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雨薇在徒步中拍攝的照片。 受訪者供圖
5月前，每週末，北京都有100輛以上的大巴車駛向懷柔、門頭溝和延慶等山區，車上人的年齡多在20歲到40歲之間。他們將要在沒有台階的碎石路上、狹窄的懸崖峭壁間，完成5公里以上路程和500米以上的爬升，然而有些人工作日的步數不超過3000步。他們用“極致虐，極致美”“痛苦並快樂着”描述這項活動。
這些城市生活的“逃離者”從北京的犄角旮旯裏湧出，坐在現代化的金屬籠子裏抵達某個地鐵站，再被塞進座無虛席的大巴車，等待被撒向廣闊無垠的山頭。
6:30，比早高峯還早上半小時，北京地鐵10號線就能陸續看到這些“逃離者”的身影。他們身穿鮮豔的衝鋒衣，腳踩厚重登山鞋，有人沉浸在前天晚上加班的睏意中，戴上藍牙耳機閉着雙眼補覺；有人打開手機軟件，翻看最新款的户外服飾，琢磨要少喝幾杯咖啡才能買得起。
走向大山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人形容在山上沒信號的一天就像“強制下線”，有了不接電話、不看微信的正當理由；有人一掃事業上的不如意，找到了體力至上的成就感；有人拋開圍裙和尿布，感受到為自己而活的肆意痛快；有人遠離職場的爾虞我詐，和陌生人吐露心扉，來一場純粹的社交。
不用準備繁重的行李和詳盡的攻略，不用費力約人，一個人坐上任意一輛大巴，只要兩三個小時，就能來到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為了更好地在城市生存，他們短暫地走出人流、走到城市的最遠端，向自然尋求一副安神藥方。
盧雨薇在徒步中拍攝的照片。 受訪者供圖
孤獨
週末清晨，北京10號線西段的公主墳站，北段的牡丹園站、北土城站都是徒步俱樂部的重要聚集點，一出站就能看到十幾輛50座的大巴車，從一個路口排到另一個。北土城站有一個煎餅攤，常頂着被城管驅趕的壓力，從兩條街外趕過來做早餐生意。
在六七年前，玩户外的圈子小，地鐵站前的大巴車就幾輛，隨便挑一輛坐上就走，上車收費，不用提前報名，有時甚至不問目的地，就像開盲盒一樣刺激。
這些大巴車每週拉的人都不重樣，車上人的年齡、職業、性格也各不相同。“城市裏的人平時都很忙，都不願意用自己的私人時間妥協別人”，據領隊們觀察，有半數人都是獨自前來，在大巴上，他們各懷心事坐在陌生人旁邊，拘謹地抱着揹包，眼睛看向窗外。
“城市是一個幾百萬人一起孤獨地生活的地方”，梭羅早在兩個世紀前就發現了工業化社會下人類精神生活的貧瘠，於是轉身離開城市、走向瓦爾登湖。梭羅的孤獨在北京這座2000多萬名常住人口的巨型都市裏依然延續着。人們習慣了跟陌生人在同一空間裏吃飯、出行、居住，以及共同奔赴一趟臨時的旅行。
若不是徒步活動，27歲的程序員盧雨薇很少主動走入人羣。她回憶上學時“總有人在身邊”，工作後，大家都躍入了新圈子。那些上學時的好友，一個月約出來一次都是奢侈。同事們的關係僅限於中午一起吃飯聊八卦，下班後就毫無交集。
剛工作時，她選擇在珍貴的週末補覺，往往中午醒來、下午打掃屋子，傍晚看到窗外的晚霞，有時會臨時起意獨自出門，跨上一輛共享單車漫無目的地騎。有次手機沒電，她渾然不覺騎到了高速路口，被人喊下去。這事兒她對誰也沒説，“工作忙的時候分享欲很低”。
她喜歡一個人參加這種徒步活動。在熟人多的地方，她怕尷尬，總要不停地説話，把自己整個拋出去、細數小學到研究生的人生經歷，“有時候都不知道自己説的啥，説出的話很多都不是內心想法。” 但在這裏，她可以自由地融入人羣，而不用榨乾自己的情緒。面對陌生人的搭話，如果不想回答，笑笑就好。
