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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從陸路途經大遼國境去東北女真部落的尋盟之路就等同自尋死路，所以按照徽宗等人設想的路線圖，實現“聯金滅遼”的唯一途徑是：朝廷派遣的使者從登州浮海北上，登陸遼東，然後尋找到戰略合作伙伴。
“聯金滅遼”這張牌的發明權屬於徽宗和蔡京、童貫這三人，尤其是童貫，當年初出道時即任職“登州巡檢”，對於由登州渡海去遼東的海道更有感性認識。但浮海北上的尋盟之路卻早有人做過嘗試，而“夾攻”遼朝的想法在宋朝初期也早有人行。
還在周世宗顯德三年(956)，南唐主李璟就曾“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如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為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很可惜，南唐人的這次大膽設想和大筆投資，因為契丹人的原因而未成功，還賠了一個兵部郎中。
此次海上之旅較為漫長，因為南唐人要想走海路北上遼朝，最近也要從現在的江蘇一帶出海，要比從登州北上至少長出一倍以上的里程，當然，沿途所冒的風險也更大。
太平興國六年(981)秋七月，太宗為報高梁河慘敗之仇，打算再次大舉進兵契丹，便遣使渤海國，企圖以渤海國之力牽制和夾攻對手。
渤海國是當時在高麗之北的一個小國，契丹曾攻取渤海的扶餘城，並將其改作“東丹府”。但是，太宗對於渤海國完全是一種主子使喚奴僕、頤指氣使命令式的態度：“賜渤海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王師。”
不過也給“奴僕”懸了賞格，約定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沙漠之外，悉以相與”。大家一起和契丹玩命，可事成之後好地方你大宋要了，卻拿沙漠之外的土地哄騙我渤海國？太宗這種極不公平的買賣遭渤海人回絕了，“渤海竟無至者”。
宋朝見渤海國沒有出兵的意思，一時也沒奈何。雍熙三年(986)，宋朝正式拉開架勢準備和契丹開戰，為了謀求第三方勢力夾攻對手，轉而又遣使高麗，卻不吸取教訓，仍然是一付居高臨下命令式的架子，“命發兵西會”。
結果，和渤海國一樣，高麗對相助宋朝夾攻契丹之事也沒有興趣，敷衍了事。到淳化五年(994)六月，因為契丹侵掠其境，高麗反過來向宋朝“遣使來乞師”，夾攻契丹。這次輪到太宗拒絕高麗人了,“以北鄙甫寧,不可輕動干戈,為國生事,但賜詔慰撫,厚禮其使遣還”。
碰了宋朝軟釘子的高麗轉而臣服契丹,對宋朝“朝貢中絕”,太宗一點兒便宜都沒有賺到。
到神宗熙寧二年(1069),幾度與宋朝斷絕往來的高麗國王,通過其商人向宋朝福建轉運使羅拯轉達了重新結好的意願。次年,宋廷“議者亦謂可結之以謀契丹,神宗許焉”。也就是説,宋朝這次之所以恢復與高麗的邦交關係,又是為了能夠聯合高麗以取得夾攻的形勢,算計契丹。
無論太宗也好,神宗也好,謀求夾攻和算計契丹之舉並未搞得神秘兮兮。而現如今徽宗則幾乎是在一種秘密狀態下,實施了他與蔡京和童貫起策劃的通好女真、夾攻滅遼之策。
八月三日(戊午),也就是在登州意外“截獲”一批遼朝逃難者過後一個月,王師中接到了徽宗詔令,開始作浮海北上遼東、探尋女真虛實的準備。
王師中招募、挑選了七名普通將校,每人各授予不入品的“進武校尉”之銜,讓那個從遼朝過來的相對而言比較瞭解女真人的漢人高藥師作嚮導,調用平海軍水師的一艘兵船作為此行的交通工具。
