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鍵時刻，總有一羣德高望重的老科學家始終胸懷祖國和人民，關注着國家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
面對世界高技術蓬勃發展、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嚴峻挑戰，中國怎麼辦？他們勇立潮頭、殫精竭慮，積極建言獻策，讓“發展高科技”從此成為實現我國科技現代化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四位科學家提出《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朱光亞等科學家對此建議也極力倡導。
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黨中央、國務院果斷決策。由於促成這個計劃“建議”的提出和中央領導同志的批示都發生在1986年3月，因而這個計劃被命名為“863計劃”。
1987年3月，“863計劃”開始正式實施。從此，中國的高技術研究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上萬名科學家在各個不同領域，協同合作，聯合攻關，很快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實踐充分證明，高科技是要不來、買不來的。而在“863”計劃出台之前的一段時期，社會上曾有諸如“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這樣的論調。
如何讓中國真正擁有自己的高科技，掌握戰略競爭的主動權？經歷過“兩彈一星”科研攻關的老科學家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等對此十分關切。
“我心裏急啊！”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彼時作為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楊嘉墀幾乎急得夜不能寐。
“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發展機會，我認為中國應該把握這個機會。”在生前接受採訪時，楊嘉墀曾表達了他的看法。
楊嘉墀是著名的航天專家，曾參加過我國第一顆人造衞星、第一顆原子彈和返回式衞星、“實踐1號”衞星以及“一箭三星”的研製和設計工作，尤其在衞星的自動控制方面，為祖國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1983年，這位老人不再擔任行政領導職務，從此他將更多的目光投向世界，開始從國家戰略的高度，着重思考中國空間技術的前景及高技術的發展問題。
據楊嘉墀回憶，在各種討論會上，他與王大珩、王淦昌、陳芳允等科學家觀點相近，大家一致認為：“儘管當時我們的經濟實力還不允許全面發展高科技，但爭取在一些優勢領域首先實現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
1986年年初的一個夜晚，陳芳允敲響了王大珩的家門。經過一番長談，二人決定，由王大珩起草一份關於發展我國高技術項目的建議書。
熬夜工作，對於陳芳允和王大珩來説都不陌生。陳芳允是我國著名的無線電電子學家和衞星測控專家，我國第一顆人造衞星“東方紅一號”的測量控制系統就是由他主要負責研製的。
王大珩是我國光學事業的先行者，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決定獨立自主地發展我國原子彈、導彈技術，王大珩擔任大型光學彈道測量系統項目的總工程師，經過五年多努力獲得成功，使我國光學技術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對祖國前途和命運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驅動着這些曾經立下不朽功勳的老科學家們，即便年事已高仍心繫祖國的科技發展和進步。
“為了我國現代化的繼續前進，我們就得迎接這新的挑戰，追趕上去，絕不能置之不顧……”王大珩曾説，我們幾個人頂多是起了些催化劑的作用，或者説是為“863”計劃點了一根火柴。
這份建議書王大珩前後寫了一個多月，修改整理了多遍，最後形成了一份《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的初稿。初稿寫好後，王大珩當即交給陳芳允提意見，陳芳允在建議書中補充了高科技與國民經濟的內容。隨後，建議書分別送到了王淦昌和楊嘉墀的手上。
王淦昌是著名的核物理學家，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王淦昌就發現了反西格馬負超子。從1961年至1978年，王淦昌為研製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出於保密的需要，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王京，隱姓埋名長達17年之久。
看過王大珩起草的建議書後，王淦昌和楊嘉墀表示完全贊同。在對建議書進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後，四位科學家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
“積極跟蹤國際先進水平”“發揮現有高技術骨幹的作用”“要有緊迫感，發展高技術是需要時間的，抓晚了就等於自甘落後，難以再起”……如今，當人們重讀四位老科學家起草的初稿，許多重要的判斷仍不過時。
“863”計劃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推出的一個以國家利益為目標的高技術發展計劃，擔負全局性的、中長期的、重大的戰略任務，帶動我國高技術研究領域實現由點到面、由跟蹤到創新發展的跨越，已成為科技自強自立的一段重要歷程，始終是推動科技強國建設的磅礴動力。
人們應當永遠銘記，35年前的那個春天，四位胸懷國之大者的老科學家高瞻遠矚的重要建議。（記者 陳芳、胡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