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到昆明是三小時飛機，從昆明到玉溪是一小時車程，從玉溪到戛灑鎮又是三小時，再開半小時車，就到褚橙基地了。
11月17日的哀牢山沒有哀愁，正是收穫季節，午後硬朗的陽光打在漫山遍野的橙子上，就像小孩子在拍打皮球，歡實得緊。
傍晚，王石來了，帶着56個朋友，這是他第五次拜訪褚時健。初時，他一個人來，此後，都是帶企業家來。這一次的訪客有所不同，除了企業家，還有法官、律師、藝術家……分別來自王石經常活動的幾個組織：歐美同學會、亞布力論壇、光華管理學院同學會、深圳企業家攝影協會。褚時健在後來的歡迎晚宴上説：“我是大老粗，你們都是大知識分子。”
褚時健專程從玉溪的家中來到基地見老朋友。
從表面上看，褚時健、王石兩人反差極大：褚説雲南話，王説普通話，中間偶爾還摻幾個英語單詞;褚穿一雙膠底布鞋，褲腿上還殘留着泥巴，一看就是一個經常下地的人，王可是時尚雜誌封面人物;褚一生事業基本上在雲南，且主要集中在玉溪，王滿世界跑，登珠峯，念哈佛;年齡也不同，褚八十八，王六十四，前者長了後者一輩。即便如此，褚時健外孫女婿李亞鑫對我説，褚、王的關係其實真可謂“惺惺相惜”。
褚時健的老伴兒馬靜芬八十三了，高，瘦，身體和精神頭都相當好，她是褚橙的“新聞發言人”(王石調侃語)。老太太爽快，愛開玩笑，會客室裏，她坐王石對面，兩個人熱烈地聊着養生的話題。老太太十年前查出患了晚期直腸癌，如今病灶居然完全消失了，她把奇蹟歸功於學佛、信中醫、吃酵素。酵素是按自己琢磨的配方做的，王石建議她申請個商標，以後還可以生產、銷售，也在商業上“和褚老PK一下”。
“褚橙本來就是我兩個人的，我們有個公司就叫‘褚馬氏’。”馬靜芬反應快。
她從小就主張男女平等，她説自己和丈夫的關係是誰都離不了誰，“沒有我也沒有他”。這一點讓王石非常欣賞，他當即邀請隨行作家周樺為老太太寫一本傳，書名就叫《馬姑娘》，馬靜芬、周樺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請。見面當天，周樺寫的《褚時健傳》還沒正式面市，但中信出版社趕印了幾十本，專程帶到莊園來贈送給這批訪客。
“馬大姐，你那酵素是怎麼做的?”王石問。
“保密。”馬靜芬答。
王石哈哈大笑，褚時健抱着胳臂在一邊靜靜地聽，他笑得很淡。他本就不是個愛説話的人，年歲大了，這幾年走路時都需要把一隻手搭在助理的肩膀上，就更寡言了。
雖然不是刻意為之，寡言還是在客觀上增加了褚時健的神秘色彩，他説得越少，人們越願意聽他説。正如我的同事總結的那樣，“有人聲嘶力竭也沒人要聽，有人低沉含混卻聽眾雲集”，而“尋褚，好像已經成為一種儀式”——朝聖的儀式。
我跟五六個訪客聊到了他們此行的目的，答案其實不問可知：到底因為什麼，使13年前的褚時健決定高齡種橙，一頭扎進以年輕人為主體的創客隊伍，而且至今全力以赴?