從王師中的準備來看,他非常清楚此行是在遼朝的後方偷偷摸摸搞小動作,極具危險性,一旦被遼朝偵知,問罪於朝廷,當事者很有可能被滅口,而其成功的可能性卻很難説。
所以,整個浮海遼東之行在沒有取得與金人的正式聯繫並得到其首肯之前,他不會派遣自己親近或有職位的人去冒這個險。
八月二十二日(丁丑),高藥師一行人在登州下船出海,沿着當年女真人貢馬而來的海道悄然北上——宋朝第一次聯盟女真、謀求夾攻遼朝的“海上之盟”行動由此揭開了大幕。
“海上之盟”的起航地登州蓬萊的濱海處，有一向北突出、海拔七十二米的山崖，是為田橫山。此山為“楚漢相爭”時齊王田橫屯兵處，因以名之，山體岩石呈赭紅色，受浪濤沖刷，東、北、西三面懸崖陡峭，巖破石穿，怪石嶙峋，形勢險峻。
田橫山乃渤海與黃海的南端分界處。因其位處渤海海峽登州一側，也稱登州岬；又因其位於山東半島極北端，故又名老北山。從這裏向北一直到遼東半島最南端的老鐵山燈塔下的南岬角，拉成一條一百多公里的直線，就是渤海海域和黃海海域的分界線。因此田橫山具有“一山分二海”的獨特地理地位。
從田橫山北望大海，但見廟島羣島星星散散綿亙於渤海海峽，景物寬闊，風光綺麗。廟島羣島被稱為渤海“鑰匙”，位於渤海海峽中南部，主要島嶼有南長山島、北長山島（長島），大黑山島、小黑山島，南隍城島、北隍城島和廟島等,共有三十多個島礁,南部數量較多,北部相對較少。
自古以來,往來於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之間渤海海峽的船隻,基本上就是以廟島羣島作為航行座標或避風港的,而田橫山及其左近的港灣則是這條重要通道的南方大本營。
在北宋時,登州歷來是宋朝與東北各國、各部落交往的重要“口岸”。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後,女真人連續兩三年中從遼東半島的蘇州(遼寧金縣),泛海至登州賣馬。可能當時運來的馬匹較多,建隆四年八月(963),太祖還特意下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渡女真所貢馬”。
北宋初期高麗使者入貢的路線基本上都是從登州而來,以至宋朝還專門在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使者”。宋初以來,登州海域的沙門島還是被豁免死罪的犯人的發配之地。
清人顧祖禹在敍述到“登州府”時説:
“府僻在東陲,三面距海,利擅魚鹽。且北指旅順,則扼遼左之喋喉,南出成山,則控江、淮之門户,形險未可輕也。範氏曰:'自古海道有事,登、菜為必出之途,而密邇遼左,尤為往來津要。’”
再説高藥師一行人離開登州後，不一日，船已抵達彼岸蘇州(遼寧金縣)地界的海面上，遙望岸上，可見為數不少的巡邏甲士。以高藥師的經驗判斷，這些人就是女真人。但令人恐怖的是，岸上這些女真人似乎很不友好，發現這一船的不速之客，即劍拔弩張，如臨大敵，嚇得高藥師等人不敢靠岸，而且還“幾為邏者所害，遂復回”。
高藥師之輩等於是臨陣脱逃，一事無成。他們大概也料到，就此作罷兩手空空返航登州，恐怕難以交代，所以一時也不敢回去。
高藥師一行人這麼進退維谷，在海上也不知道轉悠了些什麼地方，一直拖延到第二年即政和八年(1118)的正月三日（丙戌），前後漂泊長達四個多月後，才將船開回大宋。但顯然是為了逃避登州衙門的追究，他們很天真地在登州西邊隔了一個濰州的青州（山東益都）地界泊岸登陸。宋朝發起“海上之盟”的第一次渡海行動就這樣頗為怪異地結束了。
青州守臣崔直躬在掌握了高藥師一行人船抵彼岸，卻因畏懼女真武士而不敢上岸的事實後，立即上奏其事。
