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是一枚“畫奴”！
作者：黃偉哲
1887年，任伯年48歲，吳昌碩44歲。作為第一代海派書畫羣體的重要人物，任伯年那時早已名揚海外，任伯年潤例之高，據説一張四尺畫幾乎可以養活一家數口人一個月。求畫者紛至沓來，有人為求畫甚至要求價格翻倍，這讓任伯年應接不暇。吳昌碩還曾為任伯年刻過一枚“畫奴”大印，恰是那段時間的寫照。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年初到上海的吳昌碩生活並不理想，一度曾住在吳淞江的小船上。因為要時常到浦東作畫辦事，來往奔波，作品卻乏人問津。
難能可貴的是，當時如日中天的任伯年，卻有着扶持學子的大度和氣量。他憑藉獨特的人格魅力，號召聚集了一批有才華和底氣的書畫家，為其他畫家撰寫薦語，這裏面就包括了吳昌碩。海派書畫家藉此整合成了一個羣體，推動着海派藝術不斷成熟，為日後湧現像吳昌碩這樣的大師名家建構了一個平台。到任伯年辭世後，吳昌碩成為海派書畫新的領軍人物。
晚清“海派”畫壇有“海上三任”，即任渭長、任阜長、任伯年，其中，以晚出的任伯年聲譽最高。任伯年繪畫上極有天分，對物象的生動造型有着非同一般的把握，繪畫題材豐富，手段也多樣化。
任頤（1840—1895），初名潤，字小樓，後改字伯年，號次遠，因崇拜湖州籍畫家費曉樓後改號為小樓，別號山陰道人、山陰道上行者等，浙江山陰（今紹興）人。有極為深厚的創造精神與寫生本領，被認為是19世紀“海上畫派”的中堅。擅長花鳥、人物，其中人物肖像畫為任伯年“出自庭訓”的看家本領。
任伯年自幼受其父指導與薰陶，其父任鶴聲，字淞雲，為民間畫像師。作為讀書人的任淞雲，無做官之志，甚至對做官之人心懷鄙視，寧願開米店餬口，也不為五斗米而折腰。在其內心深處，亦不希望其子走仕途之路。任伯年因幼時家境貧寒，並未有機會飽讀詩書，只能跟隨其父耳濡目染，所學有限，文學修養上的不足或多或少地對任伯年後來在藝術領域中作出更深層次的探索與貢獻產生了一定影響，成為一份無法彌補的缺憾。
由於自幼受父親影響較深，並深受父親民間寫真術的影響，勤勞聰慧、天資聰穎的任伯年雖未飽讀詩書，卻繼承其父衣缽，將更多的時間與精力用於繪畫之中，為其今後的藝術創作打下了紮實的繪畫根基。浙江山陰、秀水等地，多有寫真傳統，為明末清初曾鯨之派緒，故而，肖像畫為任家之家傳。約十歲時，任伯年開始接受父親任淞雲傳授給他的寫真術，並繼承了曾波臣一派先畫墨骨後填彩之繪畫方法。任淞雲始終對伯年嚴格要求，家中凡是有客來訪時，若他外出，任伯年需畫下客人容貌。這為後來任伯年紮實的繪畫功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日有客來訪，恰逢任淞雲外出，伯年熱情招待客人，許久未見其父返回家中，客人便告辭離去。任淞雲回來後詢問哪位客人來訪，伯年遂將客人容貌畫於紙上，任淞雲看了之後，當即認出了客人。天資聰穎過人的任伯年在父親的指導下，加上自己的勤奮和仔細的觀察，練就了一身默畫臨寫的技藝。他善於將瞬間、動態的人物肖像定格於紙上，生動逼真。
少年時任伯年痴迷習畫，一日於家中作畫，忽聞人喊“牛打架了”，遂跑去觀看。欣賞之餘很是激動，聰明的他便撩起衣衫，用指甲繪出鬥牛場面。後以速寫形式繪出記憶畫《鬥牛圖》，以瞬間的姿態描寫於畫面且不失動感，充滿生機，頗有一番韻味。
以後多年，伯年於蕭山一帶潛心研習、作畫，浙東的山川風光與古越悠久的歷史深深觸動其心靈，啓發了他的詩情與才思，併為其後來繪畫中所表現出的濃厚歷史感做出了良好鋪墊。