“他的故事流傳廣泛，為什麼還要大老遠專門跑一趟?”我問訪客。
“百聞不如一見。當然，也為了表達敬意。”德國都芳漆(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喻恆的回答大概是最有代表性的了。
訴衷情
滿屋子人齊刷刷站了起來，鼓掌。褚時健、馬靜芬走了進來，坐下，5歲的重孫坐在馬靜芬腿上，動個不停。
大家都在等褚時健回答那個“為了什麼”的問題，於是，褚時健説：
我從小就養成個習慣，總想找點事做，不做事心發慌，無聊的時候，生悶氣。這些年，坎坷非常多，我這個人生，總體來説不順啊。但不管咋個説，不管順逆，我總有一個老習慣——想把事做好。現在這個歷史時期呢，很複雜，很豐富，也給了人鍛鍊的舞台，這就恰恰符合我這個老習慣了。
當年中紀委書記到雲南來，跟我們這裏的頭頭講，這個老人和一般人有點不同，你們要關照下，不管咋個整，莫叫他過不下去。玉溪市幾屆書記、市長都問我和老伴兒，你們想整哪樣事，要我們幫忙的，就説。説真話，以前還是窮怕了，老了以後得有吃飯錢吶，事情我們當然想幹點。
很多朋友，我以前對他們很誠心，他們也覺得我這個人，還可以，所以我後來坐牢，到監獄裏看我的人，非常多。這些人都悄悄留下三五萬、七八萬、十來萬。監獄把圖書館給我管，我那個書架上，這樣就碼了一百多萬塊錢。這個體現了一種朋友之間的真誠，所以監獄裏那些管理人也不管。加上我以前的積蓄，我們就有兩百多萬。但要做企業，還得跟朋友再借。我的朋友都很誠懇。我説，我不敢保證我做成功，做不成功賠不起你們嘍。那些朋友，一家拿上兩三百萬、四五百萬問題不大，説你七十多八十了，搞這個事情，我們一家拿幾百萬，輸了就算了，你不需要賠，不需要把這事壓到心上。
為啥到這裏來種橙子呢?這塊地方，下邊有個糖廠，我在那裏當過廠長，我老伴兒在那裏當過糖廠的統計、紙廠的化驗員，我們一家在這個地方人熟事熟，我們選擇這個我們熟悉的地方來做。
種橙子這事，原來想沒那麼複雜，搞着搞着面臨的問題不少，這個時候就要靠意志了。朋友説，丟掉算了，你吃多少，我們出了，他們不理解我。但對我們兩個老人來説，不管有哪樣困難，我們別的出路沒有，只能硬着頭皮解決問題。
搞到第九、第十年的時候，我的品牌社會承認了，利潤也越來越高。到這個時候，我就有兩個想法了：一是我們對當地農民有感情，希望他們更多人生活富裕起來;二是要為我自己的子孫後代的事業打個基礎。我説，你們不要懶，不要講享受，我一生沒有哪天講過享受。
中國的三農問題，真是不容易解決啊，關鍵是要提高土地產出率。這附近有一部分農民，五六年前就開始跟我們種橙子，我把技術拿出來義務為他們服務。以前的冰糖橙，10塊錢4斤，到今天，高價到三四十塊一公斤了。稍有規模的種植户，一年剩餘也有兩三百萬了，三百多平米的小洋房也多起來了，已經不是一般的小康了，在農村也趕得上中國的中產階級了。想到這些，我心裏頭還是高興。只有少數人好，社會問題就複雜，多數人好起來，大家才得安寧。我們出了很多力，沒有白苦，我覺得我們做這個事情還是有點意義。
“褚老講得忒實在，不那麼高大上啊，你回去咋寫?”坐我旁邊，來自北京的P2P創業者私下問我。
確實不高大上。
同樣的問題，我問過馬靜芬，她的回答也不高大上。“我們不會説，你們文化高，幫他總結一下。”馬靜芬對我説。
檢視褚時健以上自述，可以提煉出“為了生活”、“為了社會”、“為了子孫”等幾層意思，馬靜芬還告訴我，也“為了證明自己”，“他是能幹事的，不管在哪裏都能幹好，不是碰運氣”。但如果給諸多“為了”排序，排在首位的，其實還是“為了做事”。
對褚時健而言，“做”就是宗教，老老實實地做，往精裏做。
