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閲兵的天安門，竟是50年前新建的！
在經歷了十一大閲兵之後，10月3日，歷時一年多修繕的天安門城樓重新恢復對公眾開放。新開放的天安門城樓每日限參觀遊客9000人次。
去年6月，鑑於天安門城樓施工維修需要，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天安門城樓於2018年6月15日起進行封閉施工。這是建國以來天安門城樓經歷的為數不多的幾次大修。
然而，甚至連很多老北京人都不知道的是，今天的天安門城樓並不是明清時期的老建築，而是1969-1970年重新修建的，究竟背後有什麼故事呢？
親歷者講述
1969~1970年天安門重建工程報導補遺
中國勘察設計協會傳統建築分會 會長馬炳 堅
北京房地集團古建工作室專家委員會顧問
最近，我針對網上流傳的博文《40年前天安門曾秘密拆建，竟然發現了這些?》中十多處違背歷史真實的地方，寫了《必要的更正》（附後），引起了強烈反響。
關於上世紀1969-1970年天安門城樓拆除重建工程，媒體有許多報導，但這些報導都有一個通病：它們只講了後半段——天安門城樓木構件的組裝，沒有講前半段——天安門城樓木構件的製作。
中國的傳統木構建築是完全模數化、裝配化的建築，是事先按照模數制度、權衡尺度、榫卯結構將木構件製作出來，然後再到現場進行安裝。沒有前面的木構件製作，就不可能有後面的木構件安裝。
我是天安門城樓重建工程的親歷者，非常瞭解天安門工程前半段的情況。今天專門來談談天安門城樓重建工程前半段的故事，補上四十多年來被忽略的這段歷史。
01
天安門城樓重建的主要原因
天安門城樓重建的原因，不同版本有各種説法。
實際上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每年五一、十一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要登上天安門城樓，需要保證領導人的絕對安全，是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
據有關史料記載，天安門始建於明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初建時完全仿照南京的承天門。明天順元年(1457年)七月，承天門遭火災，被焚燬。1465年重修，1644年承天門再次毀於兵火，1645年再次重修，並正式改名為天安門。
如果從1645年最後一次重修至1969年，天安門城樓已有324年曆史。其間除風雨剝蝕，自然損壞之外，還曾遭遇過八國聯軍炮擊以及地震等破壞。
清末天安門老照片
建國以後，北京市曾對天安門進行過多次修繕。
1949年開國大典之前，北平市政府對天安門進行了簡單修繕，包括屋面拔草，瓦面查補打點，清理鴿糞，修補門窗等。
1952年，北京市政府對天安門城樓進行了一次較為全面的修繕，包括更換腐朽的木構件，更換破損門窗，重新油飾彩畫。
此後，每逢五一節、國慶節，都要對天安門城樓進行例行檢查，對不安全的地方進行加固。如1956年，對東北角的翼角和角梁進行了修繕，同時安裝了避雷設施。
據有關資料記載，在60年代初的一次檢查中，發現一根柱子有高位腐朽，有些地方有嚴重變形或下沉，於是得出結論:天安門城樓問題很嚴重，應該重新翻建。
根據我們幾十年搞文物古建築保護修繕的經驗，像天安門城樓這樣僅有 300餘年歷史的木構建築，主體結構不會有非常嚴重的問題，只要採取妥善的保護維修措施，再有二、三百年也不會有大問題。僅僅因為天安門城樓揹負着重大的政治責任，城樓的管理者更是百倍小心，所以才對它採取了拆除重建的特殊措施。
我這樣講是有充分依據的。
天安門迤北的端門，同樣始建於永樂十八年，與天安門時間年代相同，型制結構亦相同。如果除去天安門曾經歷過的兩次重修的歷史，端門城樓的實際壽命比天安門城樓要長將近一倍，至今仍安然無恙。
可見，天安門城樓拆除重建主要是出於確保黨和國家領導人安全的考量。
如果它是處在端門或故宮建築羣的其它位置，恐怕至今仍巍然挺立，不會被拆除重建。
02
天安門城樓翻建的準備工作
民國天安門老照片
據説翻建天安門城樓的籌備工作1965年就已經開始。由於“文革”的原因，這件事不得已被置。
1966年3月，河北邢台發生了7.2級地震，波及北京，對天安門城樓造成一定影響。為保證安全，北京市政府組織力量對城樓內的樑架以及山面的踏腳木、草架柱等進行了加固，並將部分樑架構件增加了鐵箍(有報道説此時天安門城樓因地震而“危在旦夕，有塌垮的可能”純屬無稽之談!)。
1969年，國務院正式啓動天安門城樓拆除重建工作。天安門城樓重建前的準備工作非常多，我這裏只介紹與木結構製作相關的一些情況。
我是1967年10月正式從北京市房管局技工學校“房屋管理人員培訓班”“分配”(實際是主動要求)到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繕工程公司(以下簡稱“房修二公司”)古建工程處當工人的。剛去時分在耿彩明木工班，在北京大學工地幹活。
1968年春天，領導突然調我去“紥小樣”。帶領我們去“紥小樣”的是我的師傅，當時的木工班副班長王德宸先生，還有同班組的吳正華、陳藴幾位老師傅。
樣式雷圖檔記錄
什麼是“紥小樣”呢?
