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昌碩在《孟津王文安草書卷》詩中吟道“眼前突兀山險巇文安健筆蟠蛟螭。波磔一一見真相直追篆籀通其微。有明書法推第一屈指匹敵空坤維。”從吳昌碩的詩中可以看出，王鐸草書在明代的地位極高，成就極大。他的草書在筆法、結體、章法和墨法上均有所創新，尤其在章法的字間聯繫、行、行間空間、款字及鈐印等形式的技法上，獨具匠心。
1、字間聯繫
字間聯繫與線條、結構息息相關。王鐸草書線條的運動感，結體正欹、疏密的多變，決定其字間聯繫形式的豐富性。尤其是結體的中軸線，可以左側35度，右側25度，左右擺幅可達60度，這就大幅度地擴大了字與字之間的連接空間，從而極大地增加了字間聯繫的多樣可能。這當然是其“揮斥八極之勢”的動力來源之一。其字間呼應或左或右，或邊緣或中間，或虛或實，或連或斷。連則數字、甚至十幾字連綿一起，雖在絹素數尺之間，實則展現千里之勢。斷則上下掩映，藕斷絲連，意態隔空照應。王鐸有時也像黃庭堅那樣，作上下字間的線條穿插。穿插使字間空間的構形趨於豐富、多變。但他的穿插沒有象黃庭堅那樣的頻繁、深入，而又強烈，因而，在使字間空間的節奏多樣化的同時，仍然保持線條及空間運動的流暢性。
從行軸線的連綴情況看，王鐸草書的吻合率很高。即使單字軸線的間或斷裂，也往往是軸線連綴節律的休止符，它使連綴形式多變，而富於節奏感。有人説“倪元璐等人行軸線趨於垂線，略感單調。王鐸的軸線形式卻很有變化，行軸線之間的呼應也非常生動。”“軸線形式卻很有變化”。尤其是奇異連接和二重軸線連接的熟練運用，使王鐸草書的軸線連接效果出類拔萃。單字軸線間的奇異連接是商周甲骨文常用的字間聯繫的一種方法，在王羲之的書法作品裏，得到完善。在黃庭堅的行書、草書的作品裏，也時有出現。在王鐸的草書裏，則運用自如。
王鐸經常運用的方法是：
其一，偏旁代替單字。“臨”與“憶”、“語”與“故”，有明顯的錯位。按“憶”和“故”的單字軸線，本不會與上字軸線相接，但它們靠“憶”的“意”旁、“故”的反文旁的軸線，與上字緊密吻接。其二，下字首畫起端，位於上字的邊線處。“何”與“太”也有較大的錯位，軸線本不會相交，但“太”的首畫起端，剛好是“何”字的邊線，它們由此得到了字間的聯繫。當然部分代替整體、下字的起端。位於上字中點的奇異連接方法，也是王鐸經常運用的手段。奇異連接在甲骨文、王羲之之後，已很少書家運用，而王鐸運用卻非常頻繁。
我們可以抽查王鐸草書成熟期的代表性作品，進行統計。51歲的《贈張抱一草書詩卷》，使用奇異連接28次，59歲的《草書杜甫五律八首詩卷》，則使用30次。可見，其運用之多。王鐸通過奇異連接的運用，激活了字間空間和行間空間的靈動變化，使字間聯繫富於跌宕，從而使字勢趨於飛騰跳擲。二重軸線連接，也是王鐸草書作品中熟練運用的技巧。邱振中在描述王鐸草書時説“王鐸的作品中，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二重軸線吻接。當我們的感覺順着軸線下行時，軸線忽然在某一字中斷，可是，當我們在下一字中，找到新的軸線時，卻發現它與這個字銜接完好，不過它利用的是另一條潛在的軸線。”這“潛在的軸線”致使上下字軸線斷裂得以修復，在取得字間聯繫的頓挫、錯落的效果的同時，又能驅使軸線流暢地過渡。由於“雀”字中間的撇畫、“老”字最後的斜向連筆，形成潛在的軸線，使“雀”與“薄”、“老”與“關”的軸線斷裂得以修復。二重軸線連接，雖然是王鐸獨有的軸線連接技法，但不常用。在對觀察奇異連接相同的兩件作品的觀測中發現，《贈張抱一草書詩卷》運用了3次，而《草書杜甫五律八首詩卷》只有2次。由於線條動感強烈，且連帶較多結體欹正、開合擒縱自如，字內空間和字外空間融合性好，故王鐸草書，字內、字外空間呈現出雄渾而多變的特點。
王鐸在字的結構上強調欹側，但他沒有象他所崇拜的王羲之、米芾那樣，較多趨於左傾，而是左傾、右傾互重。當一字或數字左傾，他便常用一字或數字右傾相協調，反之亦然，以求行軸線的平衡。有時在卷類作品中，也用多字、甚至一行同方向欹斜，造成行軸線大幅度的波折和傾斜，形成強烈的字勢，以及字行的動盪。由此可見，王鐸喜歡發揮極致的藝術性格。王鐸草書線組的疏密節奏相當明快。當一組稠密的線組過後，便有一組較為疏空的線組與之並置、對比。因為字間連綿較多，在一些卷類的作品中，常會出現幾組較密的線組聚集一起，王鐸便用長而舒展的線條割裂空間，造成疏曠的空間與密集的線組並置，而且，形成強烈的對比。由於線條頗具運動感，字勢左右欹側波動的幅度極大，也由於字間連接的奇異連接、二重軸線連接等方法的使用，使王鐸草書的行邊廓極富錯落、波折的變化，因而，也使行間空間趨於靈活多變。王鐸與黃道周、倪元璐的書法觀念互相影響。黃道周在章法上的處理是“着意緊壓字距而較寬地疏空行距”。倪元璐是“行距疏空、字距茂密”。王鐸在軸類的行與行間空間處理上，和他們基本是一致的。但是，王鐸在通過“緊壓字距”，達到字間茂密效果的同時，還通過頻繁的連帶，而使行中茂密的效果更為強烈。如此章法構成，形成“大面積空白的構圖對比強烈，更易突出主體，形成視覺反差”的藝術效果。潘天壽在談到繪畫的佈置時，也涉及到相類似的論題，“畫中的主體要力求清楚、明確、突出，次要的東西連同背景，可以儘量簡略捨棄直至代之以大片的空白。這種大刀闊斧的取捨方法，使得中國繪畫在表現上有最大的靈活性，也使畫家在作畫的過程中，可發揮最大的主動性。同時，又可以使所表現的主體得到最突出、最集中、最明豁的視覺效果。”
