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攝於古香芸窗
於指間略過鬆漠毳殿
——試論手中一件有文玉節約
它山草廬
斯玉得於2007年，籍之與寶善堂主人相識，更開啓了我對中古玉器的爬梳及求索。它就像幽谷中的清泉，瓊宇上的玉階，一經發現，順其披尋便能漸入佳境。他人視之為敝履，難登大雅，我卻自珍。這裏不僅是與古物的一段情緣，更是“他”指引之學路，故寫此拙文以謝“古君子”。
玉外形呈“T”字，正面有文，背面有一小處鉈痕留跡，餘光素。正面中心文樣為一團龍，浮雕於半球形凸面之上，四周各有三組“品”字形雲紋。對穿六孔，孔沿舒闊，孔道內有明顯旋痕，目測應為雙向對打，孔之用途自然是方便釘綴。整件器物功用乃是馬具，學術界定名節約。取節制約束之意，常被用在馬的絡頭、攀胸、鞦帶等交匯處①，固革帶得以綁縛馬匹，方便馭手調馴使用。
至於玉節約的年代，應從形制、紋飾和工藝特徵的分析來入手。公元6世紀至9世紀的北方遊牧地區，馬具飾品極具域外色彩，特別是紋飾圖案，受到了東羅馬、波斯、中亞美術的混合影響。這種外廓呈簡約“T”字形的馬飾，是遼、回鶻、西夏、金這幾個朝代馬具類常見的形狀，這似乎説明已經完成了本土化的改造。其中尤以遼代同類器物數量最勝，如贈衞國王駙馬墓出錯銀馬絡頭飾件及銀鎏金馬具飾品、耶律羽之墓出銅鎏金忍冬紋“T”字形馬飾、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白玉三葉形節約、代欽塔拉遼墓出土銅鎏金馬攀胸飾件等②。“T”字形馬具不僅在國內有出現，其跡遠徙亞歐大陸腹地，如甘孜尼地區出土同類馬具，時間亦被定在10-11世紀③。至於10世紀以後的傳播和流變，孰先孰後，筆者對馬具歷史及其相關文化的瞭解甚寡，故不妄論。雖然相關類型的出土物甚寡，但據此我們可以得知此類馬飾流行的廣泛程度。
圖一 .贈衞國王墓出銀鎏金馬具飾品
圖二 .贈衞國王墓出銀鎏金馬具飾品
圖三 .遼耶律羽之墓出銅鎏金忍冬紋“T”字形馬飾
圖四 .陳國公主墓白玉三葉形節約
圖五.代欽塔拉遼墓出土銅鎏金馬攀胸飾件
圖六.阿富汗甘孜尼地區出土玉馬具
複次來分析紋飾，其主要圖案有二，一是中心半球形凸面的團龍，另外就是三組“品”字形雲紋。龍作適合紋樣，設計於圓形凸起中。龍吻長而厚，並刻畫有褶皺，舌頭吐出口外上卷。朵頤豐厚，腦後鬃鬣橫直外飄。脖頸呈“S”狀，與頭部銜接處變細，四足中三足作三趾處理，餘隱於身側。一爪握於胸前，一爪上舉。蟒身裸尾，肩部有飄帶狀圖樣，實為簡化的火焰紋。沿身形有勾勒的陰線。
筆者遍查各類玉器及旁類書籍佐證，如；何家村龍鳳紋弧腹銀碗，其圈足內的團龍紋、上海博物館藏唐代白玉龍紋璧、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宋代定窯印花雲龍紋盤、《古玉圖錄初集》中所刊北宋龍紋玉盞、故宮博物院藏宋代白玉團龍紋佩、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仁宗後坐像》中左側宮女所執帨巾上的團龍紋圖案、流傳海外具有確切年號的文忠王府金銀器中的一件銀鎏金碗，其底部鏨有云龍紋圖案、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吐爾基山遼墓出土團龍紋金花銀盒、巴林右旗遼慶州釋迦舍利塔出土連珠雲龍紋羅地繡巾、敦煌莫高窟第245窟沙州回鶻時期團龍紋藻井、敦煌西夏時期團龍紋藻井、莫高窟第409窟東壁高昌回鶻時期供養人所著團龍紋錦袍、北京房山金太祖睿陵出土雲龍紋石槨、故宮博物院藏元代青玉團龍紋帶扣、故宮博物院藏元代青玉龍穿花紋佩飾，我們通過類比學的方法顯而易見的可以看出其特徵更符合遼或宋時期④。
圖七 .何家村龍鳳紋弧腹銀碗
圖八 .上海博物館藏唐代白玉龍紋壁
圖九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宋代定窯印花雲龍紋盤
圖十 .北宋龍紋玉盞外觀
圖十一 .北宋龍紋玉盞內飾
圖十二 .故宮博物院藏宋代白玉團龍紋佩
圖十三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仁宗後坐像》中左側宮女所執帨巾
圖十五 .吐爾基山遼墓出土團龍紋金花銀盒
圖十七. 敦煌莫高窟第245窟沙州回鶻時期團龍紋藻井
圖十八 .敦煌西夏時期團龍紋藻井
圖十九 .莫高窟第409窟東壁高昌回鶻時期著團龍紋錦袍的回鶻可汗
圖二十 .北京房山金太祖睿陵出土雲龍紋石槨
圖二十一 .故宮博物院藏元代青玉團龍紋帶扣
圖二十二.故宮博物院藏元代青玉龍穿花紋佩飾
