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迴
1944年2月15日。意大利卡西諾山。山頂修道院。
望風的修士眼見天邊升起濃密的烏雲，向着自己迅速飄來，不禁感到恐慌異常。他腳下的修道院由聖本尼迪克特（聖本篤）於公元529年所建，已經歷經了近兩千年的風雨。但這場新的風暴，是兩千年來修道院受到的任何災難都無法比擬的。
因為它是鋼鐵的風暴，炸彈的風暴。超過兩百架盟軍飛機組成的轟炸編隊掠過修道院上空，向它投下了不計其數的炸彈，把這個本篤會發源地，也是世界上最出名的聖地之一夷為了平地。
盟軍之所以要執行這場轟炸，是因為他們想要北上羅馬，卻受阻於德軍的冬季防線，苦戰數月無法突破。卡西諾山就位於防線之中，這裏地勢險要，天然是絕佳的防禦陣地和觀察點。儘管德國指揮官阿爾貝特·凱塞林陸軍元帥已經下令德國單位不可以將該修道院包括入德軍的防禦陣地內，並告知了盟軍和梵蒂岡，但盟軍最終還是不願相信納粹將領的一面之詞，忍痛毀滅了這個基督教聖地。
執行轟炸任務的美軍飛機編隊裏，有個年僅二十一的尾炮機槍手，名叫小沃爾特·邁克爾·米勒。卡西諾山戰役在這個機槍手心中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傷痕，並最終逼迫他寫下了足以傳世的不朽鉅作《萊博維茨的讚歌》——這不僅因為他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卻得親手毀滅心目中的聖地，還因為這場軍事行動實際上沒有任何意義：德軍真的沒有在修道院佈防或者設立觀察點。諷刺的是，在造成幾百避難平民和修士死亡，修道院淪為斷壁殘垣的轟炸過後，德軍反而沒了顧忌，第1傘兵師在廢墟里設立戰壕和觀察哨，為盟軍的進攻帶去了更大的困難。
小沃爾特·M.米勒當然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正邪之爭——否則他也不會參軍入伍，但他在卡西諾山之戰裏深深地體會了戰爭的殘酷和荒謬，而且這份苦惱一直糾纏着他的餘生。他罹患戰爭PTSD至少三十年，1996年妻子死後，他最終吞槍自盡。流行的基督教觀點裏，自殺無異於下地獄。身為忠貞的基督徒，米勒當然清楚這一點。所以他的自殺，恐怕是因為在心底裏，他早就認定參與卡西諾山轟炸的自己與天堂無緣，必須接受永罰了。
話雖如此，卡西諾山帶給米勒的，並不僅僅是文明毀滅的蒼涼景象，也有文明存續的一線生機。就在戰役開始前幾個月，兩名德國軍官馬克西米利安·貝克爾上尉和尤利烏斯·施萊格爾中校把修道院內包括文書、畫像之類的無價之寶移交到了梵蒂岡和聖天使城堡。從事後來看，此舉拯救了十萬餘卷古代文稿，以及提香、艾爾·葛雷柯和戈雅等古典畫家的畫作。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了《萊博維茨的讚歌》裏。這本小説縱貫三個時代，時間跨度將近兩千年。我們既見證了文明從毀滅後的荒蕪，也看到了它的復興，乃至又一次毀滅。這個輪迴有一個共同發生地，就是萊博維茨修道院。修道院尊建立者工程師萊博維茨為聖，以保存過去的知識為信條。就像卡西諾山修道院的文物得到搶救一樣，故事裏的修士們也將知識的微弱火花保留給了後人。諷刺的是，修道院歷經千辛萬苦保留下來，挺過黑暗愚昧時代的古代技術文本，到了文明覆興時期，卻又一次成為了毀滅的推手。
毫無疑問，小沃爾特·M.米勒認為文明的本質，不僅僅是科學知識，或者説隨科技發展而逐漸豐沛的物質。如果僅以追求物質為第一要務，人類即使苟活過了艱難時期，甚至攀上了新的高峯，也最終無法擺脱自我毀滅的輪迴，一遍遍遭受核子火焰的焚燒。這種看法實際上和現在流行的工業黨、小劉慈欣們的吃人觀，還有入關學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米勒不反對科學，承認科學是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他的意思也很明顯，只相信科學，會帶來非常恐怖的後果。
打個比方，核武器就是科學的產物。然而核武器並沒有使得人類社會朝好的方向發展，相反，美蘇冷戰幾十年，幾次險些互扔核彈毀滅文明。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要不是核潛艇B-59的大副瓦西里·阿爾希波夫執意反對發射核彈，你可能不會有機會透過電腦或者手機看到這些文字。即使冷戰已經結束，核武依然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高懸在我們每個人的頭頂，只是現在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不去提它而已。可是保不齊哪天就有個充滿熊心壯志的國家會再次把世界推到毀滅的邊緣，畢竟製造核武器實在是一件輕鬆事兒。讓政治稚嫩的國家擁核，無異於把槍塞到懵懂的孩童手上。