王石説，這就是中國傳統的“工匠精神”。褚時健種橙第二年(2003)，王石就來看過褚，褚當時的激情把王石給驚着了，但他沒想到褚時健真能成功。當年萬科訂購了10噸褚橙，但那時褚橙“不好吃”。他第二次來看褚時健已是11年後，其時已是舉國都説“勵志橙”的時候，褚時健真做成了。
憶少年
褚時健青少年時期經歷了太多死亡。
1943年，42歲的父親褚開運死於日本人的轟炸。當時，褚時健15歲，六兄妹中最小的弟弟褚時佐不滿週歲，母親帶着他們苦熬日子。作為家中長子，褚時健不得不像一個家長一樣擔負起家中的經濟重擔。他接過了原本是母親負責的酒坊，烤酒、賣酒。父母本就是沉默的人，褚時健幼時就不敢調皮，此後就更沉默了。
1949年，褚時健和跟他要好的堂兄褚時仁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他在這裏練就了一手好槍法，也在這裏目睹了堂兄和不少戰友的犧牲，他自己也險些被炸彈炸飛。
1950年，弟弟褚時候因公犧牲，47歲的母親因病去世，褚時健不到23歲，尚未成家。母親死後，他把弟弟褚時佐、妹妹褚時英帶在身邊，“我走哪裏就帶他們到哪裏”。
褚時健在自述中説，早在戰友和堂兄犧牲的1949年，他就知道，“把每一天安排好，就是對人生負責任。想得太多，沒有任何意義……我們是經歷過活了今天就沒有明天的人，過去如何、將來如何都不重要，現在、目前，就是一輩子。”快活到望九之年了，他説，活比死重要得多，活着，就得認真做事。
行走在刀鋒上的戰士性格像刀一樣硬。憑着這份硬氣，褚時健在學生時代扛過了一個月內每天只吃一餐飯的日子，扛過了反右(褚1958年被劃為最後一批右派)和文革歲月，最後成了亞洲煙王。
也因為這份硬氣，他不太懂得通常意義上的温柔體貼。馬靜芬説，她和褚時健原來吵架，多半都是因為褚不顧家。褚時健當時並未意識到這一點，到了晚年，終於意識到了，但他説自己不後悔，“我也是為了這個家”，如果時光可以倒流，他還會像當年那樣做。
周樺在《褚時健傳》裏講了一個他當年在紅塔集團不體貼員工的例子。那一年，他帶着一干人馬遠赴歐洲採購了2300萬美元的設備。出國很長時間，臨回國前，下屬問：“廠長，我們不出去玩玩嗎?”“你們想去玩嗎?”“當然啊。”“你們也不早説。”他放下屬在巴黎瘋玩了三天，但他自己對風景沒有興趣，倒是對巴黎的名畫和雕像興趣濃烈，因為作者那一份精雕細琢的功夫。
回到工匠精神，認真只是一方面，所謂大匠，還得必須知道什麼叫做“好”。在周樺看來，“褚老是從小就見過什麼是好東西的人”，他認為這是褚時健工匠精神的重要來源。
1910年，總投資1.65億法郎的滇越鐵路全線通車，這是中國西南第一條鐵路，也是中國第一條通車的國際鐵路。褚時健的祖父褚發珍被法國人看中，當年就負責其中一段鐵路的安保工作，法國人還給他發津貼。褚發珍把家搬到了車站附近，他兒子(褚時健的父親)後來的生意就是在鐵路上跑運輸。
滇越鐵路採用的是米軌，火車裝的是米其林牌橡膠輪胎，它們都代表了當時西方世界頂尖的工業水平。這簡直是《百年孤獨》中的魔幻橋段，外來文明對一個土著少年的心靈帶來的震撼可想而知。幾十年後的2015年，褚時健向周樺回憶起幼年生活時還頻繁地提及米其林火車、米軌、法國人，以及乘客從車廂扔出來的精緻的餅乾盒子。“小時候看見火車，就覺得長大了應該過那樣的生活，”褚時健説，“法國人帶着七八個人就把一個大車站管理得井井有條的，現在想起來還是佩服的。”
周樺感嘆，“所謂見識，無非就是見過好東西，然後能判斷什麼是好東西，進而能做出好東西。”周樺所謂的“好東西”其實還包括一流的人物，值得一提的是：褚時健在昆明念高中的時候正值西南聯大遷居昆明，彼時聯大的一些教授為了改善生活，經常到昆明的高中兼課，褚時健是見過聞一多的。
漁家傲
有人問馬靜芬，如果褚時健當年不出事，還會不會自己創業?
