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鐸傳世書畫圖錄為依據，可知其行草書法風格的演變，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王鐸四十三四歲之前：予書獨宗羲獻
王鐸四十三四歲時，居京，曾跋《聖教序》曰：
《聖教》之斷者，餘年十五，鑽精習之。今入都，觀今礎所有與餘所得者，予冊更勝也。將歷三十年，如天宮星纏，起止次舍，時晷益聞，殆杖而後，行轉以自枳。可見逸少之書與淳化帖玄微渾化，信學書者之潭奧矣。其珍摹靈林，勿褻此寶。昔人云：“仙芝煩弱，既匪足雙，蟲虎瑣碎，又安能匹？”時取而味之終身焉。以測天者，步此冊可也。
由此跋可知，王鐸志學之年，“鑽精”集王《聖教序》，其所言不虛。以王鐸 歲《為景圭先生臨聖教序冊》可以印證，同年又有《臨蘭亭序並律詩帖》存世，亦可印證他於“吾家逸少”用功之勤、之深。並以為“逸少之書與《淳化帖》玄微渾化”，應當時時取用，“味之終身”。跋中所説今礎為王鐸好友，王氏曾於甲戌年夏五月為其作《贈今礎先生扇面八幀》，是王鐸參合《聖教》等碑刻所作，而此前一年《贈袁樞詩冊》款雲：
癸酉九月夜，用《聖教》、《興福》、《夫子碑》為環中老親戚。
孟津王氏富於收藏，《聖教》、《興福》、《夫子碑》皆為集王所成。此冊與《贈今礎扇面》，可窺董氏崇禎七年致仕前後，王鐸個人風格已初具規模。
崇禎十年王鐸四十六歲，因首輔張至發舉薦而答謝雲：“我無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作為壯盛之年的王鐸，已經無意於官場，只希望他的書作可以傳世。我們在考察王鐸這段時期的書作，發現他有大量以《閣帖》為主要範本的臨作，如其四十六歲時《瓊蕊廬帖》，其後跋雲：
餘於書、於詩、於文、於字，沉心驅智，割情絕欲，直思跂彼奧室。恨古人不見我，故飲食夢寐以之。今再審觀，亦覺有所證。臸不知於堂奧如何殹！歸之二弟仲和，則餘三十年於書、於詩、於文、於字其敝精凝神，亦可概見矣。
此跋寫於王鐸 46 歲時，他的自信與抱負在此跋中一覽無餘。他一門心思“跂彼奧室”，“亦覺有所證”，而他自信學書三十年的“敝精凝神”處，在此冊“亦可概見”。他自信自己已經登堂入室，然“恨古人不見我”之數行好書也。其欲刻帖傳世的舉措，還可見於“辛巳正月”自題《琅華館帖》的題簽上。
王鐸此期廣採博收，已不再囿於羲獻，而古人筆法與結構的運用，可謂爐火純青。如《為芳老先生臨王羲之帖卷》、《為心翁書詩軸》、《憶過中條語軸》、《京北玄真廟詩軸》等。然毋庸置疑，王鐸此期大字行草書亦有《臨懷素草書軸》、《臨王羲之不審、清和帖軸》、《為仲玉書詩軸》等較為緊結、拘促之作，正如他以詩文喻之書，所謂“不以六律不能正音”，四十六七歲前後的王鐸，似乎正處於“自律”階段，雖有“恨古人不見我”的感嘆，而實則卻未進入真正的自由。
翻檢王鐸存世書畫圖錄，可知其四十七八歲時所作卷、軸，仍然以王字及《閣帖》為參照，即便是改變原作章法，或意臨、或仿作，大抵不出所臨法帖的大模樣。而為王鐸大開方便之門，使其“五十自化”並卓然於書林者，正是他宗法米芾所致。
五十自化：經崇峯頓俯於下
王鐸珍視自己的臨作，崇禎十四年五十歲的王鐸再跋《瓊蕊廬帖》：
辛巳初一日，披覽是冊，忽已四載。苦廬無佳況，墨事都廢，偶披覽輒覺稍快。然此予四十六歲筆，五十以後，更加淬礪，仍安於斯乎？譬之登山，所躋愈進，愈峻以曠，已經崇峯，頓俯於下。凡畫以自足，皆為河伯一流。
此跋可以説是王鐸為其“五十自化”而吹響的號角。短短四年，王鐸已不能安於現狀了，他
