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逝世百年後的今天，當代人的種種困擾仍未逃出韋伯思索的範疇。
馬克斯·韋伯提出的“價值中立”約束着作為學術人的研究者，成為判斷研究者是否審慎、是否職業的一種標準。在知識生產不斷理性化甚至變成流水線的今天，它與“價值判斷”仍然會是張力關係。在這其中，現實關懷將安身何處？
《永遠的現代人——紀念馬克斯·韋伯逝世100週年》專題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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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的“價值中立”
1914年1月，德國“社會政策協會”召集部分成員探討社會文化科學中的“價值判斷”問題，簡言之，一切關於經濟、歷史或社會的研究需要怎樣的道德價值指引。韋伯是這場會議的參與者之一。他提交了一份百餘頁的手稿，其中一些內容也就是多年後的《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在會議現場，贊同韋伯的寥寥無幾。如今我們大概都知道，韋伯的意見是主張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剋制個人的情感、偏好和立場。
“價值中立”讓人是難以接受的。韋伯既然將“理性化”定義為現代世界的基礎邏輯，而社會科學研究同樣被捲入這樣一場理性化進程之中。他的這個診斷讓“價值中立”彷彿成為壓垮科學理想的“最後一根稻草”。
理性化意味着計算、有目的行動，並且還可能有提高效率的大分工。每個進入或被進入理性化的“人”，都可能面臨着平庸如螺絲釘的風險。在1917年11月，他應慕尼黑大學“自由學生聯盟”之邀作題為“科學作為天職”
演講，作為一位被期待指點迷津的講者，他卻告訴在場學生，做研究，是“冒險”。在漫長的思想長河裏，每個研究者只是其中一個渺小到可能無人注視的角色，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或崗位，也只是龐大知識生產系統的環節，看不到完整的知識。而這個系統如果理性化到以流水線的方式工作，科學研究的意義將更可能無處可尋。在與歷史積累和社會分工比較的同時，或許還得忍受身邊一批一批平庸的研究者左右逢源，步步高昇。這是一個高速運轉、冰冷而殘酷的知識生產系統，而你終其一生可能都碌碌無為。
理性化是韋伯對現代世界的診斷結果。但是，他反對流行的“靈丹妙藥”對其自以為是地改造。當一個青年學生或學者毅然選擇“科學作為天職”，如果對其中的風險缺乏反覆的平衡、斟酌和思慮，將可能遭遇幻滅。獲得科學的意義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它需要比人們想象中更多的摯愛、投入。
既然社會科學研究已經被全面理性化，研究者完全可能失去作為“人”的那一層意義。他不再鮮活，他只是看不見工作意義而麻木參與知識生產的工具。而“價值中立”與情感、自由和情緒此消彼長。從這個角度望去，研究者越中立、越理性，“人”越可能在這裏退場。即便“價值中立”只限於研究過程，它看起來好像也在參與推動更高程度的理性化，也與韋伯恢復“人”的願望相悖。
在韋伯那裏，“價值中立”實際上是認識到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侷限之後，一個不得已的選擇。
當時，效仿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在歐洲正如日中天，最有正當性。而研究經濟、歷史、社會或道德的方法是落後的、前現代的、需要改造的。按照實證主義哲學集大成者約翰·穆勒的説法，“物理科學方法”是最完備的科學方法，如果不用它，無法發現任何可靠的“法則”。
韋伯在1917年11月發表“科學作為天職”演講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藝術廳。
韋伯反對把確立“假設-演繹”法則系統當作社會科學的目標。所謂“法則”，即能演繹歸納的、統一的規律。自然科學研究對象是同質的，比如在控制氣壓等變量的情況下，水的結構和反應在哪都一樣，可以得到統一的“法則”，而不必擔心價值干預。哪怕有，也有其他同行研究可證偽。我們身邊的“社會”在韋伯看來不是實體，它由無數的“人”組成，他們的行動有目的，彼此可能千差萬別。如果研究者不能剋制自己的價值立場，將會影響看見什麼信息、蒐集到什麼材料，也會影響分析和結論。當然，“價值中立”也只是無限接近完全剋制的狀態。就像韋伯在《經濟與社會》第一卷談“理解”，無論只是觀察式的理解，還是會加以説明的理解，都無法徹底擺脱價值影響。
