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磚，特指盛於兩漢的中國漢畫像磚和文字漢磚。漢畫像磚常用於墓室建築裝飾，彼時達官顯貴厚葬習俗大興於世。而文字漢磚多是一些具有裝飾作用的吉祥文字，表達了當時人們的理想和嚮往以及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祈望。這些磚文所包括的書體，有大篆、小篆、繆篆、蟲書、八分、隸書、章草、今草、行書、楷書，同時每一種書體的規範化與草率化兩種傾向，在磚文中時有反映。
文字漢磚反映了漢代下層社會的信息和民間書法的真實狀態，也反映了漢代下層社會的信息和民間書法的真實狀態，與漢代碑刻、簡牘、璽印、銅銘、瓦當、陶器等同時期不同載體上面的文字一起構成了整個漢代書法史，是研究漢字形體演變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作為漢代民間書法的重要實物資料，漢代磚文代表着下層社會的書寫風氣，在書體和筆法的演變中發生着重要作用。
“富貴昌，宜宮堂；意氣陽，宜弟兄；長相思，毋相忘；爵祿尊，壽萬年”，二十四字漢磚。
陽文繆篆，在正方的磚面中分成四格，橫豎線條以等距離排列，篆法方整，各字因勢又長短不一，空間協調而獨具匠心，被“甲骨文之父”王懿榮在四川新繁發現，廣為世人所知，當為漢代出土文字磚之王者。
這類吉祥語的漢代磚文，有“千秋萬口子孫益昌長樂未英”、“海內皆臣歲登成熟道無飢人”、“夏陽扶荔宮令壁與天地無極”、“單于和親千秋萬歲安樂未央”、“富樂未央子孫益昌”、“左常遂右富貴吉詳”。
還有“宜子孫大吉利”、“利後子孫”、“宜侯王”、“大富安”、“長壽貴”、“不敗”、“宜官”、“萬歲”、“大吉”、“宜貴”、“常宜”，等等，表達了當時人們的理想和嚮往以及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祈望，是漢磚文字的主要類別之一。
除此之外，漢磚文還有紀年內容的磚文，比如河平元年三月七日、陽嘉二年七月、熹平三年造、永壽三年作、建初二年、延光三年、永元十一年、延平元年、永寧元年八月五日、元鳳、元鼎、五鳳之類，更為詳細的“永興三年閏月甲申朔廿四”磚文。
再有記事磚文，“永和五年造作，竭力無餘，用庸數千，士夫莫不相助，生死之義備矣”、“延熹七年紀雨磚”等，甚至有製作匠人的名字信息，比如“朱君”、“張氏作”、“竟寧元年太歲在戊子盧鄉劉吉造”。
磚，是古代建造房屋、城牆、道路、陵墓的主要建築材料，用來砌牆、鋪地、貼壁，最早出現於西周晚期的陝西扶風周原遺址。但直至西漢，磚多隻能為皇家顯宦享用。約至東漢，磚始在民間廣為使用。
“益延壽”磚，左右各刻兩隻螭虎，四獸左右相背對稱，形制奇古，據考證這塊磚應當出自今陝西省淳化縣，為漢武帝元封二年於甘泉宮興建的“益延壽館”之遺物。
這種適合不同需要的各類型磚，就出自於當時社會下層人們和民間工匠之手，經過能工巧匠們的精心設計、制模、造作、壓坯、陰乾等繁雜的工序流程，再入窯燒製而成。
據有關資料顯示，漢磚的製作要求工藝相當高：首先，取泥要掘地幾尺深，擇取無沙粘土為之，還需辨別土色。以粘而不散，粉而不砂為上。隨之，曬乾碾碎，汲水滋土，人逐牛，錯趾踏成稠泥，然後填木框之中，製備泥料。
最後，用木模坯鬥製坯，自然乾燥，用方窯、吊窯、馬蹄窯等燒製成磚。一般有有長條形和方形，胎質有紅胎質、灰胎質兩種，四邊多見網紋、菱紋、圓圈紋、方格紋、米字紋等。
磚文，就是寫在、刻在或模印在磚上的文字。模印磚文需要先將文字和花紋刻在模子上，然後在未乾的磚坯上壓印，等磚坯晾乾之後，再入窯燒成。有些印模同樣也是坯模，工匠們事先在坯模上刻好文字圖案，這樣在製坯的同時也模印好了磚文，批量多產，提高效率。
這類磚文也是漢代磚文中所見最多的一類，一般多為陽文篆書或隸書，陰文相對較少，文字在磚的正面與側面的方形或條形上展開，為適應形式進行形體上和結構上的精心變化，誇張變形，富於裝飾美，規範嚴謹中見質樸靈活，與漢印有異曲同工之妙。
刻劃磚文又分為幹刻與濕刻。
幹刻是在燒好的磚面上刻劃，主要是用尖鋭的金屬利器比如鑿子、刻刀之類。與刻石相似，一般先用毛筆書寫起稿，然後再按照筆畫線條刻劃，也有的沒有書丹而直接刻劃的，有單刀，有的雙刀，線條瘦勁挺拔，筆道率意尖利，比如《急就奇觚磚》、《洛陽刑徒墓磚銘》，可見制磚工匠的即興狀態。