而橫式的作品，尤其是卷類作品的款字空間大都不受限制，它的一般欣賞程式是：邊展邊收，一部分、一部分地欣賞，所以，橫式卷類作品長的題款，可以作為獨立的部分而存在，基本不影響作品被欣賞時的整體感覺。因此，王鐸在草書作品款字上，揚此抑彼也是符合書法的創作形式的規律。在草書橫式作品的款字中，有的一氣呵成，直接用草書落款，呈現出款字與作品主體形式的一致性，如《草書臨閣帖卷》等。有的用楷書題款，款字與作品主體則呈現出非常強烈的節奏形式對比。如《草書唐詩三首卷》等。而王鐸五十九歲創作的《草書送郭一章詩卷》，則以行草題款。滿滿當當的二十三行，靜態空間與動態空間相伴，款字和作品主體的情調，既有對比、又相協調，正如孫過庭所説的“違而不犯和而不同”。更有奇者，先鈐章後補款，款字圍着印章轉，空間構成頗具新穎，情趣盎然。書法作品的用印頗為重要，作品中印章的硃紅與黑、白三色並置，能夠互為生髮。硃紅色明燦耀眼，尤有畫龍點睛之功。國畫用印“篆刻務必精雅印色務取鮮潔”，書法亦然。王鐸所用印章篆刻水平大都無愧“精雅”二字，所鈐位置也能精當，能使章法布白或充實、或靈動、或多變。由此可見，王鐸國畫構圖功夫，對書法創作支撐起的不俗的底藴。值得一提的是，王鐸的卷類草書作品中，有的作品鈐蓋多方印章，其中，有些印章鈐蓋多次。如寫於弘光龍飛之年的《書畫合卷草書臨閣帖卷》鈐有“王鐸之印”三方不同的印章、“王”、“鐸”、“二室山人”、“大學士”等多方印章，其中，白文的“王鐸之印”、較小的朱文“王鐸之印”、“王”、“鐸”、“二室山人”章鈐蓋多次。寫於崇禎十六年十月的《千秋館學古帖卷》草書、行書、楷書相雜，作品鈐有“王”、“鐸”、“痴庵”、“瓊蕊廬”四印。其中，“王”、“鐸”各鈐七次。在高27.5釐米、長289.3釐米的不大尺幅裏，鈐蓋如此多的印章，王鐸是為了作品的裝飾性效果，還是象當代書壇某些作者那樣，是為了崇古、仿古的情結和氛圍，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作品的形式效果二者兼而有之。
4、整體效果王鐸在草書章法布白的成就是很高的，在明末清初人的眼裏，他就是章法的高手。明末書法家倪後瞻評價他説：“王鐸字覺斯河南孟津人……學二王草書其字以力為主淋漓滿志所謂能解章法者也。”倪後瞻書論是推崇董其昌一系的，但他也讚揚王鐸草書“以力為主淋漓滿志所謂能解章法者也”。對此，劉恆分析得更為深入，他説：“從王鐸的書法作品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對傳統的把握和發揮，最主要的是在字形、章法、墨法等方面。這些正是元、明以來死守刻帖者的短處。”同是學習刻帖，王鐸卻能高出一頭，而他最主要的發揮點是字形、墨法和章法。字形、墨法是章法的重要構件，有精彩構件的強有力的支撐，章法就更加動人。字法的左傾和右傾，大幅度的擺動，疏與密、正與欹的對比，字間聯繫的奇異連接、二重軸線連接的運用，線條間的頻繁連帶、壓縮字距和拉開行距，所造成的字行茂密與行間疏空的並置，款字、鈐印形式的多樣性，再加上漲墨、濕墨與幹墨、渴墨的強烈對比。所有這些，王鐸草書構成的章法布白的總體特點就是：明快、多變和大氣。細論之。軸類的豎式作品，和長卷、冊頁、扇面的橫式作品的章法特點，又有一定的不同。軸類作品是豎向展開的創作形式，有利於筆勢和字勢的發揮。一般懸掛於牆面觀看，欣賞時，作品作為一個整體，為欣賞者所把握，故和諧的整體是非常重要的。王鐸草書軸類作品與懷素狂草作品有一定的相似，往往提按較少，線條比較均勻，線形變化讓位於用筆速度。在風捲殘雲的筆速中，在疏闊的行間空間的映襯下，王鐸極想凸顯的是整體的協調與氣勢。與軸類草書作品相比，橫式的草書作品，尤其是卷類作品，雖然氣勢較遜，但作品的章法構成卻更為豐富，用筆更加靈動，有時更為大膽、潑辣。字間連接、行間留白更加多變。用墨潤、幹，更加強調兩極分化，落款的形式更多樣化等等。所有這些要素，集合成的整體章法效果是雖然氣勢稍遜於大軸作品，但章法布白的疏密、穿插卻呈現出靈動、多變的多姿多彩的藝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