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豐巢快遞櫃超時收費一事持續發酵。有人認為，用户已經付過了快遞費，理應享受免費存件權利；也有人給予理解，認為豐巢此舉在於推動用户儘快取件，提高格口流轉效率。城市快遞“最後一公里”服務究竟如何健康落地？目前討論仍在繼續。
北京一小區夜晚排隊取快遞的上班族 黎夢竹 攝
未經收件人同意送貨到櫃成“痼疾”
此次豐巢超時收費事件之所以激起千層浪，不少人認為原因主要在於，一是豐巢設置的免費保管時間是12個小時，但這對上班族來説有些短，如果加班晚了回到家就會超過時間，相比之下，快遞櫃超時24小時收費更能讓用户理解；二是多個與豐巢發生糾紛的小區表示，豐巢曾在設櫃之初口頭承諾不對用户收取費用。另外，還包括快遞包裹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被快遞員放入快遞櫃，因此帶來的超時收費，收件人沒有義務支付等。
針對豐巢超時收費一事，目前已有多地監管部門發聲回應。上海郵政管理部門再次明確，對未經用户同意擅自將快件投入智能快件箱等不規範行為，用户可以進行投訴或者舉報；浙江省郵政局的通知明確，對於使用智能快件箱進行投遞的快遞企業，要督促相關企業在投遞前履行告知義務，徵得收件人同意後方能放置在智能快件箱中。
記者梳理發現，近年來智能快遞櫃收費的爭論焦點之一也在於，大多數快遞員投件前並未事先徵得收件人的同意。相關規定也具有國家層面的法規依據。
為什麼本應遵循的規則，卻被許多快遞員忽視？記者就此隨機採訪了兩位快遞員。一位來自北京的快遞員劉金（化名）表示，自己每天上午到下午兩點間，要送200件左右的快遞，如果每一單都要和收件人打電話溝通派送方式，很可能無法完成規定派送量；另一位四川當地的快遞員孫剛（化名）也有同樣顧慮，“事前溝通固然更合理，但執行時考慮到派送量，我認為並不現實。現在快遞企業‘以罰代管’現象確實比較嚴重。”
上述兩位快遞員均表示反對快遞櫃超時收費的做法。“其實我們快遞員在投放入櫃時已經被收取了一定費用，還向用户收費的話我們也不贊成。最近我遇到了好幾個要我提前幫他取出來再二次投放的用户，這種情況下用户不被收費，但我們快遞員又要繳納一次投放費，次數多了，送一單也就不賺什麼錢了。”劉金説，一般情況還是不會拒絕用户的要求，怕被投訴。
孫剛認為，相比二次收費，有些快遞櫃的做法更值得參考：用户超過一定時限不取包裹，會限制該位快遞員的投放，直至該包裹被取出，但不會對任何一方進行二次收費，從而也能倒逼快遞員聯繫用户及時取走快件。
末端配送管理須更精細化
5月13日，中消協回應豐巢快件箱超時收費問題時稱，設立在小區內為消費者提供的智能快件箱服務，應當納入小區物業服務業務範圍，以順應消費者需求升級。對於確有需要超期限使用智能快件箱服務的，其收費標準的確定宜參照公共服務價格管理方式確定，而不能簡單通過市場化機制解決。同時，中消協表示，應將小區原有投遞箱智能化升級改造作為“新基建”項目，納入公共消費範疇。
部分法律界人士看來，要將智能快件箱服務納入小區物業服務業務，也需在物業和業主的相關物業服務合同中予以體現，避免因快遞丟失等問題產生額外糾紛。北京交通大學物流管理系教授魯曉春認為，物業要參與到城市快遞“最後一公里”環節中，相關法規、行業文件也需進行補充和完善，而這一過程可能會比較漫長。
“快遞櫃自提實現了物流作業的異步協同，大家不是必須見面才能實現快件包裹的交接，所以今後隨着快遞量增大，快遞櫃、驛站這一類的需求會不斷增加。”魯曉春説，現在傳統信報箱閒置率很高，對很多人來説用處不大。小區標配也要與時俱進，建議從頂層設計着手，推動傳統信報箱提檔升級、智能快件箱更好地落地服務。
另外，針對快遞員未經收件人同意直接投件的做法，魯曉春表示，除了從法規層面進行規範，行業規則也應該更加完善、透明。比如，網上商城可以在消費者下訂單時，增加“快遞櫃自提”或“當面簽收”的選項，減少雙方溝通成本。
要讓城市快遞“最後一公里”健康落地，魯曉春認為，快遞企業在末端配送中還應構建分級、高效的配送體系。比如，重要的文件、生鮮食品之類，快遞員就應該當面交付用户，規避風險。
獨立互聯網研究者柳華芳看來，數字化快遞櫃是社區暫存服務缺位的產物，商業公司運營快遞櫃有一定的成本和盈利訴求。魯迎春認為，探索快遞櫃超時付費模式之外，大數據時代，快遞公司的物流管理應更精細化，在派送方式、費用明細等方面更加透明，滿足用户多元需求，優化物流末端體驗。（光明網記者 黎夢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