“紥小樣”是在建造大型的或複雜的木構建築之前，先將該建築按照一定比例縮小做成的模型。這個模型除按比例縮小之外，它的構造、做法、節點、榫卯、比例關係等等，要與所建造的建築完全一樣。目的是為預先熟悉構造，演練技術，發現問題，攻克難關，為建造正式的建築做技術準備。這是古建築木作行業傳承了千百年的規矩。
我們紥的小樣是天安門城樓最西側的一間——梢間(東側梢間與西側相同)。為什麼要做梢間呢?
因為天安門這種歇山式建築，最複雜的木結構都集中在梢間部分，其餘部分構造相對簡單。把梢間的問題搞清了，其它就不成問題了。
因此，沒必要做一個完整的天安門。
紥小樣在端門西朝房進行，一共有六七個師傅參與這項工作，由王德宸師傅負責。
與紥小樣同時進行的，還有一個天安門木結構考察小組，由北京市建築設計院的三位工程師組成，(記得一位叫張浩，年歲較大約50歲，一位叫關慧英，年級較輕，大概30歲左右，還有一位40歲左右的中年，叫孫任先)。
他們三位負責天安門城樓構架的測繪，主要為弄清它的構造和構件的尺寸，為木構架的預製加工做準備，同時也為“紥小樣”提供實物依據。配合他們工作的，有古建處的郭書考老師傅(天安門木構製作、安裝的主要技術骨幹之一)，還有孫永林(當時是木工工長)、張兆驤等人。
天安門城樓重建工程，是建國二十年來最大的古建築工程，也是清代晚期以來少有的大型古建築修建工程。尤其天安門城樓是載入國徽的，顯得更加神聖。
重建天安門城樓，在當時是國內天字第一號的工程。這項工程的總指揮是周恩來總理，動用了外貿部、鐵道部、遠洋局等多個部門。由北京市政府(當時叫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負責舊城樓的拆除和新城樓的重建。
北京市建委會同北京市房管局、北京市建工局負責具體落實。由於木結構(包括大木、斗栱、菱花槅扇)的製作、加工以及琉璃瓦規格、用量的提供，彩畫方案的設計等均由房管局下屬的房修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承擔，所以，周總理直接聽取房管局總工程師華克專先生的工作彙報。
當時，天安門工程現場總指揮是北京市建委副主任顧鑰菊，副總指揮是古建工程處的主任張海泉。
天安門梢間的紥小樣工作經過大約兩個月的時間順利完成。隨着紥小樣工作的完成，以王德宸師傅為代表的技術骨幹完全掌握了天安門木構架的全部技術關鍵，為進行天安門城樓大木構架製作做好了充分的技術準備。
天安門工程紥小樣是一個極為難得的學習機會，對我來説是一次難以忘懷的技術經歷。
03
大木構件製作——重建的重頭戲
前面談到：中國的傳統木構建築是完全模數化、裝配化的建築。
要事先按權衡尺度、模數制度、榫卯結構將各種構件製作出來，然後再運到現場去進行組裝。中國建築這種模數制、裝配化的建造技術，早在隋唐以前就已十分成熟。
在此之前的各種媒體報導中，都沒有關於木構件製作的描述。個別文章中關於在舊天安門城樓拆下來以後，由“五建公司懂經緯儀的木工XXX 配合測量局的技術人員一同工作......將木構件拍成照片，交由北京建築設計院畫圖，再按圖紙由北京光華木材廠進行木構件加工”的描述，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杜撰。
天安門的拆除是在1969年國慶節之後，首先搭起一個巨大的罩棚，把天安門城樓罩起來。
關於為什麼要搭這個罩棚?