早些時候，老户外間流傳着“户外三不問”的規則：不問職業、不問收入、不問家庭。“你的身份和地位在走進山的那一刻清零”，老户外都會有自己的專屬暱稱。
現在，有的俱樂部為了破冰，會讓大家在大巴車上做自我介紹。有性格開朗的，會拿着藍牙音箱唱口水歌，説相聲、講脱口秀；也有一心工作的，詳細介紹業務範圍，靜等同行或者客户拋來橄欖枝；也有人有交友需求，有意無意介紹自己“單身”，在羣裏用玩笑口吻給自己打一波廣告。臨時羣一般在活動前一天集結完畢，24小時後解散，其間無數社交暗號早已發送完畢。
如果説車上的社交還帶着目的性，從下車的那一刻開始，這些毫無交集的陌生人會因為原始本能聚在一起。和擁擠的景區不同，山中天高地闊，人煙稀少，人們自然而然會對走在前後的人產生相互依靠的情感。由於體力各不相同，一個隊伍一般會拖到1公里長，並逐漸分化成無數個小團體。有位領隊在過年時收到不少紅包，都是因為在活動中認識了好友和另一半。
隨着隊伍向前推進，在身體極度疲倦的狀態下，人們會卸下面具和偽裝，表露最真實的自己。徒步旅途中的男女，成的多，分的也多。易滑的碎石路、必須翻越的巨石，總有需要互相拉拽的時刻，年輕人很容易在肢體接觸中情愫漸起。但領隊們也見過有人累到崩潰大哭，蹲在地上不願走；有人站在山頂對着遠方破口大罵，極盡污言穢語。
一位40歲出頭的金融男曾把相親搬到了徒步中。他形容自己只是個“好捧哏”，在微信上“不會説浪漫的話”，和女生一問一答，就像查户口。約咖啡廳或者餐館，不僅要穿正裝，20分鐘內雙方交代完常規話題，就陷入了沉默。他參加過單位的相親會，為了高效，在商務大廳裏擺上幾排長桌，男生坐一列、女生坐一列，面對面大眼瞪小眼，“尷尬得説不出話”。
在户外他發現可以“怎麼舒服怎麼穿”，還可以隨意發揮肢體語言，話題也不用刻意製造，連山峯和岩石的形狀都能“助攻”。雖然他還沒女方體力好，爬到最後手腳並用，還因為出汗過多成了“白眉大俠”、形象“慘不忍睹”，但他覺得這是最自然的相親。
那是他第一次參加徒步，後來沒能和女方走在一起，他卻愛上了徒步的這份自在。同齡人都有了家庭和孩子，他的週末總是一個人，喝酒擼串。現在能和一羣人一起做些什麼，“至少有個地兒能去，也是給了我一個歸屬。”
在牡丹園地鐵站外集合的徒步者們。 焦晶嫺/攝
盧雨薇在鳳凰嶺拍攝的照片。 受訪者供圖
自由
這兩年疫情加速了京郊徒步的火爆。“北京徒步者”的創始人張大鵝回憶，2020年解封后的那個五一假期，因為疫情防控要求，跨省、跨境旅遊受限，參加京郊徒步活動的人多了兩三倍。他粗略估計，目前北京至少有一兩百個大大小小的徒步俱樂部。
北京徒步運動的發展有天然優勢。北京一半都是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峯有200多個，距離相近的高峯排列組合，就能誕生出無數錯綜複雜的線路。懷柔、門頭溝、延慶這些在舊時是抵禦外敵的戰略防線，在今天卻成為城市居民精神的泄洪地。
39歲的黃玲原本從事出境旅行行業，享受在工作單位和家庭之間兩點一線、沒有變數的生活，銷售渠道固定、生活簡單、沒什麼娛樂活動，從不嘗試插花、畫畫這些“有些矯情”的事。疫情改變了一切，國際航線鋭減、多家旅行社倒閉，她帶着顧慮跨進保險推銷，不僅要直面收入落差和社交重建，還要放下自己的面子和玻璃心。
“很多人對保險有偏見，我心理負擔一直很重。入行一年，還是一個很封閉的狀態。”去年偶然的一次機會，朋友帶她參加鳳凰坨徒步，走上山巔的時候，她感覺“整個眼界被打開”。走在路上，她只用專注腳下，傾聽自己的呼吸和心跳，這一秒眼前還是枯樹枝和黃土路，轉一個彎，一片桃林就撞入眼中。
“徒步幫我打開了一扇新的門。”她以前練過瑜伽，也去過健身房，但覺得“沒有趣味”“純粹靠意志力”，目光所及之處色彩單調、沉悶。之前她也經常帶着孩子們旅行，一下飛機就住進酒店和民宿，“不過就是換個地方玩手機”。
