解放出來，迎接混亂。
我們的概念是人的建構嗎？這個問題很複雜。在建構什麼之前，必須先有概念。因此，在刺激物的作用之下，我們先看到一團無差別的東西，然後再決定去以某種方式加以整理，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哲學巨擘、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 （1724—1804）主張，所有思想和知識的一個先決條件是，存在某些基本的概念，能夠組織從我們感官傳來的信息。比如，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就是一切有認知能力的生物（人類和非人類）都必須有的：從我們感官傳來的信息需要根據時間和空間概念來組織。康德認為，由此看來，這些概念不是我們的建構。
當然，康德並不認為所有的概念都是必需的。大多數術語和觀念是經驗的，也就是説我們通過經驗得到它們。他的意思只是，如果要有所經驗，獲得客觀知識，就必須先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我們如何獲得和什麼時候獲得了那些經驗概念，屬於發展心理學研究的範圍。比方説，發展心理學家會研究小孩怎麼獲得最初的概念，就是那些對小孩來説很重要的範疇（父親、母親、食 物）。這些概念讓小孩能開始探索世界，以此為基礎習得語言。孩子習得語言後，具備的概念就快速增加，認知能力也因此迅速增強。學會語言後，孩子獲得了抽象概念，就是與那些不能用手指出來的東西相聯繫的概念，比如時間和數字。最後，孩子的認知能力會發展到能隨意創造新概念的程度。但這個技巧很難獲得，也不是我們所有概念的基礎。
不過，語言是人基於任意武斷的習俗建構出來的，對吧？如果語言對我們的概念那麼重要，那麼我們所認為的現實難道不就是語言的武斷創造嗎？接受這種假説的人主張，每種語言都創造了自己的概念體系，也就創造了自己的世界。如果你和我説的語言不一樣（特別是在兩種語言關係不近的情況下），我們是不能真正瞭解彼此的，我們也不是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裏的。結果就產生了 一種語言相對主義,通常稱為“薩丕爾–沃爾夫假説”（Sapir-Whorf hypothesis），薩丕爾和沃爾夫是兩位活躍於 20 世紀上半葉的語言學家。沃爾夫主要研究霍皮人的語言，他們的語言和我們熟悉的印歐語系的語言差別非常大。他得出結論：由於霍皮人的語言描述時間和空間的方式完全不同，因此他們看待時間和空間的方式完全不同。薩丕爾的思路也類似。比如他説，不同社會所處的世界是彼此區隔開的，並不是用不同方式描述的同一個世界。
現在很少有人贊同薩丕爾–沃爾夫假説。原因之一在於支持他們假説的證據很弱。比方説，沃爾夫並沒有通過研究霍皮人如何使用語言來學習他們的語言，而只是從書本上了解這門語言而已。因此，他僅僅基於語法等表面上的語言區別，就認為存在世界觀方面的重大區別。近幾十年來，認知科學家也研究了語言影響思維和世界觀的程度。比如埃莉諾·羅施·海德（Eleanor Rosch Heider）在 1972 年測試了“表示顏色的詞彙影響人體驗顏色的方式”這個假説。 她研究了新幾內亞達尼人（Dani）的語言，這種語言裏只有兩個表示顏色的詞：mili指深色，mola指淺而鮮豔的顏色。她的結論是，達尼人和講英語的人辨別顏色的方式差不多，記住顏色的能力也同樣好。後來的研究證明，語言影響思維這種説法有一定的依據，特別是在抽象概念（時間、空間、因果性等）方面的語言。抽象概念方面的語言差異對思維的影響更大，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我們無法通過與周遭環境的直接接觸來習得抽象概念。舉例説，講中文普通話的人往往會把時間想象成縱向的（從下到上，例如“上個月”和“下個月”，而不是橫向的），講英語的人就很少這樣。然而，沒有證據表明他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裏，無法理解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果花點時間把縱向的時間概念教給講英語的人，他們是可以像講中文普通話的人那樣思考的。
所以説，語言上的差異不至於使我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裏而無法彼此瞭解。概念比語言的普遍性大得多，即使我們用的術語不同，如果經過解釋和理解，差異也不是不能克服。差異並沒有那麼大。當然，對事物有許多不同的分類方法，但其中一些範疇在解釋和預測方面更有效，也因此更具普遍性。日常範疇（母親、 牛奶、樹木、鞋子）和科學範疇（比如元素和基本粒子）都是這 樣。有些範疇對解釋和預測毫無作用，比如“我星期二買的東西”。從我星期二買的東西里學不到什麼，也做不出什麼有意思 的預測（“啊哈! X是在一個星期二買的，這就意味着X同時也是......”）。而如果我把一個東西歸類為狗，就能馬上知道很多事情：它是哺乳動物，它會叫，它吃肉，它可以被人類訓練。不可否認這裏有實用的成分，因為要考慮到目的，但哪些範疇能服務於那些目的，並不是由我們決定的。