技藝全面、富於創新精神的任伯年是清末上海畫壇的傑出畫家。他一生閲歷豐富，年輕時曾加入太平軍，參加過太平天國運動。1861年，李容發分別準備攻克紹興、杭州。恰巧伯年和父親也在紹興，二人相約往包村親戚家躲避戰事。
但是，任伯年在不知不覺中就被捲入太平軍革命行列。關於這段經歷，後來在任伯年的兒子任堇叔寫在伯年四十九歲時所拍攝的照片上：先處士少值儉歲。年十六陷洪楊軍，大酋令掌軍旗。旗以縱袤二丈之帛連數端為之，貫如兒臂之幹，傅以風力，數百斤物矣。戰時麾之，以為前驅。既餒，植幹於地，度其風色何向，乃反風跌坐，隱以自障。敵陣彈丸，挾風嗤嗤，汰旗掠鬢，或緣幹墜，墜處觸石，猶能殺人。嘗一彈猝至，感（通“撼”）旁坐者額，血濡縷，立殪！先處士顧無恙。軍行或野次，草由枕藉，露宿達晨。瀛糧蓐食，則羣踞如蹲鴟，此嶺表俗也。年才逾立，已種種有二毛，嗜酒病肺；捐館前五年，用醫者言，止酒不復飲。而涉秋徂冬，猶咳嗆噦逆，喘汗顙。陷赭軍時道塗霜露，風所淫且賊也。此影蓋四十九歲所攝。孤子堇敬識。
從中可知，任伯年短短數月的少年從軍經歷，使他經歷諸多苦難，身體受到了嚴重損害，從而導致他後來的身體一直被風寒與病痛所折磨。在這之後他又經歷了喪父之痛，當時太平軍撤離杭州後，任伯年立即返回尋父，不幸的是任伯年遂於清同治二年（1863）年返回蕭山。這給他的人生留下難以忘懷傷痛，同時也對他的創作產生巨大的影響。
任伯年家境貧寒，為謀求生計，1865年之後便過上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先後輾轉至寧波、杭州，後又去了蘇州等地。出身民間的任伯年從民間畫風起步，這些地方深厚的民間藝術淵源為任伯年的民間畫風提供了豐富的藝術營養。
窮困潦倒、顛沛流離的生活沒有使任伯年喪失鬥志，反而是堅持依靠賣畫維持生計，後流落至上海，自己擺攤，自畫扇面出賣。不起眼的賣畫少年每日在為温飽拼搏努力着，過着吃了上頓便無下頓的窮困艱難生活，眼看在這十里洋場的大上海難以維持生計了。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見到有二人為爭名畫家任渭長的一幅畫而吵得面紅耳赤，經打聽，畫價頗高，伯年非常感慨，頓生念頭：何不仿任渭長的畫呢？久而久之，他模仿的畫越來越逼真，人們見有名家的畫作，紛紛前來購買。這不僅解決了缺錢的燃眉之急，還有了解決生活困境的方法，地攤上的生意一天天地好起來。
時間長了，當時正於上海作畫的任渭長也得知市面上有人假借他的名在作畫賣扇。於是一打聽找到了這家扇攤，訂了五把任渭長畫的扇子。任伯年當然不知這便是任渭長本人，只顧着接生意的他滿口答應了下來。隔了數日，任渭長前來取畫，五把所謂任渭長畫的扇子一把不少如期交付。任渭長和任伯年説了幾句話後，發現自己竟然成了任伯年的叔叔了。於是大笑地拍着任伯年的肩膀説道：“那我就算是你叔叔吧。”任伯年這時才回過味來，真是弄斧碰見了魯班，羞愧得無地自容，遂伏地請罪。任渭長問起任伯年為什麼要仿冒他的畫，任伯年這才給他講了自己的處境。任渭長很是同情，又看任伯年有畫畫的基礎，表示願意收任伯年為徒。任伯年正所謂因禍得福，立馬叩頭拜師。這段經歷無疑是任伯年藝術旅途中的一份收穫。
