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藝術家林沛瑩：人類或與病毒共生

採訪 + 撰文 / 魏穎，學人Scholar經授權轉載

（中央美術學院科技藝術方向研究員）

林沛瑩作品《病毒之愛》中的行為表演。《病毒之愛》是以未來的病毒作為創作對象的一部作品。當下的種種致命病毒，或許在後人眼中僅僅是釀酒做菜的普通工具，人與微生物的關係在角力、征服、破解中不斷演進。（本文圖片均由藝術家提供）

設想這樣一些未來可能出現的場景：購買疫苗的決定像現在購買汽車一樣，將體現不同的社會階級屬性；注射疫苗導致的痘印會成為青少年羣體中健康和時尚的象徵，不像現在這樣被視為疤痕而被遮掩；預防性的疫苗美容液取代了治療性的疫苗，昂貴且具有附加值的套餐成為貴婦們新的攀比方式。這些是藝術家林沛瑩的作品《天花症候羣》（Smallpox Syndrome）中討論的內容，該組作品聚焦天花這一在人類歷史上影響巨大並於1979年被人類消滅的病毒，反思人與病毒的關係。其中，《疫苗美容》（VaccineBeauty）設想未來超級病毒的再現將使疫苗作為新的生命權力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並對人類的審美和消費觀念產生巨大影響。而由藝術家編輯的《天花紀事》則回溯了天花病毒的傳播和治療的歷史。天花對人類東西方文明史的影響並不會因病毒的消滅而被淡忘，這不僅涉及醫學本身，更與公共治理、交通傳播甚至東西方觀念史的差異有關。這個作品既有嚴肅的歷史反思，又兼具面向未來的科幻性，是林沛瑩對病毒這一題材的一次較早的嘗試。

作品《疫苗美容》中，藝術家設想未來的人類可能將接種天花疫苗留下的痘印視為美的身體標記來展示。

林沛瑩作品《天花症候羣》中展示的天花膿汁的實驗室樣本。

繼《天花症候羣》之後，林沛瑩一直將人與病毒（微生物）的關係視為創作主線之一，進行深入探索。2016年，她獲得了荷蘭的BAD大獎（Bio Art & Design Award，生物藝術與設計獎），該獎項支持三位獲獎藝術家進入與其創作領域相關的實驗室，並給予25 000歐元資金用於作品創作。林沛瑩選擇與荷蘭伊拉斯姆斯大學醫學中心病毒學實驗室（Viroscience lab, Erasmus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合作，這一契機讓她能進入真正的病毒實驗室，在科學家的指導下更為透徹地瞭解病毒的本質。在與病毒科學家密切討論數月後，她創作了《病毒馴獸師計劃》（Tame is to Tame），作品包含文本、裝置和錄像，旨在設想人類如何像馴服野生動物一樣馴服病毒，並最終與其和平共處。筆者比較感興趣的是其中較為核心的《病毒馴獸師宣言》（The Virus Tamer's Manifesto），這個作品提出了幾個關鍵主題：人類和自然（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抑或，人類不屬於自然）；病毒的定位（病毒就像野生動物，我們需要學着去馴服它，抑或，病毒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必須擊敗它）；個體與人類整體（個體是人類的一分子，抑或，個體的獨立性優於一切）；抉擇（選擇權須基於人類整體，抑或，選擇權以個體為優先）；人類作為病毒的棲地（病毒經由人類複製繁衍，應被消滅，抑或，應該與人類共存）。每個選擇都關乎人類應該如何在地球上定位自己、在人羣中定位自己，以及如何看待自己的思考——談論的或許是病毒，而映射的卻是人類的內心。

林沛瑩作品《給病毒馴獸師的茶》，容器中盛放着4種能減輕嘔吐和腹瀉症狀的中藥，供想體驗諾如病毒（編者注：Norovirus，也譯作“諾羅病毒”）症狀的人飲用，幫助他們做好面對諾如病毒的心理準備。

林沛瑩的另一件作品《病毒之愛》（Virophilia）則在人與病毒關係的探討中更進一步，超越了視覺藝術本身。其中大量與“病毒與食物”主題相關的行為表演和品嚐會，令觀眾在文本閲讀和作品觀賞之外，亦從味覺和觸覺等角度全方位參與到對主題的體驗與思考中。《病毒之愛》在2019年由筆者策劃的展覽“準自然”中展出的版本包含了林沛瑩設想自己身處2068年時所撰寫的一份食譜，藝術家在開篇這樣寫道：

進入21世紀後，我們再次發現“細菌除了致病之外沒有其他意義”這一論斷的錯誤。取而代之的是，人類的討論主要圍繞益生菌和微生物羣展開。自微生物學創立至人們對細菌的態度有所轉變，大約經歷了200年。自21世紀後期以來，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視角轉變。我們將人類重新看成整個生態系統的一個部分。這亦促使人類以不同方式看待其他生物，這思維讓人們探索病毒的不同用途。人類將病毒用於醫學，如疫苗和基因治療載體，這並不令人意外。然而，與病毒最初出現時相比，將其用於食物與娛樂是一個十分不同的轉變，但支持非醫學的病毒研究的科學基金還是相對較少。