這就聯繫到了另一個要點。即使我們的概念中有任意武斷的成分，即使它們是我們“建構”出來的，也並不代表世界是我們建構出來的。如果沒有“哺乳動物”這個概念，我們就沒法想到埃利奧特是哺乳動物，但這並不代表我們的想法是真是假取決於我們自己或者只是個“視角”問題。從前，我們不認為鯨魚是哺乳動物，我們還以為它們是魚。而即便“發明”了“哺乳動物”和“魚類”等概念的是我們，我們那時還是錯了。而且，並不是我們所有的術語和概念都能在現實中找到對應。概念找不到現實對應，這樣的例子在科學史上（比如燃素説和以太） 和社會中（比如女巫）都有很多。我們在選擇術語上有一定的自由度（雖然有些範疇是完全沒法用的），但我們沒有自由來決定世界上是不是有能和這些術語對應起來的東西。即使接受語言是一種社會建構，也不代表語言所指代的（狗、檸檬、電子、麻疹等等）是社會建構。
當然，有些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建構，哲學家稱之為 “社會事實”。社會事實的特點是以人類機構的存在為先決條件：瑞典球員茲拉坦·伊布拉西莫維奇（Zlatan Ibrahimovic）進球了，我的車上保險了，8.9個瑞典克朗換1美元，如果沒有某種人類機構，沒有一套規則，上述這些事實都不可能存在。 如果人類從地球上消亡，這類事實就會消失。但並不是所有事實都依賴於人類機構和規則：那東西是狗、檸檬或麻疹，並不以人類機構為前提。社會事實也需要非社會的事實。伊布拉西莫維奇進球，有賴於關於他的身體和足球在空間中運動情況的事實。當然，如果我沒有可用的語言，就無法描述這些事實，而語言可能是一種社會建構（儘管只是可能，因為也能設想一種只有一個人説的語言）。當人類從地球上消亡，所有對這些事實的描述都將消失，但事實本身不會。即便沒有人類，即便沒人有關於它們的知識,，狗、檸檬和麻疹也還是存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確在公元前1223年死於肺結核，即使當時不可能有人知道這件事，因為那個時代沒人有“肺結核”這個概念。 某些概念很迷惑人，因為它們不僅和人類機構有關，也和我們的價值觀有關。在這樣的地方很容易出問題——它們是自然範疇，但顯然同時沾染了我們的價值觀。我們對性別的概念就是個非常好的例子。我們的價值觀塑造了什麼樣才是“真正的”女人的觀念，影響了我們給人分類的方式，從而協助維護了有害的結構。對種族的概念是個問題更大的例子：這個概念聽起來在科學上是中立的，但實際上缺乏科學依據，也滲透進了很多價值觀。近年來，哲學家對這些有問題的概念產生了興趣，新的觀念也紮根了。如果一個概念協助維護了壓迫，因而有害，那麼哲學家就應該對它加以評判，提出去除了那些有害價值觀的更新、更好的概念。
電影《聚焦》（2015）劇照。
後現代思潮與視角主義
知識是權力問題，有權力者的視角佔支配地位，這樣的觀念背後是有可資利用的洞見的。世界非常複雜，所有關於世界的描述都會漏掉一些東西，而什麼被排除在外往往跟權力有關。歷史研究就是眾所周知的例子。埃裏克·古斯塔夫·耶耶爾（Erik Gustaf Geijer）曾説，瑞典的歷史是君王的歷史,也就是説，推動歷史發展的是強有力的領袖。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歷史著作就是這麼描述歷史的，但漸漸地，這種角度受到的批評越來越多。只關注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就會將複雜的因果關係簡單化，忽略其他重要的視角。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起，我們常説要強調“人民”的視角。農奴、工人、農民的經歷是怎樣的？很快，“人民”就不僅包括男性白人，也包括了不同種族的人，還有女人、兒童、跨性別者、身心障礙者等等。在這樣的背景下，關於視角的討論是有意義的。當然，不是説這個意義只在於引入不同的視角而跟歷史的真相無關。恰恰相反，強調有許多不同的視角，是為了讓我們獲得更多的知識，瞭解奴僕、女人、兒童等等所經歷的，瞭解他們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不管出現多少種視角，世界的樣子都不會改變。
女權主義認識論也強調，要認真對待女人的知識。這不僅僅是説男人往往忽視歷史上女人的經歷，只關注男人，特別是有權有勢的男人。問題還在於，男人往往忽視女人的知識，比方説她們關於不同形式的壓迫的知識。20世紀80年代，女權主義認識論有了突破，如今已是有許多關注方向的主要研究領域了。一個頗有影響力的方向關注知識的社會維度，強調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如何影響這個人的知識和獲得知識的方式。比如，有批評者認為，傳統上男性主導的認識論過於以個人為中心，不夠關注需要協作的知識。