“肯定不會。真是那樣的話，做什麼也由不了他，還是得由政府安排。他75歲以前都是政府安排的，讓到哪裏就到哪裏，叫幹什麼，會幹就幹，(要是)不會，學會了再幹。”馬靜芬很坦率。
周樺採訪褚時健一年半，褚時健給她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他是特別善於妥協的人。“我們一直在強調他跟這個體制在不斷碰撞，其實他一直試圖做一個聽話的人，他一直是跟着這個體制走的。他經常跟我説，無論是被打成右派還是去糖廠，甚至於後來去玉溪煙廠，他們讓我去，我沒有辦法啊，我不想去，也只能去。他做了農業以後，馬老師的一句話對我很有感觸，她説，‘我們只有做農業呀，做其它東西都太高調了，做農業，撲在土地上，就沒有人説什麼了’。都説他為企業家贏得了尊嚴，其實這麼多年，他最缺乏的就是‘尊嚴’。”
這個結論對王石來説很意外，事實上，正是王石從褚時健身上看到了企業家的尊嚴。“褚廠長以耄耋之軀創造了個人品牌‘褚橙’，焦慮的中國企業家階層從他晚年的奮起中看到了希望。這種希望就是企業家尊嚴的源頭：工匠精神、獨立人格、不斷創新，為社會貢獻價值。”
王石當然也承認褚時健身上有妥協的一面，但他認為，妥協可能是一種屈辱，也可能是一種包容的智慧，與強調階級鬥爭相比，妥協甚至是一種進步。在他看來，妥協和尊嚴不是一種矛盾的關係，在社會上做事，當然需要妥協，關鍵是怎麼妥協、向誰妥協。王石2004年加入阿拉善SEE，2007年當選第二任會長，當時他就説，自己1983年到深圳創業，字典裏就沒有“妥協”這個詞，但阿拉善讓他學會了妥協。他的原則是，不和政府妥協，和民營企業家妥協。“馬雲前不久説不行賄是企業家的底線，這個話我20年來一直在説。”
王石更願意對歷史抱持同情的理解。“文革以前，我當過兵、當過工人、幹部、技術員，都不是我選擇的。褚老所處的時代，豈止是商人，大家都是被決定、被安排的，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但是，老兩口到哀牢山是自己選擇的，不是組織分配的，這十多年，他自己説了算，實現了真正的經濟獨立，這是不是尊嚴?中國傳統的工匠精神，把東西做好，有沒有作為工商階層最起碼的尊嚴在裏面?”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醉翁之意，何必在酒?正是有感於褚時健所體現出來的企業家尊嚴，王石請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黃鐵鷹教授的課題組做了褚橙案例研究，黃鐵鷹因此寫了一本《褚橙你也學不會》。去年拜訪褚時健時，王石還決定再為褚做幾件事，其中包括：出一本嚴肅的傳記、拍一部紀錄片、建一座博物館。如今，周著《褚傳》已經出版，紀錄片和博物館還在籌拍、籌建。
沱沱工社創始人董敏做了7年有機農業，非常辛苦，她是流着眼淚看完黃鐵鷹寫的褚橙案例的。黃鐵鷹讓她站在褚時健同行的角度寫一篇文章交給他，她很認真地寫了。“只有把事兒做成了才最有尊嚴，這也是中國企業家取得尊嚴的唯一出路。”董敏説。
這句話暗合褚時健對自己的評價：“我不希望別人在説起我的人生時有多少褒揚，我只是希望人家説起我時，會説上一句：‘褚時健這個人，還是做了一些事’。”
尼采説，一個偉大的人格，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克服這個時代。我們或許可以説，褚時健通過“做事”克服了這個時代，併為中國企業家階層贏得了尊嚴。
來客爭相表達對褚時健夫婦的敬意，喻恆和歌手陳琳的表達方式別出心裁。喻恆用一把有300年曆史的小提琴演奏了一曲《牧歌》，陳琳則獻上了二胡獨奏《賽馬》。前者悠揚，後者痛快，我抬頭看了一眼窗外，兩個青年農民正聽得沉醉。
鳳將雛
2007年底，褚時健外孫女任書逸在加拿大接到外婆馬靜芬從雲南打來的電話，外婆讓她和李亞鑫回來幫他們。彼時，任書逸、李亞鑫剛剛畢業，本希望拿到綠卡再回來。
“等你們那時候再回來，我們累都累死了。”馬靜芬説。
任書逸、李亞鑫雖然在國外留學多年，但隨時關注家裏的情況。他們知道，這幾年外公外婆種的橙子不好賣，大多數都是被外公當年的故交訂購的，有時候橙子賣不掉，只能整車整車倒掉，當時利潤也不高，也就三四十萬。這不是長久之計，況且兩個老人都七八十歲了，也急需晚輩照料。
他們回來了。李亞鑫學的是國際貿易，任書逸學的是市場營銷，褚時健就讓他們組建褚橙的銷售隊伍。從某種意義上説，沒有李亞鑫、任書逸的努力，褚橙不可能像現在這樣熱銷，併成為一種象徵物。
我看到一張當年李亞鑫跟着褚時健到果園視察的照片，那時的他相當清瘦，留中分發型，一看就知道是個剛畢業的學生。褚時健跟果農説種植的事兒，李亞鑫在一邊認認真真地記在本子上。李亞鑫家庭條件不錯，早就離開老家到外面求學去了，他哪幹過農活啊——不當學徒怎麼行?