對此次浮海行動結果期盼已久的徽宗得悉如此消息，龍顏“赫怒”，當即下令宣撫司，要童貫嚴肅處置此事，將這次渡海的人除了仍需要作為嚮導的高藥師之外，一併發配到邊遠窮惡之地；另外指令童貫讓王師中再次負責挑選“智勇能吏”，再與高藥師一起渡海探問金人意向，並且重申要“通好女真軍前，講買馬舊好”。
此時，朝廷暗中謀求通好女真、夾攻遼朝的計劃已經走漏消息，朝臣對這個上不了枱面的謀劃多有非議。
於是，正在氣頭上的徽宗發狠降了一道“御筆”，稱：
“通好女真事，監司、帥臣並不許干預！如違，並以違御筆論！”
徽宗將其手中的狼毫筆狠狠地一揮，掃清了“海上之盟”發軔的障礙。
就這樣，首先是馬政，後來再是其子馬擴，他們偶然地、不由自主地被捲入一場歷史的颶風之中。
馬政父子並非豪門貴族出身，所以官方保存的他們的基本檔案資料少得可憐，而且含糊不清，便是他們的籍貫就有三種説法：《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稱是“洮州人也”，《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稱是“熙州人”，《中興小紀》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均稱是“狄道人。當時狄道（甘肅臨洮）為熙州轄縣，稱“狄道人”實際上就等於説是熙州人。馬擴自己的説法是熙州人。所以，我們只能大致確定馬政父子的籍貫是熙州狄道。
據《宋史》記載，熙州本為武勝軍，北宋熙寧五年(1072)收復於西夏，始改作熙州，隸屬秦鳳路，曾置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熙州和洮州等五州屬焉。所以，今人黃寬重説得更寬泛，稱馬擴的籍貫“屬於北宋秦鳳路則可以確定”。
鑑於第一批浮海北上的人懦弱怕事，缺乏勇氣，所以這次王師中挑選人就非常慎重。此時，馬政不知犯了什麼嚴重錯誤被貶官於青州。
因為是武官，大概又符合徽宗提出的“智勇能吏”的要求，且青州與登州近在咫尺，加上馬政公幹在青州，家室卻安放在登州牟平（在今山東省），所以王師中幾乎是就地取材，選中馬政擔任第二次浮海北上的使者，另外為他還物色了一名懂點女真話、能説會道的平海軍卒長呼延慶充作副手，並配備將校七人，兵了和節級八十人，仍由高藥師領路，整個隊伍大大多於第一次的出行人數。
四月二十七日(己卯),朝廷正式決定派遣馬政、呼延慶同高藥師等一行人渡海“至女真軍前議事”。此時馬政的官銜是“武義大夫”。在經過一系列準備之後,八月四日(甲寅),馬政一行人在登州乘上平海軍的船隻出發了。
臨行之際,朝廷方面再次叮囑他們,見到女真首領後,第一要送上禮物,第二是表達大宋與女真之間傳統友誼的“舊好”,第三可以敍宋朝建隆、雍熙以來女真人渡海來登州的“賣馬事”,第四可傳達大宋皇帝宣撫、慰問的“口詔”,第五再隨機應變,慢慢聊到能否宋金聯手夾攻遼朝這樁正事,而如果金人有這個意向,第六就可以對金人直説,大宋下次會派遣專門的使者來商議這件事。
總之,與女真首領接洽和傳達朝廷的意思,必須非常秘密。
應該説,為了這次海上之行最終能成功登上彼岸,並説服女真首領接受宋金夾攻遼朝的建議,宋朝君臣可謂煞費苦心。
從正月初高藥師一行無功而返,到四月份決定派遣馬政等人再使女真,再到八月初馬政一行人正式起航,他們花了較長的時間作準備,對馬政等人見到女真首領後的談判步驟,也作了精心設計。
當然,也給馬政配備了足以壯行色的大批隨從人員。而其中透露的一個重要信息是,出於秘密行動的需要,宋朝讓馬政轉達給金人的僅僅是不留痕跡的“口詔”,而非白紙黑字、言之鑿鑿的“國書”或“詔書”之類文本。上次高藥師之行可能還帶着一個“市馬詔”,這次就考慮得更為謹慎和周密了。
馬政一行人在海上走了兩個月的時間,於這年的閏九月九日(戊午)方才下船登上北岸。
從登州到對岸的蘇州,直線距離僅僅一百公里左右,何以走這麼長時間才到達目的地?