“你質疑對客觀性和真理的信念時，也就動搖了對充分根據和理由的信念。”
後現代思潮凸顯了不同視角的重要性，很難知道這帶來了多少正面和負面的影響。我認為，後現代思潮在一些方面造成了損害，特別是在學術界（尤其是人文和社會科學的一些領域），但其在學術界之外的影響就很難確定了。最大的危險很可能並不是人們都接受了後現代主義，開始質疑客觀現實這個觀念，而在於強調不同視角的做法讓我們更難用“這是假的!”這麼一句話來對付宣傳和虛假信息。如哲學家蒂莫西·威廉森所言，後現代思想經常被傾向於寬容的人採納。他們生怕冒犯別人，認為將信念分為真的和假的是不寬容的。問題是，這往往成為特朗普之類煽動者的煙幕。如果一切都是視角問題，那麼特朗普的視角又有什麼錯呢？在《紐約時報》哲學專欄《石頭》（The Stone）上的一篇文章中，文學學者凱西·威廉斯（Casey Williams）嘗試分析這個問題。他指出，近幾十年來，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後現代思想家宣稱事實和真理都是社會建構，主張不存在客觀知識。這些思想家會如何回應特朗普呢？威廉斯主張，他們回應的方法不是迴歸對客觀性和真理的信念，而是強調即便事實是創造出來的，也不是所有創造出來的事實都平等。這種批判性方法可以用來質疑特朗普 那個版本的現實：“我們可以問的，不是一個陳述是真還是假，而是這個陳述如何做出、為何做出，以及如果人們感到它是真的，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果。留意知識如何被創造出來、如何被使用，有助於讓特朗普這樣的領袖對自己説的話負責。”無論是從哲學還是策略的角度，這個想法都很奇怪。所有的事實都是社會建構，但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好”，這是什麼意思呢？當然，知道特朗普為什麼要發表那些關於移民、失業和犯罪數據的言論（比方説為了迎合支持者）沒什麼壞處，但關鍵是要揭示他的那些陳述沒有依據，是假的。你質疑對客觀性和真理的信念時，也就動搖了對充分根據和理由的信念，也就無從回應煽動者做出的陳述。
電影《真相》（2015）劇照。
顯然，後現代的方法也會為心懷私利的人所用，他們動搖對知識和真理的信念有自己的目的。有人説，俄羅斯的宣傳有時就會使用“不同視角”這種西方式的修辭。有理由相信，極右翼也利用了這些觀念。美國極右翼的代表之一邁克·瑟諾維奇（Mike Cernovich）的訪談提供了一個特別糟糕的例子。他經營着“瑟諾維奇傳媒”（Cernovich Media），在社交媒體上大量推送右翼極端主義觀點和另類“事實”。他的博客一開始是教人們如何向女人搭訕的，博客的名稱“危險與遊戲”受尼采的一句話（真正的男人想要最危險的玩具，也就是女人）啓發。漸漸地，這個博客成了政治博客，在2016年的時候對希拉里·克林頓大 加攻擊。瑟諾維奇散佈的虛假理論之一是希拉里已罹患晚期帕金森病。他也在幕後推動了2016大選年最聳人聽聞的假新聞之一：希拉里是一個戀童癖團伙的領袖，該團伙對兒童實行性剝削。他的目的是避免主流媒體的“敍事”，宣揚另一種世界觀：男人被女權主義者壓迫，移民正在摧毀美國。在訪談中，瑟諾維奇考慮了主流媒體説謊的可能性，然後接着説:“在有推特之前，你怎麼能知道呢？你看，我上大學的時候讀過後現代理論。如果一切都是敍事，那麼我們就需要主流敍事之外的替代選擇。”
我的工作就是研究哲學，在此我想指出，後現代主義從來都不是哲學的主流。不同地方的情況不一樣，但從全球的角度來説，只有一小羣哲學家專門研究福柯、德里達、利奧塔等比較重要的後現代思想家，絕大部分哲學家並不關注它們。哲學這門學科的主流是分析哲學，以及其中一系列（不斷拓展的）專門的研究領域，比如語言哲學、邏輯學、科學哲學、心靈哲學、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哲學等等。後現代主義對學術界的影響力主要在哲學之外的學科。後現代思維方式雖然在哲學中比較邊緣，但是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非常有影響力。未受過哲學訓練的學者雖然沒有真正理解和評價這些理論所需的工具，卻欣然接受激進的哲學理論，這在我這個做哲學的人看來很奇怪。對於自己不是專家的學科採取謹慎態度，這才是科學的方法。很有可能，他們採用後現代的思維方式，是因為這樣似乎可以在很多方面擺脱束縛，但這並不是信奉一個理論的充分理由。
原作者 | [瑞典]奧薩·維克福什
摘編 | 青青子
編輯｜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