我在《必要的糾正》一文中講了主要原因：
一是為了避免嚴重的揚塵;
二是為了防止羣眾圍觀;
三是為了冬季施工防寒，保温加熱。並不是單純為了保密。
城樓木結構的製作經歷了排丈杆(丈杆的作用相當於施工詳圖)、木構件的初步加工(由毛料加工成需要的規格材)、大木畫線、製作榫卯等全過程。
天安門城樓是宮殿式重檐歇山建築，結構十分複雜，下層檐和上層檐分別安置五踩和七踩斗栱。
據粗略統計，整座城樓，共有各類柱子132根(其中落地柱60根，童柱 24根，瓜柱48根)，各種梁(包括桃尖梁、接尾梁、天花梁、五架樑、三架樑、單步梁、雙步梁、隨梁等)112根，各種檁(包括正心檁、挑檐檁、金檁、脊檁等)160餘根，各種枋(包括額枋、承椽枋、天花枋、隨檁枋等)180餘根，各類斗栱138攢，椽子、望板等構件數不勝數，所用木材(原木)將近40000立方米，集中了當時的房修二公司、房修一公司一百多個木匠，採取半機械半手工的手段，幹了將近一年時間才製作完成。
這樣浩大的工程怎麼可能在天安門城樓拆除以後再去做呢?
當時的大木構件製作，是在北京市房管局的青年路倉庫(木材加工廠)和百子灣倉庫兩個大型木材加工廠進行的。木構件製作的主要技術負責人(即“掌案”)有王德宸、於春桂、張樹桐、鄭彥章等技術骨幹。
他們主要負責畫線，其餘木工負責按墨線製作榫卯。木構件製作完成以後，按類別分別碼放，在舊城樓拆除以後，將新做的構件按照安裝順序 運抵現場進行組裝。
天安門的木構件加工預製，由於是在老城樓拆除之前一年多就已經開始了，而且是在北京市東郊(當時青年路、百子灣都是郊區)的木材倉庫進行，除去承擔加工任務的單位和工人之外，根本無人知曉。這也是天安門重建工程的前半段無人報導的主要原因。
製作天安門大木構件的木料，是從國外進口的木材，名稱叫“馬克爾”“卡格洛達”“色皮”(進口木材的音譯名)，顏色為粉紅色或黃色，其強度與我國產的樟木十分相似，不軟，也不太硬。但由於是新木頭，含水率很高，為後來留下了隱患。
天安門的斗栱，主要是用楠木和柏木製作(大斗用柏木，其餘全用楠木)。菱花槅扇完全用楠木製作。這些楠木都是之前從各城門樓拆下來的舊料。
我當時主要參與斗栱製作。
天安門城樓大木(包括斗栱、菱花槅扇)的加工製作，是一項光榮而艱鉅的任務，是天安門工程的重頭戲。
為了這項工程，工人師傅們表現出了極高的責任心和政治覺悟。
負責大木製作首席掌案的我的師傅王德宸先生，日夜盯在工地，有時為核對一個尺寸或檢查一個榫卯是否正確，經常半夜裏爬起來，跑到現場去仔細檢查。
其間，恰逢他的長孫出生，這是他家庭的一件大喜事，他家與工地僅相距十幾公里，但為了天安門的大木製作，他都沒顧上回家去看一眼。
04
關於天安門城樓的組裝
天安門城樓木構件的製作是由當時北京市房管局下屬的房修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承擔。這兩個公司，尤其是房修二公司在建國以後一直承擔着北京市的古建築修建任務，工人們有豐富的經驗和技術。木構架的安裝(包括其它配套設施的安裝)則主要由當時的建工局第五建築公司承擔。他們是前面提到的這個工程的後半段的主角。
確定以五建公司為主承擔安裝任務，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五建公司作為大型建築公司，有大型機具設備。如吊車、大型運輸車輛(而房屋修繕公司沒有這些設備)和相關的技術力量(如水、暖、電等設備安裝力量)。天安門的大木構件非常大，如內檐柱直徑一米左右，大約12米長，沒有大型車輛和塔吊很難快速運輸和安裝到位。