濕刻是在未乾的泥坯上用錐形的杆棒之類的硬物，或者用手直接刻劃，筆勢連貫，筆順清晰，線條富於彈性，飛動自然，顯示出熟練的書寫技能，這類磚文主要曹操宗族墓誌磚。
漢磚是宮殿、廟宇祠堂的建築所用，還有很多是墓室用磚，有圖、字、紋等標記，稱之為畫像磚。
磚上繪有車騎儀仗、闕樓橋樑、人物故事、舞樂百戲、祥瑞異獸、神話典故、奇葩異卉等，內容珍奇，匠心獨運，畫技古樸，包括上層社會的求仙、祭祀、宴樂、狩獵、出遊、建築，以及闢鬼、禳災、庖廚的活動，到下層普通百姓採桑、紡織、耕種、收穫、百戲的勞動生活場景等，堪稱漢代的大百科全書。
漢磚文字就是近代發現的又一大書法資料，大量存在於陝西、河南、四川、江蘇等地，無論從出土數量還是書體面貌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這些磚文所包括的書體，也十分全面，有大篆、小篆、繆篆、蟲書、八分、隸書、章草、今草、行書、楷書，同時每一種書體的規範化與草率化兩種傾向，在磚文中時有反映。
它反映了漢代下層社會的信息和民間書法的真實狀態，與漢代碑刻、簡牘、璽印、銅銘、瓦當、陶器等同時期不同載體上面的文字一起構成了整個漢代書法史，是研究漢字形體演變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
從中可以看到漢代書體的重大演變意義，糾正前人由篆到隸，由隸至草，草又發展為行，行又演變為楷的單線發展模式這一錯誤觀點。同時也是研究兩漢思想史、書法史、文化史的重要文字依據，
與那些碑刻、簡牘書寫者——受過良好教育的“主文書”的官吏不同，磚文的製作和書寫者多為下層工匠，文化藝術水平不高，沒有受太多的規矩範式的制約，書寫較為自由，對書體的設計也可以加入個人的審美，所書刻的文字有着一種天然稚拙的趣味。
這也正是民間工匠與官方正體之間的差異。它沒有官方文吏那種達到極致的規範，也沒有他們程式化的審美，但恰恰是這種原生態的文字，可以更讓我們看到漢代書法的真實面目。
所以漢代磚文也是一種不成熟的有很大發展空間的書體。
因為漢磚泥質細膩温潤，經精煉以高温燒成，而堅固耐磨，其聲如磬，又手感沉重，加上高古淳樸的圖案文字，隨之發見並被清代金石考據學家視為珍寶，有的或被雕琢成硯，研墨易發，使用效果極佳。
在磚面上，掏個簡單的硯池，方正開闊，周緣不加磨治，皴皺滿布，自己動手或邀名宿大家題款刻銘，“厚而靜似仁，剛而温似德，不反不側似宜翰墨”，盡顯稚拙無華、高古素雅之態，陳於書齋，感世變之滄桑，發思古之幽情，便成了文房雅器，併成風氣。
當時顯赫的藏磚硯家，有阮元、陳鴻壽、趙之謙、張廷濟、陸增祥、陸心源、陳介祺、端方、僧達受、吳昌碩等。“西泠八家”之一蔣仁得“延光三年”磚，作磚硯銘曰：“延光三年，蒼古遒勁。因製成研，置諸書案，相以為寶，非金石之交不與視焉”，古色古香，足令後人追慕效仿。
同時，古磚文著述大增，並出現藏磚專著和目錄，有馮登府《浙江磚錄》、呂佺孫《百磚考》，到了1891年浙江歸安陸心源的磚文鴻篇《千甓亭古磚圖釋》問世，磚文聲勢大振。另外還有一些收入部分磚文的著作，如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陳介祺《簠齋藏古目》等。
近來有組織計劃、有規模的文物調查和田野考古發掘，獲得了大批新的古磚瓦資料，品類數量都有增加，古磚的彙集整理目錄和研究工作的著作也更為完備，主要有《漢代壙磚集錄》、《鄭州漢畫像磚》、《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中國古代磚文》等，具為古磚鑑賞者和磚文研究者的重要參考。
作為漢代民間書法的重要實物資料，漢代磚文代表着下層社會的書寫風氣，在書體和筆法的演變中發生着重要作用，物換星移，其中所流露出的古拙和率真之美為當代書法家所重視，已經是當代書法和篆刻創作一股重要源泉。
“與天為徒，與古為徒，皆學書者所有事也。天，當觀於其事；古，當觀於其變”（劉熙載語），於此有極大的借鑑和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