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反叛是太多人求之不得的自由，他們不可馴服的姿態對一切既有規則帶來了威脅，讓在規則中顧影自憐、報團取暖的人們看到了一種自我解放的可能。當人們因為他們而發笑的時候，人們睏倦的精神似乎得到了一種救贖，模糊的自由也被點亮了一霎。
文丨張航
編輯、排版丨Zed
這個夏天，五條人毫無徵兆地爆火，像一枚重炮擊穿了互聯網的圈層壁壘，成為無數人共同追捧的消夏新寵。《樂夏》落幕，瀰漫一季的熱度伴隨着起卷的秋涼慢慢冷卻，五條人從屏幕上回到了演出現場，專屬於他們的熱鬧四散而去。
節目可以結束，演員可以下台，但狂歡永不散場。如今，話題榜早已換上了新的名字，不知疲憊的人們忙於下一場全新的追逐，但正是在一切都塵埃落定之後，我們方才得以獲得回味的機會。
某種程度上，五條人不僅是一支因為一檔綜藝而爆火的獨立樂隊，更是一個具有豐富意涵的文化符號，甚至一種標誌性的社會現象。他們的出圈走紅，是專屬於這個時代的魔幻現實，又在這個喧囂嘈雜的場域中安置了一架稜鏡，把看似同質化的狂熱追捧折射成不同波段的精神光譜。
可以説，閲讀五條人，閲讀追隨者的複雜心態，就是在閲讀我們當下所處的精神世界。
1.身份的魅力：爆梗之王、縣城青年與知識分子
五條人的爆火看起來有些莫名其妙。
一支樂隊，在一檔音樂綜藝上，靠着音樂之外的各種爆梗而出圈，這個略顯尷尬的事實其實恰好迎合了娛樂時代文化商品的生產和消費邏輯。
不同於帶有審美門檻的藝術形式，以幽默感為核心的“梗”，不僅是消解瀰漫於每個現代人心頭之精神壓力的良方，也因為其特殊的眾包式生產形式和強大的傳播效力，呼應着人們洶湧澎湃的社交渴望和被壓抑的創作慾望。
“注意力經濟”讓綜藝節目找到了捷徑，節目本身之外，尤其需要重視人設、劇本和話題運營，持續不斷地產生金句和“名場面”，然後導流到社交平台上進行引爆。
這也是五條人的引爆過程。突發奇想、毫無徵兆地臨場換歌，“你會找到更好的工作”，一次次淘汰與復活，仁科、阿茂各具氣質的獨特幽默感與節目組的巧妙運營相得益彰，如同一台開足馬力的造梗機器，持續投餵着飢渴的話題榜。毫無疑問，五條人就是這個夏天當之無愧的爆梗之王。
上世紀的港星氣質，飛舞的塑料袋，短褲人字拖，口音濃重的普通話，歌裏的海豐方言，一切都散發着一種可疑的市井氣息。這種與精緻、流行、國際化格格不入的“土”，讓這兩個不合時宜的闖入者成就了一種個性化的美學氣質。
這種土味氣質並非是刻意營造的人設，而是來源於他們與生俱來的底層基因。兩個在街頭販賣打口碟和盜版書的廣州“走鬼”，摸索着音樂的野路子，終於一炮而紅成為現象級人物。
他們強烈風格化的音樂作品裹挾着不可思議的草根逆襲敍事撲面而來，讓無數在無病呻吟的矯情與鮮血淋漓的現實雙重夾擊之下的年輕人找到了情感認同。
人們在他們的歌裏遇見了阿炳耀、李阿伯和阿虎等一眾小人物，在想象中與一片既陌生又熟悉的土地產生着或深或淺的精神聯結。
節目上，仁科一句“我們知識分子不打架”在網上廣為流傳，然而意外的是，人們發現他們並非只是玩笑而已。阿基考里斯馬基、庫斯圖裏卡、德勒茲、齊澤克……這些響噹噹的名字從他們嘴裏瀟灑地蹦出，這兩個縣城青年突然獲得了文藝光環的加持。
附庸風雅並不少見，文化精英的人設向來是娛樂明星們心有所圖而往往力有不逮的執念，但五條人的“知識分子”身份卻被迅速接受，除了與“縣城青年”身份的戲劇性衝突引發的獵奇心理，人們還是能夠從他們戲謔的言談和有趣的歌詞中感受到文藝的養分。
爆梗出圈後，五條人的其他面向逐漸在公眾視野中展開。無論是他們秉持的“土味美學”，還是“知識分子”的標籤，都提供了更多層次的審美體驗和身份想象。
他們對精神養分的攝取和剋制，與對“土味審美”的堅守和表達形成了自我的互文，也與粉絲們對爆梗的追捧、對縣城美學的獵奇想象以及對文化精英的鼓吹標榜構成了奇異的對照。
弔詭的是，當人們把他們的精神世界予以拆解，當作不同層次的身份符號來使用和消費時，恰恰走到了他們的對立面。
2.偶像的救贖：“不擰巴”的想象性滿足
看過五條人的對談環節或專訪的觀眾們很容易發現，他們的表情、動作、語言、神態都有一種充滿野性的自由氣質。
他們喜歡用戲謔的表達把問題拆解掉，嬉皮笑臉地瓦解一場預謀中的嚴肅交流，並用自己天馬行空的想象和無章可循的雙人默契把話題扯到天邊，玩夠了之後再把面目全非的對談拋還給提問者。他們像兩個孩子一樣無法駕馭，只留下滿頭問號的訪談者和捧腹大笑的吃瓜羣眾。