在論集《羅雪爾與克尼斯》裏，韋伯第一次比較集中地反思方法論。比如，羅雪爾
放棄了在紛繁複雜事件中發現法則的古典經濟學做法，他認識到無法像自然科學一樣發現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韋伯認為他的反思還不夠，因為他認為發現因果關係即可發現法則。而韋伯對因果關係尤其是單一因果關係是懷疑的。
有意思的是，早在1879年，十五歲的少年韋伯就已經寫下一篇叫“論印歐系日耳曼民族的民族特徵、民族發展與民族歷史”的論文，談德國“民族精神”的“進化法則”。韋伯當時顯然堅信，法則在社會經濟領域是可以獲得的，正如自然科學可以獲得法則一樣。
韋伯並不認同他十五歲那篇論文的方法論，不過主題“民族精神”卻延續了下來，貫穿他一生，成了最大的“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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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住的“價值判斷”
德國曆史學家洛維特在《韋伯與馬克思》裏説，韋伯的“價值中立”要求，並非是取消那些提供標準的“價值理念”和興趣，而是取消對這種理念和興趣的固化，以此作為和它們保持一個可能的距離的基礎。如果徹底失去價值，社會科學研究無從談起，因為研究者還需要用“價值判斷”去定義什麼選題值得做。
韋伯的終極“價值判斷”是德國的民族國家建構、民族文化理想。也可以説，有此參考後，其他價值對他影響甚微，他反而更可能做到“中立”。這是韋伯身上無法克服的民族主義侷限。德國是後起的強勢民族國家，經濟在20世紀初期迅猛增長。韋伯希望德國能成長為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大國，包括付諸經濟甚至軍事保守或擴張舉措。不過在1909年“社會政策協會”上，他又強烈批評老一輩學者“強化國家權力”“擴展官僚制的經濟功能”的觀點。兩者看似矛盾，但目的都是為了德國的崛起，他希望超越英法等國，成為“現代人”的文化標準制定者。他理想中的“人”既自由，也有高度責任感。社會科學事業在韋伯眼中也只是服務現代文化事業的一部分。
在研究過程之外，除了選題，韋伯認為以什麼形式、在什麼地方發表研究觀點並不必然受“價值中立”約束。
他抨擊過一些教師在講台上將實在、知識與“價值判斷”尤其是具有煽動性的個人政治觀點混淆。但是，就像他承認的，將兩者分開在有的情況下是比較困難的。在此情況下，教師就需要秉承一種倫理原則“智性誠實”
，把哪些部分是實在、知識與哪部分是個人政治觀點，坦誠地向學生説明。
德國曆史學家蒙森
在《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裏提到，韋伯經常為《法蘭克福報》撰文，文筆遠比他的研究論文流暢、友好。這些文章充滿着“修辭、諷刺、刻薄和挖苦”的論辯風格，而這些元素在他的研究論文中是努力節制的。
顯然，韋伯一直在忍不住“價值判斷”。他將自由判斷範圍嚴格限定在研究過程外圍。“價值中立”和“價值判斷”在此形成張力關係。
韋伯生活的年代，神學、形而上學正在慢慢失去昔日輝煌。到書齋外觀察世界、理解世界成為知識生產和積累的現代方式。研究者指點江山、影響大眾的可能性降低。在知識生產越來越理性化的環境下，研究者作為一個“人”改變世界的衝動和需求還在。衝動是創造生命意義的慾望。需求則往往來自真實世界，比如，與“價值中立”不同的“干預研究”或“行動研究”就主張介入現實社會，去參與研究對象的生活或工作世界。
十幾年前，國內社會學家沈原在《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發表《“強幹預”與“弱干預”》一文，他提出參與農民工和城市業主的世界，帶着價值判斷，將他們定為需要幫扶的人羣，而後介入。
而按照韋伯的理解，如果研究者自命不凡，他的介入熱情會妨礙判斷。1910年，德國“社會學學會”舉行第一次會議，他是這樣概括章程要求的：“學會內部明確摒棄一切行動取向的觀念宣傳。”不過，韋伯認為科學不可能提供終極價值參考，於是在科學研究之外介入現實政治。在蒙森看來，韋伯“對政治現象的批判分析能力過於強大，很難專注於狹窄的直接可操作領域”。在差不多同時代的中國，儒家因為科舉制的取消，失去政治權力支持，從“經”的位置退下，像王國維這樣的轉型知識分子在時局變動中忍不住關懷，最終失意。與此不同，“干預研究”介入的是社會領域或公共政治領域，而不是權力政治領域。這或許是“價值判斷”的增長點。到此，我們改為更有現實感的“價值關懷”或“現實關懷”來稱呼它。
這當然不意味着韋伯對研究過程的提醒不重要。干預需要高度成熟的現實把握能力，以及對自己侷限的清醒認識。而這正是“價值中立”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