即使不提核戰這種極端狀況，依然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科學的危險。就看看我們周圍，計劃生育才過去了多久？賀建奎對嬰兒進行基因剪輯，也不過兩年吧？科學很大程度是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的混合，容易被後果論（只要最後結果是好的就可行）與科技中立（這樣就無需為科技的動機和結果負責）這樣的藉口左右，引發令人擔憂的結果。
能勉強束縛住橫衝直撞的科學野獸的，似乎唯有“倫理”這條繮繩。所謂的倫理，主要是指人們所信奉的傳統和道德原則，是人們千百年來行為習慣的系統性總結。然而倫理本身還可以繼續劃分。舉個例子，中國人在決定要不要做一件事情以前，往往會考慮它會不會“丟面子”，這就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倫理約束。這種約束的力量很強，可是並不完美：丟面子的前提是被別人知道，反過來説，只要捂得夠嚴實，哪怕做齷齪事也可以做。它被放大到另一個極端，也就是所謂的成王敗寇：只要成為統治者掌握話語權，那麼事實真相是可以被扭曲改寫的。參與過二戰的米勒清楚這種社會倫理的缺陷——希特勒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一步步奪權乃至吞併蘇台德和半個波蘭的，所以他更願意相信另一種倫理：宗教倫理。
實際上《萊博維茨的讚歌》整個第二章“要有光”，就是兩種倫理建構的衝突。“要有光”是《聖經》創世紀的名言，而在第二章中，又指人們重新發明出電燈。本章中重要角色學者塔德奧是天才學者，為科學振興所作的貢獻與達·芬奇相當。塔德奧的另一個身份是德克薩卡納國王漢尼根的堂弟，而漢尼根正意欲發起血腥戰爭統一北美。儘管塔德奧理解他的親戚有多麼瘋狂，但他為了自保而選擇退縮，不肯勸誡國王，聽憑大陸陷入災難。萊博維茨修道院的修士們則居於另一種立場，這些看似陳腐的宗教信徒不但向塔德奧開放書庫，幫助科學復興，同時還保持着對時事的敏感，始終嘗試説服大學士去勸阻他的堂兄，至少不要染指修道院，把這座堅固的建築當做軍事要塞。而更直接的一幕，出現在章節後半段的高潮時，當塔德奧準備辭別返程時，修道院為他舉辦了盛大的告別宴會。宴會上，全書中最神秘的角色，沒人説得清年紀的流浪漢老本傑明走進大廳，抓過學士的胳膊直視他的眼睛，失望地説了句“依然不是他”，接着蹣跚離去。
列奧納多·達·芬奇手稿。第二章中的塔德奧在智識上是類似達·芬奇的角色。
老流浪漢是誰？為什麼他在一幕裏代表了宗教倫理？這其實要從老流浪漢的身份講起。就是這個老流浪漢，出現在了書本全部三個章節裏。他每次都以配角身份登場，與故事沒有直接聯繫，容易遭忽視。但一旦把三個章節聯繫起來，想到書中歷史縱貫了近兩千年，老流浪漢就顯得非常奇怪了。他是誰？他為什能活這麼久？米勒讓老流浪漢的身份在三個章節中慢慢揭露。第一個章節“要有人”中，老流浪漢在一塊石頭上留下了希伯來文字LS，結果被認為是萊博維茨（Leibowitz）的縮寫，後來還在越來越誇張的謠言裏還被當成了顯聖的萊博維茨。但到了六個世紀後的第二章“要有光”時，修道院院長的朋友流浪漢老本傑明説起往事，提到了他曾經被誤認為聖人，又説他在尋找一個人，而那人曾經對他高喊“出來吧！”
如果你熟悉聖經，那麼可能已經猜到了老流浪漢到底是誰。約翰福音11裏説。伯大尼有個叫拉撒路的人，他是耶穌的朋友，患上了重疾。耶穌認為病不致命，然而當他趕到伯大尼時拉撒路已經下葬了四天。拉撒路的姊妹向他哭訴，於是耶穌安慰了她。他來到墓地前高喊“拉撒路，出來吧！”結果神蹟顯現，拉撒路真的爬出了墓地。
耶穌之所以復活拉撒路，除了幫助朋友外，更重要目的是讓更多的人見證神蹟，信仰耶和華。從這個角度來講，拉撒路就是上帝存在的明證。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法利賽人甚至想把拉撒路同耶穌一起殺害。但我們都知道，耶穌去各各他時，身邊並沒有拉撒路同行。那麼拉撒路去了哪兒？《聖經》裏沒有説，而這就給了米勒創作的空間。《萊博維茨的讚歌》裏，拉撒路活過了漫長的三十二個世紀，成了猶太民族的最後一人。他形單影隻，無權無勢，他捱過艱難的世道，看到文明的復興和又一次步入毀滅。數千年的光陰裏，他一直在尋找神。我們甚至可以説，這個老流浪漢就是整個故事的縮影。