如今的李亞鑫沉穩、幹練，髮型也變了，寸頭。事實上，除了直接負責銷售，他早已全面協助褚時健的工作。公司的員工也由他招聘，其中大都是85、90後。在這些年輕人眼裏，褚時健是個慈祥的老人，從來沒向他們發過火。銷售公司的副總馬海濤、經理鄧宇跟我講起褚時健的故事，從來都是“爺爺”如何如何，他們不把他叫“褚總”、“褚老闆”，甚至不叫“褚老”。他們在公司工作，感覺像在家裏一樣，馬靜芬有時候還跟他們打幾圈麻將，而任書逸跟他們本來就是朋友。
我和李亞鑫聊天的時候見到了任書逸，她一頭長髮，穿一身運動服，自然、內斂，完全看不出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現在負責公司財務。
褚時健明確表示，因為中國尚未形成職業經理人文化，他這次創業就是要做成家族企業。在李亞鑫、任書逸回國六七年後，褚時健的兒子褚一斌、孫女褚楚也回國加入了父、祖的事業。他們原本都是做金融的，現在褚一斌負責一塊種植基地，平時住在昆明，褚楚負責公司的行政管理，就住李亞鑫夫婦家，她從小就跟任書逸要好。
褚橙這幾年一直供不應求，價格節節攀升。2014年，2400畝果園掛果，產銷量9000噸，銷售額剛剛過億，純利潤居然高達7071萬元。如何增加供給成了當務之急。
褚時健這幾年一直在擴大種植面積。到2015年底，褚橙莊園老基地已經擴大到將近7000畝，只是其中3000多畝果樹明後年才能掛果;在麗江市永勝縣，褚時健把1500畝甘蔗林改造成了橙園;在同處新平縣的磨皮和漠沙兩鎮，褚時健分別拿下了3000畝、6000畝山地，磨皮的地用來種褚柑，每年二三月上市，恰好和褚橙上市時間打一個配合;在元江縣，褚時健正在改造3000畝土地，準備種褚橙和褚柑。按褚時健規劃，2020年前，褚橙的年產量將達到6萬噸。
“褚橙最大的隱憂是什麼?”我問李亞鑫。
“過剩。”李亞鑫説，為了應對幾年後可能出現的過剩局面，他正在大力拓展銷售渠道。目前，褚橙和本來生活網、天貓、京東等眾多平台都有合作，還成立了自己的電商公司，消費者可以通過手機訂閲褚橙的微信公眾號直接下單。但事實上，褚橙在線下的銷售量遠遠超過線上。目前主要的線下市場在雲南、四川、重慶，北上廣深也已初步進入，下一步是全面鋪開。即便真出現供求關係扭轉的局面，褚時健也準備了預案——辦果汁廠。
多年生活、工作在外公身邊，李亞鑫説，外公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兩點：一，一生做事認真;二，對得起別人。“褚橙是褚老的心血之作，是他的精神支柱。我要把他的精神傳到我們下一代再下一代，也給很多正在創業的人看看褚老的精神是怎麼延續下去的。”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螣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千里之後，又當如何?
與外界所知的有所不同，事實上，除了王石等少數知名企業家來訪，褚時健這幾年來越來越不見生客了。工作之外，他很享受帶重孫子的生活。
2015年初，李亞鑫、任書逸的兩個孩子一個不到五歲，一個不到兩歲，褚時健就給他們一人送了一本書。在給大重孫的書上，褚時健寫道：
“墩墩，長大成為一個男子漢。要心胸寬大，寬以待人，嚴於律己。公公祖祖：褚時健。”
在給小重孫的書上，褚時健寫道：
“潼潼，祖祖喜歡你。要好好學習，好好鍛鍊身體，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益的人。褚時健。”
一句頂一萬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