而且,從登州抵達蘇州,單趟費時就需兩個月,那第一次高藥師等人的往返航行恰好是四個月,是否以當時的航海技術而言,兩地往來確需如此長的耗時?應該不是。
估計馬政等人是沿廟島羣島逐島北上,以一路補給淡水和給養,當船靠近蘇州一帶海岸時,又需找到女真人的蹤跡,而一時三刻又未必能碰上,所以,不排除馬政等人拋錨於蘇州近岸海域,以等待和尋找機會的可能。
閏九月九日這天,馬政等人一腳踏上蘇州地界的陸地後,幾乎重蹈高藥師第一次靠近海岸時的覆轍,他們立即就遭到了一羣女真巡邏者的兇暴對待,人被執,物被奪,而且這些女真人不聞不問,幾次三番就想殺人。
危急關頭,幸虧能説點女真話的高藥師等人站出來“辯論再三”,聲稱要見女真首領有要事相告,這才倖免於難。但他們還是受到了野蠻對待,女真人固執地將他們視為敵對之人,“遂縛以行”,就像對待被流放的犯人一樣押往北方。
事到如今,只要暫時留得性命,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馬政等人被捆綁着“行經十餘州”,“約三千餘里”,可謂極盡苦楚,方才到達女真首領阿骨打的住處阿芝川淶流河(吉林松原市扶余縣拉林河)。
在這裏,馬政注意到,除了阿骨打,女真人的執政、當權人還有粘罕、阿忽、兀室等人,大家都稱呼他們叫“郎君”。
阿骨打頗有禮貌地向馬政“請問遣使之由”。馬政回答説：
“先是，貴朝在大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時，常遣使來賣馬。今來主上聞貴朝攻陷契丹五十餘城，欲與貴朝復通前好。兼自契丹天怒人怨，本朝欲行吊伐，以救生靈塗炭之苦，願與貴朝共伐大遼。雖本朝未有書來，特遣政等軍前共議，若允許，後必有國使來也。”
從《北盟會編》所記載的馬政對答阿骨打之問來看，以“能吏”中選此次“破冰之旅”領隊的馬政還稱得上是一名“循吏”，他果然按照離開登州時上峯囑咐的那套“預案”向阿骨打作了對答,先泛泛説起當年雙方的馬匹貿易,進而試探性地指出,因為你女真土地擴張已至蘇州,與我大宋登州僅僅一水相隔,雙方直接交通、恢復傳統友誼已成可能,然後再拋出要緊的一個提議,就是本朝願意與貴朝一起夾攻大遼,最後是核心問題,即我馬政此行目的不過是和貴朝接上頭,倘或貴朝有意接招和本朝聯手攻遼的話,接下來一定會有國使捎來相關《國書》。
馬政的回答與其出發之前宋廷交待的既定方案一脈相承,因此,可以肯定馬政此行確實與金人議及夾攻遼事。
至於説《金史》所載馬政以國書來,認為其實是馬政所傳口詔,這一説法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馬政卻並未攜帶“買馬詔”)。
那麼，對於宋朝拋出的“夾攻遼朝”之計，金人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其實，金人在其立國之初，就有“南連大宋”的意願，阿骨打的重要謀臣楊樸在勸其稱帝時就説到：
“願大王冊帝號，封諸番，傳檄響應，千里而定，東接海隅，南連大宋，西通西夏，北安遠國之民，建萬世之餈基，興帝王之社稷”。
阿骨打當時對楊樸勸進的反應是“大悦”，並且從楊樸的建議多被阿骨打所採納這一事實來看，女真人在立國之初，應該已經將“南連大宋”確立在整個滅遼的戰略中。
但是，由於當時在客觀上女真並無直通宋的地理條件，根本無法獲知宋朝的意向如何，所以“南連大宋”之舉並未付諸實施。眼下，宋人突然遣使將“通好”意願和“夾攻”意向送上門來，真可謂是正中下懷。
但阿骨打此時並未喜形於色，或者即刻應允，對這樣一個關係到三個王朝生死存亡的大事，“與粘罕、阿忽、兀室共議數日”，可謂謹慎之極，顯示出阿骨打作為一位成熟政治家的風範。
阿骨打的精明、謹慎之處，還在於儘管心許宋朝的“夾攻遼朝”之計,但在回答馬政提出的克遼之後五代時期陷入契丹的漢地歸還宋朝的建議時,卻僅僅在原則上表示:
“所請之地,今當與宋夾攻,得者有之”。
這話説得很活絡,意即大金願意和宋朝一起夾攻遼朝,但你大宋想要的土地還得你自己出兵打下來,換句話説,如果你打不下來,我大金卻打下來了,則那些土地當為我大金所有。
“海上之盟”從宋金第一次接觸開始,女真人就以一種冷靜、謹慎和立於不敗之地的姿態,表現出清晰的外交思路、周密的應對策略和成熟的外交辭令。
最終,阿骨打同意了馬政的提議,準備派人和宋朝談判。但他在派遣渤海人李善慶、熟女真散都、生女真勃達等三人作為使者隨同馬政一起回訪宋朝時,在帶上《國書》並備足北珠、生金、貂革、人蔘、松子等禮物的同時,又非常精明地將馬政隨行人員登州小校王美、劉亮等六人扣作了人質。
從這年的閨九月九日首次登陸蘇州到現在,不亞於戰場上的以命相搏,馬政一行人在經歷了一場曠日持久、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掉腦袋的艱難“舌戰”後,終於敲開了宋金談判的大門,“海上之盟”正式走上了歷史的舞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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