關於雲紋，在此物駐於手中的陸續考證中，一次偶然發現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宋真宗封禪玉冊，玉冊外有玉匱，玉匱上嵌有各種形狀之玉板⑤。位於中心位置的一塊矩形玉板除鐫團龍外，四角設計有云紋，除雲頭有別外，餘頗合。無獨有偶，陳國公主墓出有十二生肖方形玉牌飾，四角的雲紋處理亦作品字形，與此論中的雲紋洵為一致。還要説明的是，茲節約上的雲紋是西風一息尚存的表現。前文所述，中國境內出土的10-12世紀的“T”字形馬飾數量不勝枚舉，其外廓和主體紋飾在中土的改造幾近完成。但在輔助紋飾上依然保留着自北朝以降西風東漸的結果。如公元5世紀下半葉出現在大同雲岡20號、9號洞窟⑥和敦煌西千佛洞第7號北魏窟中出現的忍冬紋⑦。
關於忍冬紋的命名，揚之水先生曾在《曾有西風半點香-敦煌藝術名物叢考》一書中援引林徽因女史在《敦煌邊飾初步研究》所言：“忍冬紋原初是巴比倫-亞述系統的一種“一束草葉”的圖案，即七個葉瓣束緊了，上端散開，底下託着的梗子有兩個卷頭底下分左右兩股橫着牽去，連上左右兩旁同樣的圖案，做成一種橫的邊飾，此便是後來古希臘愛奧尼亞式柱頭的發源。”揚之水先生進一步指出忍冬紋是“大秦之草”之其中一種，“大秦之草”中的“大秦”具有一種泛指⑧，猶極西，而“大秦之草”自然就是極西之地各式方奇植物的紋樣。雖然一個是植物紋一個是雲紋，但兩者之間在結構骨架和線條韻律上的關聯性還是顯而易見的。另外，英國學者斯坦因在新疆焉耆明屋遺址發現的一件6-7世紀菩薩頭像模製陶磚四角上的紋樣⑨，為我們提供了此類紋飾自西向東遞嬗雜糅的中間環節，籍此可更加確定筆者手中玉節約上的品字形雲紋向西溯源的必要性。
圖二十三 .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宋真宗封禪玉匱嵌片
圖二十四 .陳國公主墓出土十二生肖牌飾局部
圖二十五 .雲岡第20洞本尊佛右胸部衣襟紋飾
圖二十六 .雲岡第9窟前室東南隅
圖二十七 .敦煌西千佛洞第7號北魏窟兩力士上方的二方連續忍冬紋
圖二十八 .新疆焉耆明屋遺址出6-7世紀菩薩頭像模製陶磚
工藝特徵方面，鉈痕勾畫硬朗率意，不拘小節。陰線槽底包漿厚重，解玉砂走過的痕跡顯著，非元以後玉作特徵。材質為和田玉，然玉花較多，色灰，局部帶少許黑沁。器物表面有一層極厚的皮殼，使整件器物看上去有越千秋方得蒼古，幻化美鏐之感。在爬梳的過程中，此類“T”字形馬具在一部分官方館藏刊物中往往命以遼金之混稱，然而迄今為止，金代墓葬並未發現有此類文物身影。
綜上所述，以筆者淺見，將團龍紋玉節約的下限釐定在遼代中期或宋中期為妥。執物在手，這讓我也想起了清代九能儒僧六舟的一句題跋：“笑我百歲有期，羨爾千秋不更”⑩。松漠之間，瀚海南北，中國歷史上各遊牧民族相較農耕民族，對於鞍勒馬具的裝飾關注乃一貫通例，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二月，“藥彥稠進回鶻可汗先送秦王金裝胡祿”即用金葉裝飾起來的劍匣。而契丹鞍具在五代時期就已經著稱於世，號稱“契丹樣” ⑪。宋太平老人著《袖中錦》中提及契丹鞍與其時蜀錦、端硯、定瓷等併為天下第一。契丹民族的“青牛白馬”傳説已成為部族之圖騰，據馮家昇先生統計，遼朝早期用青牛白馬祭天地者共計24次，其中太祖朝3次，穆宗朝1次，景宗朝6次，聖宗朝12次，另西遼德宗朝2次。另據《遼史》記載遼聖宗統和以後，屢見禁止殉馬的現象⑫。可見不管是以馬祭天地還是禁殺牛馬，都是對此類資源的珍視。由此延展可窺遼國境內馬具及飾品何以受重的情況。契丹雖深居大漠，但在公元4世紀末葉以後，就在漢文文獻中留下了活動蹤跡，至唐中期以後，與中原王朝的接觸頗為密集，用玉傳統自然也會漸沁北廷。至遲不逾契丹中期，玉馬具飾品的在級別已位列金銀之上，這從遼開泰七年的陳國公主墓可以得到佐證。
時至己亥歲杪，由一緣起而致緣落，遂轉予惦念茲玉多年之高誼。想丁亥年捃，屈指一算，恰好一紀。或許是物我將兩隔的心境，或許兩個豬年之間有趣的輪轉，不免胸臆閃念，為何不模一古而紀一事呢？既能解我思物之情，又不薄古物愛今物矣！遂囑好友精作，歷三個多月，工成。背泐三十二個字，文如下：“丁亥年弆契丹龍紋節約，己亥年遞易好友，茲玉庚子年模，解予切念矣。鑑白自珍。”另有生趣之事便是在仿古過程中的遊戲，真品由於實用與歷久之故，龍紋頭部已漫漶不識，尤其是眼、齒、角等處，尋同時期別類作品，移花接木，無中生有矣。至此，筆者以為與此玉節約之緣告一段落，然並無惆悵，它在去處應更為主人所格、所愛、所珍，即藏弆得人，誠古物之幸也。
圖二十九 .筆者攝於古香芸窗
附記：
