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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的時候，每一名美國軍人在上戰場之前，都會隨身攜帶一份印有13國語言的投降書，這樣做就是為了方便他們在彈盡糧絕的時候舉白旗，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我看到國內有很多人經常拿這個投降書説事，比如有人説美國軍人都是軟骨頭，是世界上最沒有骨氣的軍人，這樣的説法在國內很多時候都能迎來一片附和聲，甚至能營造出一種美國士兵貪生怕死，戰鬥力不強的假象。
但事實是這樣的嗎？顯然不是，美國軍人的單兵作戰素質和整體協調能力迄今為止仍然是世界第一，他們之所以隨身帶着投降書是因為西方人更重視個體利益，追求人權，崇尚自由，認為如果連個體利益都無法保障，更談何團體利益，所以只要彈盡糧絕，繳槍投降對於他們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這也就是抗美援朝的時候，美軍士兵為啥特別不能理解志願軍身上的那種東方精神，為什麼他們根本不怕死，為什麼他們心甘情願用身體去堵槍口？這在美國軍人看來是匪夷所思的，因為相對於美國的個人主義，中國人更看重團體利益，包括家族利益、國家利益，主張控制自我的慾望，反對極端個人主義，往往把個人利益和團體利益，國家利益聯繫在一齊，富有愛國和獻身精神。
古人説：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句話的意思是隻要對國家有利，即使犧牲自己生命也心甘情願，絕不會因為自己可能受到禍害而躲開。這樣的事情在中國的歷史上早就上演了無數遍了，從小聽着這些故事長大的中國人都能明白，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只要我的國家能夠繁榮昌盛，我之生死，小事也。
所以抗美援朝的戰場上，我們摸清了美軍的弱點，既沒有彈藥就會信心崩潰，但美軍卻摸不清我們的底細，他們把志願軍的獻身精神稱之為謎一樣的“東方精神”。他們害怕這種彈藥都擊不退的精神，最終被打回了三八線，坐回了談判桌。抗美援朝是中國軍隊的揚威之戰，更是東方精神的宣揚之戰，東西方文化的較量首次以戰爭的形式決出了一個高下。
那麼這種東西文化的差異是怎麼形成的呢？因為不論東方還是西方，在原始社會時期文化基本上都是一樣的，開始出現分化那是在奴隸制時期的事情了。
東方的奴隸制國家實行君主制，全部的國家權力在形式上屬於世襲的君主，比如夏商周三朝，天子為上，天子説啥就是啥，臣子和奴隸都沒有話語權。
而當時的希臘雅典實行“直接民主制”，主要由奴隸主和自由民參加的“人民大會”選舉和抽籤產生公職人員。古羅馬和斯巴達實行貴族制，貴族組成的元老院（古羅馬）和長老會議（斯巴達）掌握重要權力。話語權在眾人的手裏，和東方完全不同。東西方文化的分歧從這裏就開始變大了。
究其原因，我覺得和地理環境有很大關係。歐洲的古文明多處地中海沿岸，其特點是島嶼眾多，充斥着海岸線，而各島嶼上的勞動產品容易有地域侷限性，於是人們較喜歡於各個島嶼或半島之間進行原始的經濟貿易，地中海平靜的水面恰有利於航海的進行。
然而又因為其島嶼半島眾多，各民族各部落佔地一方，以水相隔，佔島為王，劃清界限，所以不利於被某個民族統治侵佔，各地進行的是平等的貿易交換。
貿易的平等依靠於人們地位的平等，人們思維觀念的平等，為了維護這種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 於是就產生了凌駕於個個部落和氏族的法的習慣之上的雅典普遍適用的民族法”（馬恩選集）。於是這樣的生存方式有利於實行民主制，即便沒有實行民主制，民主的思想亦容易被理解。希臘城邦制度是歐洲歷史的開源，也正是這種生存方式的代表和真實寫照。進而，“城邦生活中將普遍性的法律確立為不可動搖的圭臬的做法，使希臘人養成了一種把抽象的原則看得比感性的生活更加具有本質性的思維習慣”。由此我們能夠看到了，地理環境影響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影響思維習慣，當然了，思維習慣進而影響了文化。
中國的古文明發源於長江和黃河這樣的大河流域，地域廣闊，很多地方一馬平川，所以部落之間很容易相互征伐，產生實力比較強大的國家之後一統華夏，而皇權高度集中的統一大國想要正常運轉，則必須集合羣眾的力量，從而培養出獨特的集體文化，集體思想。
所以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看似是偶然，實則是歷史的必然，其中涉及到了種種促使他們形成各自特色的因素。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能感覺到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不一樣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越來越多。瞭解不一樣文化差異，提高文化適應性，對於現代人來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學習瞭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有利於我們實現從感性到理性質的飛躍，排除東方思維負遷移的影響，進而使我們的跨文化交際更有效，更順暢。
希望你也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