他們的喜感不單是幽默，更多的是來自對規則的冒犯與顛覆。綜藝節目是娛樂工業、資本與大眾的三方遊戲，有着一套遵循着“有效性”的運作法則，那些總是在流行化與藝術性之間左右為難的音樂人們，在節目上表現出或即或離的擰巴姿態，他們的迎合、疏離抑或對抗，本質上都是與遊戲規則的一種對話。
又豈止是這些音樂人，平時傻樂呵的大張偉會在一些時刻動情落淚，看似温吞柔軟的張亞東也無奈於“沒有一天做過自己”，馬東在《十三邀》上蠻不在乎地消解意義的嚴肅與宏大，卻也一直在嘻嘻哈哈之間用資本的力量努力挖掘和展現着相對美好與持久的東西。
他們的擰巴不討人厭，甚至引發同感和共情，但又無時無刻不在提醒着人們：這個時代中我們不喜歡的那些東西是如此的不可戰勝，只能用沉默和娛樂來與之迂迴。
五條人最大的魅力恰恰在於“不擰巴”。他們的戲謔是嚴肅的，是一種逗你玩式的“假不正經”。他們聲稱為了名利而來參加比賽，卻首次亮相就臨場換歌，反覆被撈之後，又用一首充滿嘶吼與即興的《地球儀》作為決賽曲目。
這種近乎行為藝術的舉動讓人們相信，他們自我表達的態度是如此真誠，能夠如此爆火而不必過多折損自我的真實，五條人“站着把名利掙了”的命運，讓痛苦體認社會規則而不得的粉絲們獲得了一種報復式的代償性滿足。
這種反叛是太多人求之不得的自由，他們不可馴服的姿態對一切既有規則帶來了威脅，讓在規則中顧影自憐、報團取暖的人們看到了一種自我解放的可能。當人們因為他們而發笑的時候，人們睏倦的精神似乎得到了一種救贖，模糊的自由也被點亮了一霎。
3.世代的焦慮：我們該如何存在？
一夏的狂歡隨着《樂夏》一併落幕，近幾天，關於“內卷”的討論再次席捲而來，“打工人”自我嘲解的“糊弄學”成為人們自我抵抗的最後一道防線。科技的躍進讓越來越多的人從與機器的捆綁中解脱出來，卻依然沒有跳出日益加速的生產邏輯。
在自由競爭和個人英雄主義的語境下，我們化身勞作動物，聽聞着996的福報論，陷入了自我剝削的軍備競賽。消費主體也是我們引以為傲的社會身份，如果不介意它的欺騙性本質的話。
最新款式，流行元素，性能提升，滿減優惠，無數的聲音勸我們一次次地下單購買，我們在拆快遞的瞬間享受佔有的快樂。
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我們面前擺着各式各樣的麻醉劑，使得不必時刻直面自己危若累卵的精神世界。濾鏡、醫美、增肌、藝術品味……我們美化和塑造着自己的身體與精神，像商品一樣地自我展示，收穫點贊與肯定。
我們熱衷於構建各種品味的鄙視鏈，裝模作樣地爬往上游，然後心滿意足地向下翻白眼。這一切都讓我們變成了項飈所言的那個“自我抽打的空轉的陀螺”，像打地鼠一樣苦尋着轉瞬即逝的意義感，在空虛之中持續耗能。
我們彷彿成為了自我的異鄉人，四處奔波卻無處停留。何勇在《鐘鼓樓》裏唱出的那句“是誰出的題這麼的難，到處全都是正確答案”，放在今天依然恰切。
內卷化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沒有退出機制。
舉目四望，眾生皆苦，身後的退路上也擠滿了伺機而動的競爭者。就在千軍萬馬朝着獨木橋奔湧而去的時候，眾人突然扭頭髮現了岸邊曬着太陽彈琴唱歌的五條人，他們跟我們是如此的與眾不同。
在一次訪談中，每當主持人問及他們是如何“堅持”搞不賺錢的獨立音樂的，仁科都會非常鄭重地糾正對方，“不要用‘堅持’這個詞，我不喜歡，我們沒有堅持，只是因為沒有事情幹，而且我們很開心”。
五條人與現代人的忙碌與功利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通過歌曲和真人，向人們展示了另一種存在狀態，或許，這是他們留給我們最重要的精神財產。
當然，他們的個人經驗無法為他人所用，我們也不可能寄希望於被任何他人拯救，但我們依然能夠從他們的走紅中看到時代的病症與渴求，在收穫心靈安慰之外能夠有所思考。
五條人從海豐走到了廣州，又從廣州來到了北京。爆火之後，他們走進了京圈的文人飯桌和李佳琦的直播間，也有了更多的商演和廣告代言。生活已經發生了鉅變，這是世俗社會給予的獎賞，也是魔鬼遞來的契約。
面對流量和財富，仁科自信地在節目上宣稱，“我能把握它”。
五條人能不能把握它，對我們而言其實並不重要，與其把他們當作精神寄託的偶像，不如去仔細感受這個夏天與之相伴的快樂與啓示。
五條人看似莫名其妙的走紅，實則是這個時代集體情緒的一次集中宣泄，而五條人則以自己的方式，回饋這個時代以解藥。從這個意義上説，他們確實算得上一種“時代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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