二是五建公司有一些過去曾經幹過古建築的技術工人。儘管這些工人在建國以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再做過古建築工程，但比起從來沒有做過古建築工程的還有些優勢。
據到現場參加過大木構件安裝的工匠師傅介紹：當時，天安門城樓的大木安裝分成兩檔子(即兩個作業組)。
兩檔子是這樣分工的，沿天安門西北角和東南角畫一條界限，由房修二、房修一兩公司組成的第一檔子負責南面和西面的安裝(共由56人組成);
由五建公司的木工組成的第二檔子負責北面和東面的安裝(共由160人組成)。
派房修二公司的郭書考和孫永林二人作五建公司安裝工作的技術指導。
當時的情況基本是：房一、房二這第一檔子在前面幹，五建公司這第二檔子在後面學，邊學邊幹，中途有幾次幹錯了，還曾受到郭書考老師傅的訓斥。
這並不是貶低五建公司，這是事實。當時的事實並不像有些媒體描述的那樣美好。在大木安裝環節，應該説是房二、房一出技術，五建公司出機械設備和部分人工。
除去木作工程之外，瓦作工程也是房二、房一的師傅先做出樣子，五建公司的工人再照方抓藥——這毫不奇怪，因為他們不是專業隊伍。
當時，北京沒有那麼多做古建的工匠。當然其它配套工程是由五建公司承擔的，這是他們的長項。
05
與天安門工程有關的“花絮”
還有一些花絮，不妨一併講一講。
一個是新建的天安門的彩畫是“西番蓮和璽”而不是原來的“龍和璽”。
這是極左思潮盛行背景下的產物。
據説這個方案是周恩來總理批准的，是一種折衷的措施。
彩畫方案設計是當時房修一公司的彩畫名匠趙金城先生和房修二公司的趙文福先生。因為沒有按傳統圖案設計，趙先生還曾被同行們挖苦諷刺。
另一個就是有關媒體提到的天安門用所謂“五個里程碑”圖案替代正脊和垂脊上的吻獸的故事。
當時，有人提出來龍是封建帝王的象徵，不能用，要改成“五個里程 碑”(五個里程碑即：井岡山、瑞金、遵義、延安和北京，是文革時期流行的關於中國革命五個關鍵階段的代表性標誌)。處理手法是，用吻獸的輪廓，裏面雕五個里程碑圖案。
後來，周恩來總理用“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徵”駁回了“五個里程碑”的主張，仍然堅持用龍吻做脊飾吻獸。這套“五個里程碑”的琉璃脊飾，後來被扔在門頭溝琉璃瓦廠的院子裏，我曾親眼見過。
但是，天安門城樓的勾頭、滴水(琉璃瓦檐口部分的瓦)，仍然採用了葵花向陽的圖案，這也是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產物。
“西番蓮和璽”彩畫在1984年天安門修繕時被換掉，重新恢復了金龍和璽彩畫。
第三，前邊曾提到，天安門製作大木構架用的是從國外進口的木料。
原因是，雖然我們國內的森林中也有符合尺寸的木料，但是因當時的設備及運輸條件所限，沒辦法從森林中運出來。為尋找木材，當時房修二公司曾組成專門小組，由古建處材料組的負責人張松年和有經驗的老木工王正桁等人組成考察小組，到東北大小興安嶺去考察，最後因無法解決吊出和運輸問題而只好作罷。
進口木材是新料，含水率高，本應自然乾燥若干年之後再用。但政治工程不可能允許這樣做(這裏要説明一下，結構構件用的木材只能自然乾燥，不能用烘烤、蒸煮等方法進行人工乾燥，否則將大大減低木材的強度)。結果不到十年，有的構件(比如毛主席的沙發靠的那根柱子)就已經深度糟朽。不得已在1979~1980年期間對糟朽的柱子進行了墩接。