認為“凡畫以自足”，都是目光短淺、盲目自滿的河伯之輩。他似乎已有愈進愈曠，快要登
頂的感覺，這種“頓俯於下”、傲視古今的願望，需要莫大的雄心與氣魄。
王鐸“苦學”自不必多言，但自古藝文一事，“苦學”者未必能有所成就，此非全與個人材器相關，也與個人的機緣巧合相關。王鐸的機緣，一是從米芾大字中悟得“以勢為主”的“刷字”方法，二是有機會進內府觀摩書畫真跡，使其得以貫通古今，登峯造極。
王鐸認為米芾“書本羲獻”，這與他高標“獨宗羲獻”的觀點相合，所以他關注老米並心摹手追，由米芾解鎖晉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辛巳元旦，王鐸以米芾用筆、結字作《柏香帖·思松澗書舍柬友詩四首》；辛巳正月作《琅華館帖》臨老米書；辛巳冬作《臨王渙之等閣帖》，全是以米芾體式仿作。可見王鐸五十歲這一年尤其醉心米書，同年亦有《望白雁潭作》大字行草書，可以説王鐸已將米字的特徵融入自己的書作中去了。
而我們認為王鐸此後一兩年的“機緣”更為難得，即其五十二歲時跋米芾《吳江舟中詩》：“米芾書……深得《蘭亭》法，不規規模擬，予為焚香寢卧其下。”如果説，米書“八面出鋒”、“臣書刷字”在其大字行草書中有充分的展示，可以使王鐸直接取法的話，那麼米芾“不規規模擬”羲獻的觀念，則使王鐸徹底認識到“摹擬”與“反摹擬”的關係：
書不師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詩文，有法而後合，所謂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如琴棋之有譜，然觀詩之《風》、《雅》、《頌》，文之夏、商、周、秦、漢，亦可矣。故善師古者，不離古、不泥古，必置古不言者，不過聞其不學耳。
這與董其昌“拆骨還父、拆肉還母”的思想有所不同，王鐸主張“不離古，不泥古”。如五十一歲作《贈張抱一詩卷》、《商丘道中詩軸》，五十二歲作《贈鄭公度草書冊》、《臨王獻之、王羲之帖》等。
以《贈張抱一行書詩卷》為例，觀察可以發現，多處用筆頗有米芾“刷字”的意味，將筆鋒鋪開，順勢而下，如“路”、“舟中”、“悠然”、“似古人”以及一些較重的筆畫。飛白的大量運用，表現出運筆的迅捷，而像“公祖教之”一筆書的出現，則充分地表明他對於筆鋒的運用是十分嫺熟的，點畫順勢而成，毫不遲疑，筆畫間的引帶也是隨筆勢自成，連綿不絕。再加上方折和圓轉對比，都使得筆畫的變化更為豐富，而這些筆法的靈活運用都表達了老米“刷字”、“都無刻意做作”的觀點，這都是王鐸從米字中悟得，進而將其渾化入自己的大字行草書作中。
經過明亡時幾年的顛沛流離，王鐸五十四歲入清，過上了相對平靜的生活，大字行草書作品也逐漸多了起來，但不管是長卷還是立軸，大模樣基本還是五十一二歲時的格局。而使王鐸真正得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機緣，是其約五十七八歲時得以入內府觀摩書畫，此事在他《閲內府唐宋元明畫六萬八千軸，最奇者僅三十，為作長歌》的七言古風中，較為詳細地描繪了經眼內府藏品的過程，對唐人虞世南、顏真卿、柳公權，宋人蘇軾、米芾的印象尤其深刻。或許這一非比尋常的經歷，正是王鐸衰年變法而臻化境的又一契機。
以其六十歲所作《行書評米書帖軸》為例，通篇用筆率意自然，盡得老米“刷”筆之勢，結字因勢成行，縱橫跌宕，給人以滿目狼煙、氣勢懾人之態。如果説“以勢為主”於董其昌還是具體創作方法的話，對於晚年的王鐸，則已上升為一種審美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