徒步過程中，風景是流動的，一舉一動也純粹遵從身體，走累了就坐下休息、喝水，走餓了就吃點東西，沒有時間的概念，也沒有必須遵從的計劃表。有段時間她胃脹氣，沒時間治，從山上走下來後竟然舒緩了許多，“整個人的狀態就在往上走。”
她對自然的靈敏度也隨之提高，“你必須隨着季節而動”。為了賞花，她追趕着花期，知道3月份主要看桃花，4月份梨花是一絕。5月草綠了、溪水化了，再往後就能躺在綠茫茫的草甸中看彩虹。10月之後，滿山都是五顏六色的秋葉。冬天則有冰瀑，雪後宛若仙境。
之前她很少關注身邊草木的變化，辦公室窗户關着，窗簾拉着，困在鋼筋水泥裏，即使從窗户望出去也是僵硬的線條，而不是山脈起伏那樣舒緩、柔和。“原來因為太忙，覺得這些都跟我沒什麼關係。但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環境，怎麼可能跟我們沒有關係？”
兩個世紀前，工業革命後的歐洲城市面臨着相似的困頓。當面對人口激增、衞生和健康環境急劇惡化，人們開始修建綠帶和公園，大規模遷至城郊，登山、露營等户外活動逐漸在新階級中風靡，他們在自然中放慢腳步，節制膨脹的慾望。紀錄片《徒步的意義》中，一位徒步者坦言徒步對其精神的改變，“野性用樸素治癒了我們腦中過度的物質需求”。
張大鵝深有同感。在野外，快樂變得很簡單。快樂也許出現在冒雨趕了很久的路，雨停時一抬眼，望見山間波濤洶湧的雲海；也許出現在爬升結束後，當人們一身輕鬆地下山，走到一處崖口，落日的柔光灑在身上。
若是旅途中發現一處賣冰鎮可樂的小站，眾人歡呼雀躍。張大鵝形容休息時分食一個西瓜的感覺，像《肖申克的救贖》裏男主給獄友分啤酒，“即使只是一小牙西瓜，在山裏也會放大你的快樂。”有位領隊回想起帶着隊員鑽狗洞的經歷，“不管你的社會地位如何，碰見大路沒法走，鑽個狗洞都是新鮮愉悦的體驗。”
“嘗試總有驚喜，或許疫情也是一個機會，讓我從一個行業中跳脱出來，生命體驗也變得豐富。”黃玲享受着海拔一點點升高的過程，每次回望曾駐足的山頭，她知道這種成就感是無法被剝奪的。她想起2013年年初，她出差去瑞士少女峯，凜冬的寒風中，她看到一位外國父親把還沒滿月的孩子背在身前爬，“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生活節奏不會被其他事情打亂。”
她現在的目標是追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她會主動組織客户和同事一起户外徒步，大山成了她社交的舞台，“大家在互幫互助間關係就昇華了”。為了能隨時進山，她開始練習開車。無論是帶着孩子去河邊燒烤，還是公園遊學，她都會加上兩小時的徒步，“會衍生出很多想不到的組合”。她的生活也越來越簡單，不再購入沒用的鍋碗瓢盆，每天早上起來打八段錦。
黃玲和朋友一起徒步。 受訪者供圖
出路
“一旦人們意識到某種程度的安全和舒適，他們就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開發新的方式來體驗剛剛逃離的苦難”，《美國徒步旅行的歷史》這樣描述戰後徒步在美國風靡的原因。
當時和徒步一起火起來的還有露營。在國外，這些户外活動在二戰後熱度不斷上升。戰爭中，西方國家的一些人為了躲避戰火，選擇逃到偏遠地區、在帳篷下生活。當戰爭結束，生活迴歸正常，走向户外不僅是現代生活的點綴，也意味着培養隨時應對環境變化的警覺。
北京一家針對中年羣體的徒步俱樂部創始人介紹，他們主要的客户包括律師、金融從業者、公務員和國企高管，“小到工作、家庭，大到空難、疫情、戰爭，城市裏大家面對的壓力特別大，走到户外，是精神上的一種愉悦，也是更深層次精神壓力的釋放。”
