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着中國頒佈實施香港國安法，臉譜、推特、谷歌等西方互聯網巨頭，再度向全球展示了他們非常典型的“雙重標準”：宣佈暫停滿足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數據請求。這些動向發生的背景，是2019年香港出現了危及國家安全的暴力活動，而這些活動與西方境外力量存在密切關聯。顯現，這些西方互聯網巨頭，站在了暴徒一邊，對抗中國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正當努力。
這種舉動有着明確的淵源：從2010年開始，這些企業就非常明確地站在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一邊，積極配合美國政府推進的“互聯網自由戰略”，以單方面擴展美國主權管轄範圍、擠壓其他國家主權管轄為核心特徵，謀求搭上美國鞏固和強化網絡空間單極霸權的便車，在全球範圍構建“歐美企業具備單向行動優勢”的新遊戲規則。
如果將觀察問題的時間尺度拉得更長，在香港問題上這種讓人感到不適的雙標操作，即單方面拒絕配合中國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舉措，有着更加悠久的歷史。一如若干世紀之前，與顛地、義律、巴麥尊、璞鼎查等人曾經做過的事情一樣，就是將歐美公司的商業利益，和國家層面的全球實力擴張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不惜使用包括武力在內的一切手段，謀求實現對超額利潤的追求。
從內生邏輯來看，自2010年開始，這批美國互聯網巨頭，基於意識形態和商業利益的雙重訴求，認為追隨美國霸權的舉措是明智的：一方面，公司創始人自身的意識形態立場與歐美高度綁定；另一方面，藉助美國政府的霸權行徑，可以在巨大的潛在市場即中國，獲得不受當地法律約束的超國民待遇，從而在所謂“不作惡”的情況下實現商業利益的最大化，獲取可能在歐美國家內部都無法獲得的高額利潤。
從實際情況看，也是如此：根據這些企業自身提供的“透明度報告”，可以發現，他們在選擇性滿足不同國家的信息獲取以及內容刪除要求。而滿足度的高低，基本與和美國的關係親疏成正比：核心是美國，其次是“五眼聯盟”的其他四家；再其次是大西洋夥伴關係成員；以此類推。
人權和隱私在此過程中，成為了被徹底犧牲掉的“遮羞布”。美國人常炒作中國政府利用互聯網技術搞“監控”，但對於臉譜、推特和谷歌這些互聯網企業來説，“民主國家”的監控就不是監控？尤其是在捍衞國家安全方面，只能必須捍衞美西方國家的安全，必須服從和服務於美西方的國家安全戰略，這就是最大的正義？
在全球互聯網市場上所處的壟斷地位，是這些企業行為的基礎，也是這些企業配合美西方國家戰略，對抗中國捍衞國家安全正常努力的關鍵。壟斷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利益。儘管提出了相當多的高科技概念，但拿谷歌來説，到2019年，廣告收入仍然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2019年第四季度的廣告收入超過379億美元；而全年雲服務的收入剛突破89億美元。當初宣佈撤離中國大陸時雖然打出了互聯網自由的旗號，但真實的商業考慮是將近7000個左右中小網站上的非法成人廣告在中國互聯網內容清理行動中被禁止，導致谷歌公司的廣告收益受到影響。
通過雙標手法賺取政治聲望，依託美國霸權的護航謀求法外行動的自由，憑藉最小限度限制的內容傳播廣告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就是一個基本的套路。這種套路決定了這些企業在面對非西方國家內容管制時雙重標準的必然性。
這種與霸權共生的壟斷互聯網業態本身就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伴隨各國對網絡空間善治的共同追求，堅持雙重標準不改的互聯網巨頭會發現它們前面的路正越來越窄。（作者是復旦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