正所謂伯樂喜得千里馬，任渭長遇見了這樣的人才自然是十分欣慰，並將徒弟任伯年介紹到蘇州賣畫的堂弟任阜長之處學畫，可任伯年僅於蘇州學畫半年便折返。重返上海賣畫的任伯年將每把扇子賣到兩百銅錢。得知此事的任阜長趕往上海，他的扇面卻僅能賣到一百銅錢，並且幾乎無人問津，一氣之下，曾為師的任阜長將硯台棄於黃浦江中。聽起來是一則趣聞，卻能從中得知任伯年到上海後畫風的變化，那時他的畫風已不再完全走陳洪綬路線，開始適應時代的需要與上海畫商的需要。在任渭長的指導下，任伯年長進很快，他的觀察能力極強，所作畫作有頗強的生命力，得自然生動之趣。未到壯年，伯年之畫已名滿江南。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任阜長感慨萬千的同時卻也無可奈何。以後的時間，任伯年一直長期寓居於上海以書畫為生，直至56歲早逝。
任伯年起初住在滬北一帶，後來境況稍好，移居城南，其住所豫園三牌樓旁有一座“春風得意樓”。每當心情不佳時，任伯年便到“春風得意樓”品茶。每當喝茶時，一邊品茶一邊精心觀察樓下養的羣羊，時間一長他筆下的羊便盡得羊之神理。後來，任伯年又買來許多雞養於屋中，雖然所住之處僅是個半間房的小屋子，但任伯年在下面養雞上面住人，久而久之又畫得雞之神態。上海的廟街上，有許多鳥肆，伯年又每天佇足觀望鳥的歌鳴，久之又盡得鳥之神態。後來，又細心觀察人們的行走情形，觀茶樓中熱鬧的景象、出遊少女的妖冶情態，默寫心記，實現了由眼中之竹至胸中之竹再至手中之竹的神妙創作過程。
任伯年的鉛筆速寫方法習慣受其一位朋友的影響較深，據沈子瑜記載：任伯年和一個叫劉德齋的人交情甚好，往來甚密。劉德齋當時是一個圖畫館的主任，這個圖畫館位於上海徐家彙土山灣，是由上海天主教會所辦。劉的西洋畫素描功夫很是深厚，對任伯年的寫生素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任每次外出，必備隨手可拿的工具，一旦見到感興趣的景物，就迅速勾勒下來。所謂拳不離手，曲不離口。正是這樣長期的觀察與動手的習慣鑄成了任伯年“盡得神理入畫圖”的繪畫之功。
任伯年的作品題材多樣，內容豐富，畫面絢麗，具有豪發、活潑、清新之筆調。上海畫家中投合時尚的最好例子莫過於任伯年，剛在上海立足的任伯年，受到商人的高度推重，“古香室”經理胡鐵梅尤其對其才華非常賞識，聘他在“古香室扇箋店”作畫，因此結識了許多名流人士與商人，對他的事業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後來畫名大盛的任伯年不忘知遇之恩，在每年十二月份均住胡鐵梅“古香留月山房”為其作畫，故收藏甚多，在故居旁構築“清蔭草堂”，號青衣農。章敬夫對任伯年最是敬重，因為喜愛他的畫，曾向任伯年索畫翎毛《五倫圖》，一直未得。直到三年後任伯年把《五倫圖》畫畢，贈予章敬夫。
此外，收藏任伯年畫的人很多，不僅有“九華堂”店主朱錦裳、銀行家陶浚宣等，還有許多外地商人。這些商人四處做生意，在他們所經過的城市將任伯年的名字傳播開來，任的名氣幾乎為整個中國南方所知。任伯年的畫名與商人的傳播密不可分，在名氣漸長的同時，任伯年也必須應付這些前來索畫的商人。《海上畫語》中記載了一事：一個廣東商人前來買畫，任伯年當年住在城北，多次欲見卻未見成。於是一次專門守株待兔，碰巧看到任伯年外出歸來，商人尾隨其後進入任家。伯年見此便讓他止步。商人也沒辦法，便離開。後此故事流傳下來，可見任伯年在繪畫方面的知名度。
任伯年之繪畫風格，反映出清末中國社會發生變故後，市民階級對繪畫藝術的審美要求。隨着任伯年繪畫名聲的增長，求畫者日益增多。據《新語林》載：求畫者踵接。然性疏傲，且嗜鴉片煙，發常長寸許，每懶於濡毫。倍送潤資，猶不一伸紙。紙絹山積，未嘗一顧。
指出山陰任伯年，繪畫名聲很大，然而他生性疏傲，又喜好吸鴉片煙，頭髮都長得有一寸那麼長了，還是懶得提筆作畫，即使潤資加倍，他也不屑一顧，紙絹像山一樣堆積在畫案上，也不正眼瞧瞧。
