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隨筆】
作者：嚴飛（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最近有一個有趣的現象，越來越多的人在介紹自己或者解釋事情時，會給自己貼上一個“社恐”的標籤，“社恐”似乎正在成為當下社會，尤其是年輕人中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那麼，我們到底該如何理解“社恐”呢？
所謂“社恐”，原本指心理學中的“社交恐懼症”。在這一症狀下，個人過分和不合理地懼怕外界的人以及社交情境，產生明顯的焦慮、驚懼和自主神經症狀。相對於心理學的定義，許多給自己貼上“社恐”標籤的年輕人，往往是表明自己不擅長與人交往或踏足需要展示自己的社交場合，害怕尷尬，更習慣於私密圈子或獨處，在社交時會感受到壓力並且表現得比較緊張……進一步來説，一些“社恐星人”會主動減少與他人接觸的機會，無論是眼神接觸還是語言接觸，甚至是徹底避免與他人碰面。作為標籤的“社恐”確實正在成為一種“流行病”。它不僅越來越頻繁地發生在中國年輕人身上，也存在於不同國家和文化中，並且展現出不同的屬性，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北歐人和日本人的“社恐”。
在最早的時候，一提起“社恐”，人們最先想到的是北歐人。與其他文化不同，北歐社會和北歐人更被認為習慣於獨來獨往、不願與人接觸、不願社交、極度重視不被打擾的個人空間。在這裏，街頭的一些座椅會被排列成單向錯落，以便人們可以避免被迫對視；在寒冷的公交車站，芬蘭人排的隊每人精準相隔兩米。或許跟靠近北極圈的地理位置以及長時間寒冷、黑暗的環境有關，北歐人的“社恐”本質上是對個人時間和空間的極度重視，是一種主動選擇，是一種自我精神上的豐富。
與北歐不同，日本社會中的“社恐”文化則更多源於被動的社會壓力。日本傳統社會文化極度重視集體意識和同一性。在日本職場，經歷過泡沫經濟的老一輩上班族講究將公司作為集體，主動加班奉獻，加班後繼續去深夜居酒屋放鬆和交際；在社交場合，講究融入和避免矛盾，個人要花大力氣“讀空氣”，也就是推測觀察現場的氣氛和情況，判斷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對方想要什麼、不想要什麼，也就是通過察言觀色保持和諧的氣氛，一旦打破“和”，就要收到他人的異樣眼光甚至向他人道歉賠罪。上班長時間謹小慎微，下班之後還要跟大量半熟人和陌生人打交道：同學同事聚會、健談的鄰居、話癆的司機、熱情的商場店員……每一個場景都直接觸發日本年輕人的疲憊和恐懼。因此面對這些日常困境，日本“社恐”的解決思路很簡單，那就是和全世界“決裂”。有研究調查發現，65%的日本人比起集體行動更喜歡一個人待着。於是日本社會衍生出越來越多的一人設施，據調查，7%的人曾經躲在廁所獨自吃飯，年輕人中也逐步形成“蟄居族”“御宅族”。
“社恐”成為流行，背後必然存在時代和社會成因。與主動重視個人空間的北歐型“社恐”和迫於沉重社會壓力的日本型“社恐”相比，中國流行的“社恐流行病”則具有綜合的特徵。一方面是個人獨立意識的提升，另一方面是社會環境的複雜導致人和人之間的親密度下降。在今天這樣一個加速時代之下，身處其中的每個人都感受到真實的緊張和焦慮，從而導致更多的年輕人更願意在一個自我的空間內保持獨立。
人類學家閻雲翔教授曾經在《私人生活的變革》和《中國社會的個體化》等論著中發現，與父母一輩拼命賺錢、一切為了家庭和下一代有更好的發展相比，這代年輕人在注重家庭的同時也開始注重個人的幸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私人生活轉型的核心，一方面在於個人作為獨立主體的興起，另一方面則是國家在私人生活領域的退出。
與公社制和單位制相比，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越來越有活力，但同時也更加具有競爭性——年輕人面對“996”的工作時長和高速的生活節奏，剛畢業的他們離開家庭和學校、成為“社會人”“打工人”，工作中的壓力、在大城市生存的壓力、高頻率和陌生人打交道的壓力以及中國社會目前對於成功較為狹窄的定義和激烈的攀比競爭……不少年輕人被這些壓力擠壓着，因而感到疲憊和恐懼。
為了重新掌握自己的個人生活，一些人主動選擇為自己貼上“社恐”的標籤，從一部分社交生活中退出一步。同時，伴隨着網絡技術的發展，線上社交和興趣平台越來越寬廣，年輕人可以選擇活躍於輕鬆多樣的個人興趣圈子，也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從傳統社交場合的互動中退出。“社恐”雖然是一種個體的自由選擇，但當所有的社交網絡和媒體都在鼓勵“自我關注”的時候，我們也應該主動地去關心一下別人，把自己從心靈“內卷”當中拯救出來，更多地投入到真實而豐富的人生之中。
《光明日報》（ 2021年03月18日 02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