所謂墩接就是在建築物整體不動的情況下，將柱子糟朽的部分截掉，換上好木料，再打上鐵箍，使之成為整體的傳統修繕手段。記得當時是用鋪鐵軌的枕木搭成井字形承重架子，在架子頂端用兩個500噸的千斤頂頂住壓在上面的大梁，使柱子自身不再受力，以便操作。
墩接工作完成後再將千斤頂和架子撤掉。每根柱子周邊的梁分別用三組承重枕木支撐。共墩接了三根柱子，都是室內12米高的大柱。墩接高度大約從地面往上三米至五米。其中有一根柱子因為髓心部分幾乎完全空心，但又沒辦法換掉，只能把空心部分剔除，將一根鋼樑塞入柱心內，以輔助柱子承重，外面再用木頭包起來。
這次柱子墩接及附屬鋼樑的修繕工程也是由房修二公司承擔的。
在這次修繕過程中，我曾沿臨時搭建的垂直木梯爬到天花板上面去看大木構架，剛剛把頭伸進頂棚時忽然看見有個人站在那裏，嚇了一跳，仔細一看原來是解放軍戰士在裏面站崗執勤，足見天安門工程安保工作之嚴格。
關於重建以後的天安門城樓比原來的城樓“長高了87釐米”的説法，我以一個局內人的身份説説這個問題。
新天安門城樓是嚴格按照老城樓的權衡尺寸加工製作的。
因為天安門城樓是國徽圖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高度尺寸、比例關係都不可能也不允許有明顯的改變。
至於重建的天安門城樓會比原城樓高一點，這是情理之中的事。
因為任何建築，建完以後都會有一定程度的沉降。老的天安門城樓在 300多年當中，因基礎沉降，構件彎曲下垂等原因，比初建時高度有所下降，是正常現象。
這就好比一個人，年輕時身體健壯，雄姿英發，自然顯得挺拔;而當他逐漸老去的時候，腰彎了，背駝了，身高自然會發生一些變化。重建的天安門城樓較之老城樓高度稍有變化並不奇怪，但究竟是不是如媒體所説的“長高了87公分”，那就只能找當初測量的人才能問清楚了。
坊間流傳的有關當年的天安門工程要選根正苗紅的工人的説法基本符合事實。但那主要是指到天安門上面去進行安裝的人。
在木材加工廠進行木構件製作沒有那麼嚴格(但也不能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前面提到的在大木製作中擔任一號掌案的我的師傅王德宸先生，儘管他技藝高超，責任心極強，在天安門工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但終因根不夠正，苗不夠紅而未能獲得上去安裝的機會。
但在他和他的團隊的主持下，天安門城樓木構件製作沒有出任何差錯，確保了大木的順利安裝，這是他此生最大的殊榮，完全體現出古建築老匠師對技術精益求精，對工作高度負責的崇高品質。
結 語
天安門城樓重建工程，已過去47年了，很多當年的親歷者都已作古，但今天回憶起 來，那場景猶如昨日。
47年來，不斷有人提及天安門工程，不少媒體做過很多報導。
但始終沒有人提及這前半段的情況，成為這些親歷者的遺憾。
為了補上這段被人們忽略的歷史，我在北京房地集團有限公司(系政企分開時從原房管局脱胎出來的國有企業)的支持下，尋覓到十餘名曾參加過天安門城樓大木製作、安裝以及曾參與瓦作工程，如今仍健在的老同志，進行座談，共同回憶了這段歷史。
作為親歷者之一，我受大家的託付，親自執筆續寫下如上史實，補齊缺失了47年的歷史，也算是對逝去的前輩們的一個交待吧!