相傳有一日，一掌櫃派一學生拿着錢去讓任伯年作畫，學徒幾次去取，都沒拿上，因此學徒受到掌櫃的責難，學徒無奈之下大哭起來，正好任的兩位好友看到，問起緣由，就帶着學徒去找伯年，並怒斥任一番。伯年見狀，只好快速作畫。頃刻，兩扇並就。後學徒開心地回去交差去了。任伯年平日不苟言笑，對人冷淡，其實為人做事灑脱。
任伯年的肖像畫擅長突破傳統樣式中的呆板格局與姿態，善於突破傳統，將人物神情動態刻畫至惟妙惟肖、自然生動之境，形貌肖似傳神。民間對於他畫人物畫的傳説很多。
紹興城有一長相醜陋的人，一天他請很多畫家為他作畫，畫雖形象，但老闆均不滿意。後請伯年給他作畫，任為避免他的比較醜的正面臉孔，就畫了一幅側面的正在打算盤的工作肖像，可謂形神兼備，老闆看了非常滿意。任伯年所作畫可謂有道有藝，繪畫技術與精神兼得，既富含熟練的繪畫技巧，又於畫作中見神韻。
出身民間的任伯年脱離不了民間題材，他的畫作既能打破封建繪畫之中的雅俗觀，又能提高民間繪畫的品位，可謂雅俗共賞。伯年喜畫貓，一次，一人讓任畫一幅《狸貓圖》。畫了很多遍，都沒出現令他滿意的作品。後來一天晚上，他忽聽到鄰居房頂上有貓的叫聲，他正準備開窗觀看，不料貓被驚跑了。他不罷休，爬上房，終於看到了貓咪的全貌，而且看得很入神，竟然一失足而摔倒房下。鄰居得知此事，排除了他是賊的嫌疑，並把他送回家。任伯年的觀察能力強，每遇可取景物即加以勾描，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積累形象，於繪畫中時常信手拈來，得自然之妙趣。
任伯年始終不忘知遇之恩，對於任渭長一手提攜培養，伯年始終將這份恩情銘刻於心。成名後的他，對於有才的後輩也是不遺餘力地給予幫助。比如倪田未見任伯年時常因學藝不精而受王氏師父的指責。後他偶遇伯年，任得知他的境遇，較為同情，便招呼道自己家中宣傳他的畫作。倪田受很大影響，後潛心學習，終於有一天他超過了王氏。所以後有“今之學任頤者皆倪田別派”的説法。
伯年還有一位弟子叫王一亭，王的早年經歷坎坷，任在見到王和王的作品時，很是讚賞，於是就收他為徒弟。後來在任的指導下，王提高很快，他很感激伯年，為此他在任的《墨竹》題跋：“修竹數竿，任先生遺畫，清風習習，亟貌缶翁於其中。距先生落墨時已廿易寒暑矣，回首師門，清淚盈睫。”藉此來表達他對任的感激之情。
其實任伯年收的徒弟還是比較多，俞達夫就是其中一個，此外與任走的最近的要數吳昌碩，他是經人引見於任的，後拜伯年為師。在任那裏學畫的那段時間，長居任家。任伯年曾教導吳昌碩曰：“子攻書，不妨以篆籀寫花，草書作幹，變化貫通，不難其奧訣也。”吳受到任的指點，從此作畫特別勤快。他在任的教導下不斷嘗試、實踐，最終形成“形健古茂，盎然有金石氣”的藝術特點。後來兩人越走越近，在師生關係的基礎上又產生了深厚的友誼。吳常記他的知遇之恩，給予尊稱之際，還經常看望任，在任病逝後，吳悲痛難平，為老師作輓聯：
北苑千秋人，漢石隋泥同不朽；
西風兩行淚，水痕墨氣失知音。
以表達對任的敬慕之情。
1890年51歲的任伯年身體每況愈下，到1894年肺病加劇。考慮到長遠之計，他將自己歷年賣畫所積攢下來的兩三萬金交與他的表姐夫，讓替他在老家紹興買田產，但是這些錢最後被賭徒姐夫給揮霍盡了，後以假田契約糊弄任伯年。任得知此事，非常悲痛，病情加重，無心情作畫，直至秋後，他才作了幾幅遺作：《送子觀音圖》《竹澗流泉圖》和《洗耳圖》。最後他於1895年11月4日病逝，享年56歲，他的走是書畫界的一大損失，讓無數文人不禁惋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