這裏還要感謝高誼鵬兄，我二人在學古路上亦師亦友，他指出這件節約馬飾應該縮小到遼代更妥。誠然，一提到馬具，我們自然與中國北方曾經活躍的各遊牧民族聯繫到了一起，且出現同類器物的地點也基本在彼時遼代活動的疆域之內，而宋代政權的範圍內，目前沒有馬具飾品的出土物給予佐證。但筆者之所以將宋朝考慮進去，原因有二。首先是南北廷之間朝聘等活動產生的交流，於寶東先生在《遼金元玉器研究》一書中寫道：遼朝的宮廷玉器之美，竟引得宋徽宗的羨慕，不得已用偷學的辦法來複制。他繼而引用《遼代金石錄》《遼史彙編》中的記錄：契丹有玉注碗。每北主生辰，用以稱壽。徽考聞而慕之。遣人于闐國求良玉。使一玉人為中節，往遼瞻其大小、長短、如其制度琢之。女真滅遼，首索此注。及靖康金人犯闕，亦索此注，與遼注為對。前文中提到爾時著稱於世的契丹精美鞍勒，就引起了中原地區的極大興趣，五代後漢許敬遷曾奏請禁斷契丹鞍轡器械⑬，至遼朝，此類物品常被做為互通友好的國禮。這一切都説明契丹境內的馬具飾品應該會通過各種方式輾轉進入中原，而此類往來交流的情況下，會在異地產生更深遠的影響。所以，不敢斷言宋地就沒有馬具飾品。其次，這件玉節約最初的鬻者寶善堂主人曾言其在南方購入。
初稿寫於2015年1月18日，2020年5月19日完成此文。
恕盦於析津府古香芸窗
參考資料及文獻
①《陳國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4月
②《黃金旺族-內蒙古博物院大遼文物展》，時藝多媒體，2010年。
《契丹王朝-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年。
蓋之庸《探尋逝去的王朝》，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
《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編五-唐宋遼金元》,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1月
③ 許曉東《契丹、蒙古與西域玉雕—兼及新疆在中國玉雕傳統過程中的特殊地位》，2018年9月。
④ 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5月。
黃伯川《古玉圖錄初集》，廣雅社，1987年7月。
劉芳如《丹青之間-美的修復與名畫論壇》，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年6月。
許曉東《佛教對遼代工藝的影響》，此文刊於《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年2期。
劉永增《敦煌“西夏石窟”的年代問題 》，此文刊於《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3期
《文物華章-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60年重要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14年8月
《中國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2016年12月
《北京金代皇陵》，文物出版社，2006年11月
⑤ 張臨生《古器散論》，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年1月
⑥ 李姃恩《北朝裝飾紋樣》，故宮出版社，2014年8月。
⑦《中國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2016年12月
⑧ 揚之水《曾有西風半點香：敦煌藝術名物叢考》，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8月。
⑨ 同⑥
⑩ 王屹峯《古磚花供—六舟與19世紀的學術和藝術》，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年10月
⑪ 任愛君《論五代時期的銀鞍契丹直》，此文刊載於《內蒙古社會科學》2007年5月
⑫ 劉浦江《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2008年7月。
⑬《請禁斷契丹樣裝服》，五代後漢許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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