只有身體在路上，他們才會感到生活並沒有靜止。在徒步者的隊伍中，有一羣全職寶媽，會避開週末，在週中的某一天擠出時間參加活動。她們是家庭的中流砥柱，在孩子、丈夫和老人跟前隨叫隨到，但在山裏的幾個小時，她們“不需要惦記任何一個人”。
其中許多人也擁有過高光時刻。她們年輕時是大企業的白領，蹬着高跟鞋在北京地標建築裏辦公，打車上下班，經常全國各地出差。成為母親後，她們被框在家裏，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是洗手給孩子做吃的，連照鏡子的時間也沒有。等到三四年後，孩子的事兒“理順了”，發現自己蓬頭垢面、身材走樣，朋友也都不見了。
她們的生活熱情被柴米油鹽磨掉了。一位初三學生的母親回憶，她有段時間白天干什麼都提不起勁，不想下牀，每天睡15個小時還不夠。深夜老公和孩子熟睡時反倒有了精神，爬起來看劇、刷小視頻，咂摸片刻的自由。
趙丹想通過徒步找回這種熱情。在開始徒步之前，趙丹所有的生活重心都在女兒身上。她婚後就沒再工作，“被需要”是她生活最大的動力。前年女兒入學一所國外大學，因為疫情原因在家上網課，她整宿熬夜陪着女兒上網課，作息顛倒。女兒時常因為線上交流的障礙崩潰大哭，趙丹心裏着急，開始浮腫、虛胖。去年疫情形勢好轉，女兒出國繼續學業，趙丹才發現身體和精神都出走了太久，“找不到自己”。有時習慣性想問女兒要吃什麼，發現屋裏只有自己後，麪包加火腿就能解決一餐。
為了擺脱這種狀態，她強迫自己每天繞着公園走5公里，當她閉着眼都能知道公園的路線時，她把目光放到了爬山上。
之前和女兒出去旅遊，趙丹形容自己是個“工具人”，“我就是她的錢包和司機”。女兒喜歡去網紅景點拍照打卡，一天行程安排緊湊，趙丹努力追趕着女兒的節奏。而自己參加徒步後，趙丹的手機幾乎都不掏出來，她不喜歡拍照、不關心時間，從朝陽微露爬到漫天星辰。
徒步為她帶來身體和心靈的雙重滿足。有次去後河探路，山陰處滿是覆蓋的積雪，一踩一個坑，“不好走的路段只能一鬆手，一閉眼，唰地滑下去了，根本不知道飛到哪兒去。”筋疲力盡後回到家，她把濕透的衣服扔在門口，洗澡、刷鞋、洗衣服，第二天在牀上徹底躺平放鬆。
現在她每週都至少爬一次山，每次爬山就像是奔赴一場盛大的約會。收拾第二天的揹包是一種享受，羽絨服、防曬服、頭燈、護膝、手套、登山杖、幹襪子、備用糧悉數清點。她可以遠離寶媽朋友們在咖啡館唸叨的家長裏短，隨性地和不認識的人“貧兩句嘴”，整個人都變得年輕。她消費的標準也從時尚轉向實用，奢侈品包被平價的登山包取代，價格不菲的定製襯衫也換成了耐穿的衝鋒衣。
於她而言，成為家庭婦女是出於成本上的考慮，沒有工作、在家帶孩子並不意味着家庭地位就低，“首先要取悦自己”。她有個在烏海生活的朋友，孩子上學出國之後沒了依靠，每天眼睛片刻不離老公，在和老公整日的爭吵中陷入抑鬱。她覺得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裏，越來越多全職媽媽們走向户外，是個好的開始，“社會在重新評估家庭主婦的價值。什麼都不耽誤的情況下，我們為什麼不能有自己的時間？”
盧雨薇在白河踏冰時拍攝的照片。 受訪者供圖
帶着狗徒步的“汪汪隊”。 受訪者供圖
迴歸
從8年前張大鵝開始徒步以來，北京的城市邊界從未停止擴張，週末通往郊區的高速上擁堵也越來越長。“很多也不是徒步，大家都是往外跑，只是最後玩的形式不一樣。”張大鵝知道自己面向的羣體更多是沒有經驗的“小白”，對於絕大多數户外徒步俱樂部來説，每週開設最多的還是初級活動，只有少部分人才能向更高峯進階，“對更多人來説只是休閒”。