實際上拉撒路代表生命延續的形象在科幻裏並不鮮見，羅伯特·海因萊因的名篇《時間足夠你愛》講述的同樣是一個關於永生的故事，《星際穿越》里人類為了種族延續、移居外星的計劃也叫拉薩路。但那些故事都只是把拉撒路當做一個文化符號，用來假借而已，《萊博維茨的讚歌》卻是直接拿聖經人物當故事角色，它屬於另一種概念，實際上非常肯定地告訴讀者，神是存在的，只是米勒的行文上多有隱晦，需要我們得進一步的思辨才能理解。
老流浪漢的另一個形象來源，可能是卡西諾修道院一位名叫卡羅曼諾·培拉加里（Carlomanno Pellagalli）的修士。1944年的轟炸過後，這個年逾79的老修士返回了修道院，德軍見到他在廢墟上四處流浪，還以為他是幽靈。4月3日之後，卡羅曼諾神秘失蹤，從此再也沒了蹤影。
這個時候，我們再回過頭看第二章，就能明白米勒想通過老流浪漢和塔德奧學士的衝突，表明科學又一次遠離宗教倫理的規訓，開啓了新一輪的毀滅循環。這一輪循環的終點就是小説的最終章。又一次發展出核武器的人類依然沒有走出這個靈長類物種的童年時代，視這危險的武器如玩物，於是世界又一次在核火中毀滅。稍有不同的是，當人類再度玩火自焚時，已經在遙遠的異星建立了簡陋的前哨站。而萊博維茨修會的一些成員作為知識的傳承者，踏上了前往他鄉的旅途。這一章的標題叫做“只為成就你的旨意”，原文Fiat Voluntas Tua，出自馬太福音6:10，也就是那句著名的“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暗合了文末修士們進入太空，去散播知識和福音。
就像我們沒法把《1984》單純地視為科幻小説一樣，《萊博維茨的讚歌》雖然拿了雨果獎，但它並未沒有落入類型文學的窠臼。這本小説我在十來年間閲讀了數次，每每產生非常奇妙的感覺，就彷彿小沃爾特·M.米勒並非這個故事真正的創作者，他只是打字員，把別人告訴他的故事寫下來而已。他似乎和故事裏的老拉撒路一樣，不過是神意的工具。能給人這種感覺的小説並不多，而科幻作為文學的子門類，這類作品自然更是寥寥。仔細想來，除了米勒，還有個專寫短篇科幻的姜峯楠也能給人帶去類似的體驗。姜的出道作《巴別塔》裏，人們不斷攀登通天塔，最終抵達的卻是地面。如果説《巴別塔》和《萊博維茨的讚歌》有什麼共同點，大概都是用隱晦的方式點出了更高意志的存在，而故事的主角相比之下都顯得渺小謙卑。
類似《萊博維茨的讚歌》和《巴別塔》這樣的文章，可以説帶着神性。然而這種作品註定曇花一現。姜後來的作品始終未能超越《巴別塔》（儘管依舊傑作頻出，如前年改編成了電影的《你一生的故事》），而米勒更為明顯，我當初興沖沖地讀了他的其他作品，結果發現它們都是些庸作，大失所望。
值得注意的是，還有些科幻小説雖然沒有這麼強的天啓感，但它們同樣在宣講科技的弊端和人類應該學會謙卑——畢竟宇宙浩瀚，即使從科學角度來看，人類之上的智慧生物也必然存在。而當那智慧徹徹底底地超越人類時，他們和神又能有多少區別？這裏有個極好的例子，就是卡爾·薩根的《接觸》。薩根是美國天文學家，行星學會創立者，還是非常成功的科普作家，然而即使是這樣舉世聞名的理性主義者也沒有反對宗教（儘管他可能否定人格化的神）。薩根在科幻小説《接觸》裏假想了能夠在自然常數里留下信息（比如π的小數點後幾千萬位）的超級智慧，他們還可能是已知宇宙的締造者，這樣的智慧存在實際上同“神”的概念已經模糊地疊加在了一起，讓人無法辨別彼此。
有意思的是，反而是小沃爾特·M.米勒、姜峯楠和卡爾·薩根這些人，用普通人的渺小和謙卑反襯出了普通人的偉大。回到《萊博維茨的讚歌》裏，正是漫長歲月裏一個又一個修道士——包括傑拉德、保羅、澤爾奇和萊博維茨本人——的奉獻，鑄成了修道院堅守千年、傳向未來的理念，而活了三十二個世紀的傳奇拉撒路，卻只能成為一個旁觀者，一個無可奈何的配角。他大概在告訴讀者，這種普通人的偉大，實際上超越了天賦異稟的面壁者、最強基因調整者、又或者天生原力親和的光劍武士。因為你知道，你和他們一樣普通，當然也可以和他們一樣謙卑，和他們一樣偉大。
至於謙卑的對象，米勒當然信奉他的天主教上帝，姜峯楠承認自然法則的偉力，卡爾·薩根則描繪了超級智慧生物。但在信仰這件事上，也許還是那個發現相對論，提議曼哈頓計劃，卻又反對核武器的愛因斯坦説得更通透點：
“我們認識到有某種為我們所不能洞察的東西存在，感覺到那種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們的心靈的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正是這種認識和這種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這個意義上，而且也只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是一個具有深摯的宗教感情的人。”（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