馬炳堅
2017 年 10 月 4 日於營宸齋
必要的更正
馬炳堅
最近，網上流傳着一篇博文，叫做《40年前天安門曾秘密拆建，竟然發現了這些？》（2017 年/09/05 名人畫報）。
文中有十多處違背歷史真實之處。我是天安門重建工程的親歷者，有責任對此進行更正。
其一：“1969年，天安門曾經秘密拆除重建”。
首先，要説明，天安門城樓拆除重建並不是秘密進行的，起碼當時在設計施工單位內部並不保密，（當然事先也沒有在羣眾中進行宣傳）。
原天門城樓拆除是在1969年國慶節過後在城台上搭起一個巨大的罩棚，把天安門城樓罩起來，對舊城樓進行拆除。然後將已預製加工好的新城樓進行組裝（包括木構架安裝、砌牆、瓦、做油飾彩畫等工序）。
這項工程從拆到裝，共用了7個月（從1969年10月—1970年4月）。1970年五一節之前，一個嶄新的天安門重現城樓。
為什麼要搭個棚子罩起來？
一是因為拆除時有嚴重揚塵，二是為防止羣眾圍觀影響交通，三是，城樓的重建正值冬季，需要有加熱保温措施。
當然，避免不必要的猜疑也是原因之一，但絕不是為保密而搭棚。
天安門城樓的拆裝用了7個月，而之前的木構件加工，琉璃瓦燒製，甚至包括木材的採購（主要是進口木材。當時國內大小興安嶺有木材但運不出來），前後用了大約3年時間，僅木構件預製加工就用了一年左右時間。
天安門城樓重建是早就在擬議中的事。這主要是出於保證中央領導安全的考慮。
天安門城樓建於明代初年，距1969年已有560餘年歷史，歲月侵蝕，自然損壞，加上地震、戰火，天安門城樓已有較嚴重的殘損。
為保證其五一、十一的使用安全，幾乎每年都要對它的結構進行加固，附加的鐵件已達近百噸之多，這對天安門城樓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因此，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將舊城樓拆除重建。
重建的天安門從型制、尺寸、構造、做法，均與原城樓完全一致，坊間有説改成了混凝土仿木結構，純屬訛傳。
其二：天安門城樓重建“是由部隊組織，出行任務時連家人都不能説”。
這個説法與事實不符。
天安門城樓重建工程不是由部隊組織，而是由政府組織的，最高領導是國務院，周總理親自掛帥。
當時，配合這項工程的還有外貿部、遠洋局、鐵道部、財政部、建設部等部委，具體實施是北京市政府（當時叫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由北京市建委抓具體工作，再往下有北京市房管局（承擔製作與安裝任務）、北京市建工局（配合房管局承擔部分安裝任務）。
天安門城樓的大木、斗拱、木裝修預製加工主要是北京市第二房屋修建工程公司（房修二公司）和北京市第一房屋修建工程公司（房修一公司）。安裝由房二、房一、五建公司共同承擔。五建公司提供大型機具設備和部分人工。
至於説到部隊，天安門這樣重要的政治工程，不可能沒有部隊參與。他們是負責安全保衞。
其三：“196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天安門城樓產生嚴重損壞”。
這是亂説。
唐山大地震不是1966年，而是1976年，前後差了十年。1966年應是邢台地震。唐山地震時，天安門城樓已經建了6年。唐山地震對天安門絲毫未造成損失。説“唐山地震天安門城樓嚴重受損”，毫無根據。
要知道，中國木構建築在抗震方面，在全世界所有建築中是最優秀的。
其四：重建天安門城樓時“當時的施工人員幾乎形影不離天安門城樓”。
當時天安門城樓施工（指在城台上組裝），由於工期緊，安排工人三班倒是事實。但絕不是“形影不離天安門”。
這種説法很易給人造成誤解。
至於我們的老工人處於對工作負責，不肯輕易離開工作崗位，這種感人事例很多。比如我的師傅王德宸先生在天安門大木加工緊張階段，正趕上他的長孫降生。出於對工作的負責，他都沒顧上回家去看看。但這絕不是“形影不離天安門”。
其五：説“施工人員形影不離天安門”，“有兩點原因”。
“第一，那時正好是文革時期、”
“第二，跟蘇聯關係鬧僵，多了個敵人”，“可以説是內憂外患”
這又是杜撰歷史。
前面講了，不存在施工人員“形影不離天安門”的情況。與“正好是文革時期”和“跟蘇聯關係鬧僵”更是扯不上關係。這種説法只能叫做“給歷史製造緊張氣氛”。