他説，人們注重的不是“下車拍照”的結果，“大家現在更趨向於在過程中尋找自己想要的東西”。領隊們發現，00後對傳統的旅行模式有“從基因裏的牴觸”。由於物質生活條件比上一代人大幅提升，00後更偏向挑戰自我，第一次報名就敢嘗試中等強度以上的路線。
在社交媒體上，徒步更多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被販賣給“卷”在工作裏的都市白領，讓他們看到一片解放身心的世外桃源。2022年1月，一社交平台發佈《2022十大生活趨勢》，“山系生活”成為熱詞，博主們穿着色彩搭配講究的衝鋒衣、登山褲，聞着野花、擼着狗子，户外的野性和都市的精緻交織出一股新潮流。
據張大鵝介紹，“汪汪隊”是他們今年開闢的一個新玩法，10組就能發一輛大巴，每排坐一位主人和一條狗。“他們來不是為了自己玩，是為了讓狗子玩一玩，讓狗有一個社交，狗就是他們的家庭成員。”
他們會選擇沒有斷崖、爬升高度較小的路線，但仍有一些腿短的小型犬沒走兩步就在原地打轉，要靠主人抱着、揹着走完全程。狗的社交帶動人的社交，當兩隻狗玩在一起，主人們也會交流育狗心得、分享北京有哪些可以帶狗進入的餐廳。也有“狗奴”想來擼狗，不好意思地詢問，“我沒有狗，但我可以遛狗、哄狗開心、誇狗，能不能也讓我參加？”
但當週末結束，無論為何出發，他們總要回歸波瀾不驚的生活。有人在回程的車上累得睡着了，一覺醒來就到了熟悉的地鐵站，痠痛的雙腿和被汗水黏在一起的頭髮提醒他，城市生活還是更舒適些。
程序員盧雨薇每次從山上回來，總會覺得有些恍惚和不真實。明明幾個小時前一個現代廁所都找不到，一晃眼她就回到了小房間裏的牀上，回到“做夢都在解bug”的世界。在卡着點上班的日子裏，她會在沒有信號的地鐵上翻看相冊，閉上眼回味山林的氣息。
去年剛參加徒步時，盧雨薇剛從一家創業公司跳槽到大廠。公司曾經連續3個月搞封閉開發，一天沒休息過，每天加班到凌晨。每當深夜回到8平方米的卧室裏，她發現自己一天也沒説過幾句話，還長了一臉痘。那段時間有人罵着老闆離開，她盼着撐到最後拿年終獎，錢拿到手才發現只有她預期的五分之一。她終於爆發，熬夜刷算法題準備面試，2個月後跳到了一家大廠。
來到新崗位後，她能用算法讀出用户的喜好、為他們推送廣告，卻讀不懂自己的心。在大廠既定的框架下，她只需要優化，沒有挑戰、沒有創新，“不知道我做的東西對誰有用”。她總是和黑箱打交道，稍微調下參數就能出來想要的結果，但她看不到過程。
這個笑眼彎彎、聲音輕柔的女孩在工作上有股狠勁，她評價現在的工作“太閒”，加班也少，能一眼望到盡頭。在大廠林立的產業園，她傍晚下班看到對面大樓還亮着燈，心中説不出的焦慮。空閒時間一下子多了，“只是躺着就會覺得心裏空虛”。
為了找到新的興奮點，她先是逛遍了北京的公園，之後開始在網上搜索北京週末户外活動，看到不少關於徒步的帖子。第一次參加徒步，爬升高度1000米，她爬完屁股痛了好幾天，上下樓梯都要小步小步走，但享受到了“自虐的充實”。
她也時常陷入矛盾。她喜歡現在的生活，知道正是這種平淡才能讓她有機會接觸到徒步，“但我也要為以後做打算”。前段時間公司裁掉了近百人的業務線，其中不乏像她一樣的年輕人。她怕自己逃不過“程序員35歲就失業”的魔咒，覺得要趁年輕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於是每天鑽研廣告相關的書籍、刷算法題，開始為下一次跳槽做準備。
（除黃玲外，其他採訪對象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焦晶嫺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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