其六：“把整個天安門給圍起來，連工作人員都不知道在幹什麼”。
其錯有二：
一、“工作人員都不知道在幹什麼”這還叫“工作人員”嗎？
二、文中這行字上面的插圖，根本不是天安門工程現場的圖片。
從圖上看，這是個正在施工的仿唐建築，不知是從哪個寺廟工地P來的。這種用照片的做法太不嚴肅。
另外，把天安門城樓圍起來的照片也是錯的。當時是用不透明的材料圍起來的，大棚是搭在城台之上，並沒有把城台也圍起來。這張照片也是 P來的。
其七：“因為有部隊的組織，所以，天安門工程速度快、質量高、舉世罕見”。
天安門重建工程確實速度快、質量高，舉世罕見。但這與部隊沒有直接關係。
其八：“他們有5個施工隊組成，”“由姚來泉擔任木工連組長”。
看了上面這個提法，給人的印象是五建公司的，姚來泉師傅似乎是工地的技術領軍人物。
事實是：在進行大木安裝時，是分為兩個組（叫兩檔子）。一檔子由房修二公司和房修一公司的工人組成，另一檔子由五建公司的工人組成。
五建公司建國後很少承擔古建任務，所以，技術較生疏。在施工時，基本是房修二、房一的工人在前面幹，五建的工人在後面學。期間還發生過幹錯了重新返工的問題。
五建公司，包括姚來泉只參加了大木組裝，並沒有參與過木構件製作。
當時，負責大木構件（柱、梁、枋、檁、斗拱、翼角、木裝修等）預製加工的主要工匠師傅（即掌案）是房修二公司的木匠王德宸、郭書考、於春桂、耿彩明、王正桁等老匠師。當時我也參與了木構件製作，主要是做斗拱。
其九：“顏色搭配有藝術大師老舍先生負責。”
不知這話從何説起。
據我們知道，老舍先生在文革初期（1966年）就跳人定湖自盡了。他怎麼會參加了天安門工程（1970年）的“顏色搭配”呢？
即使當時老舍當時還活着，他也“負責”不了天安門的“顏色搭配”。
要知道，明清古建築彩畫可是門很深的學問哪！老舍什麼時候跨界成了彩畫大師了呢！？
這種不顧歷史和事實的憑空杜撰實在令人費解！
其十：關於對從原舊天安門城樓正脊處發現寶匣一事的解讀。
在封建社會，凡是重要建築，在屋面調脊時，都要在正脊脊筒子（琉璃瓦件的一種）裏面放上鎮脊寶匣。1983年，我們在修繕北京地壇皇祗室時，從正脊合龍處就發現了這樣一個鎮脊寶匣。
寶匣是由楠木製成，內襯一層銅板。裏面放置由紅線串起的銅錢，金、銀、銅、鐵、錫五個小元寶（每個長度約2cm），五彩石、五彩線、五穀雜糧等吉祥物。它既是鎮物，又是吉祥物，旨在祈願五穀豐登，國泰民安。（相關資料見《古建園林技術》雜誌總5期路長先生文章：《龍口》，以及總13期王其亨先生文章：《合龍，上樑實物》）
其十一：關於在天安門城樓上發現了炮彈和彈洞一事。
彈洞是存在的，那是當年八國聯軍進北京時炮轟留下的。但在瓦檐上發現炮彈是不可能的。
建國以後到天安門城樓重建之前，每年國慶節、五一勞動節都要對天安門進行安全檢查，我們的公安部門居然沒發現瓦檐裏的炮彈，簡直是天方夜譚。
其十二：關於“菱花槅扇”是“修建天安門的重點”以及“雙交四椀、三交六椀的建築”“姚來泉也參與修建菱花槅扇”等提法。
“菱花槅扇”是宮殿建築門窗的名稱。門窗可以説是天安門城樓的組成部分，但不能説是“修建天安門的重點”。
這就如同一幢房子，門窗只是它的組成部分，而不能説門窗是房子的重點。“雙交四椀、三交六椀的建築”這個提法也不對。
“雙交四椀、三交六椀”都是欞花的式樣，而不是建築的式樣。雙交四椀是兩根帶花飾的欞條垂直相交形成的圖案，一個單元有四個圓椀，叫“雙交四椀”；三交六椀是三根帶花飾的欞條成60°角相交形成的圖案，一個單元有六個圓椀，叫做三交六椀。而不能講“雙交四椀或三交六椀的建築。”這種概念錯誤會誤導讀者。
另外，天安門的所有菱花槅扇都是事先預製好了的，只要安裝上就行了，不存在“xxx也參與修建菱花槅扇”問題。
其十三：關於掛國徽問題。
天安門的國徽實際尺寸很大，直徑約3米左右，重量達幾百公斤，這樣一個龐然大物，一個人是掛不上去的，要用起重設備，還要有很多人幫忙。
把這功勞歸於姚來泉一個人是不對的。
......
文中還有一些錯誤，暫就如上諸項進行糾正。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關於天安門城樓拆除重建的故事流行着各種版本，每種版本都有不同的失實之處，這就給人們造成了嚴重誤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