在藝術家通過食譜所描繪的未來場景中，2068年的人類已經通過透徹的科學研究“馴服”了21世紀初那些令人聞風喪膽的致死病毒，他們使用這些病毒一如當今的人類使用微生物來釀酒、製造奶酪甚至調養腸胃。作品還包含了一幅長卷，用古老的字典體記載了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ICTV）所制定的5 000餘種已知病毒的名稱。病毒是不斷變異的物種，而字典卻是經典的象徵。這種記敍方式與被記敍對象的反差，本身就擁有巨大的張力——西西弗斯似的勞作，卻是當下的現實。

林沛瑩提到，她在和病毒學家聊天的過程中學到了“病毒生態圈”（virosphere）一詞，即很多生物因為病毒而聯繫在了一起，它們彼此並非全然是競爭關係，而是像其他生態圈一樣，擁有平衡系統。因此，若是拋開自大的人類中心主義，在和平階段更多地去了解和研究病毒，而非總是將其視為敵人，人與病毒或許能以一種更為和諧的狀態相處。

這可能只是藝術家的美好想象，也可能就是真相。

林沛瑩參考諾如病毒結構製作的《諾如病毒燈》。

Q & A

《病毒馴獸師計劃》這組作品很獨特，它設想把病毒作為野生動物一樣去馴服，有一種非常樂觀而平和的態度在其中，沒有人類慣常面對病毒的那種劍拔弩張。首先，想了解一下你創作這個作品的初衷。

林沛瑩：《病毒馴獸師計劃》算是在《天花症候羣》之後的再次嘗試。其實在做《天花症候羣》時，一直有歐洲人表示無法理解我的主題，我發現東西方對疾病的理解、恐懼有很大差距，所以嘗試調整到一個比較中性、普遍的角度。

開啓這一系列作品其實跟兩件事情有極大關係。第一件事是小時候看了作家王晉康的小説集《生死平衡》，講的是天花大瘟疫重新肆虐後，人類運用中醫理論增強免疫力並與天花抗衡直至生態圈重新達到平衡的故事。二十幾年前，當時我約莫10歲還是12歲，台灣的科幻作家極少，兩岸在文化上的互通也不多，儘管台灣有張系國等人，但他們的作品對兒童來説略難。這幾乎是我當時唯一能拿到的中文科幻作品，可能因為文化背景，這本書讀起來也莫名地讓我比讀其他西方科幻作品更有感觸。我應該就是那時開始注意這種在“複雜系統之下嘗試平衡”的思維哲學。

而病毒本身對我來説是極為有趣的題材。我喜歡難以劃分的界限、可以被重新定義的邊界。病毒作為在生物學上生命與非生命之間的存在，又能無視人類階級對人類一視同仁，結構相對簡單卻能製造複雜的社會、文化、政治問題。

回到作品本身，當初在BAD獎的競賽階段我就想以病毒為主題，也是因為自己對病毒的濃厚興趣。一開始的提案是關注人因為病毒的關係改變行為，嘗試跟病毒共存。在與科學家交流後，合作的科學家Miranda de Graaf提出諾如病毒特別適合這個主題，因其沒有疫苗、快速暴發、容易傳播的特徵，且因為患者個體特質不同而會出現有症狀與無症狀、重症與輕症、易感染與不易感染的差別，我開始有“使用病毒來定義人類”的想法和“馴獸師”這個概念。

與荷蘭伊拉斯姆斯大學醫學中心病毒學實驗室的合作模式是怎樣的？是長期進駐實驗室，還是定時訪問？與科學家的溝通過程如何，科學家對你的作品有什麼反饋？

林沛瑩：當時是不定期開會。主要是與合作的科學家Miranda de Graaf討論病毒的形式，她帶我在實驗室裏走了一圈，介紹相關的研究設備與研究方式以及他們在研發的技術。最有趣的莫過於看到他們在實驗室中因為對安全的要求而表現出的特別的肢體動作（例如用手臂開水龍頭）、收集病毒的方式以及各種將病毒具象化的方式。

和科學家溝通時有一個很神奇的瞬間。我當初想要做一個諾如病毒絨毛娃娃，因為絨毛娃娃對人們來説是可親近且舒適的。要做這個娃娃，得從病毒結構開始研究。諾如病毒由60組相同的三種蛋白組成，我原本以為蛋白質外殼會是柔軟的，所以選擇用毛線，當我帶着原型（prototype）去問Miranda時，她拿到原型便説：應該要硬一點才對。也因為這樣，我後來才使用絨毛布來做諾如病毒絨毛娃娃球。

此外，在討論如何研究諾如病毒病人以嘔吐方式傳播病毒時，Miranda告訴我，她看到有實驗論文提到使用某種藥水讓人嘔吐，非常有趣，這也開啓了我對使用食物觸發生病體驗的想法，逐漸發展成下一個創作計劃——《病毒之愛》。

林沛瑩參考諾如病毒結構製作的絨毛娃娃球。

《天花症候羣》《病毒馴獸師計劃》和《病毒之愛》三組作品都與病毒有關，在創作理念上是否有演進關係？

林沛瑩：我覺得從《天花症候羣》到《病毒馴獸師計劃》是人類逐漸向病毒靠近的過程，而《病毒之愛》想要更近一步。這個動機來自從Miranda那邊學到的“病毒生物圈”這個概念，就是在生物圈（biosphere）之上還有一個病毒生物圈，指因病毒而被聯結在一起的生物。從生態圈的角度來看，我們若視病毒為生態圈的一分子，它們就不再是敵人，而是可以共同生活的對象。科學家還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90%的病毒都是有益的，只有10%是有害的、會致病的病毒。所以我想要嘗試從非常友善親近的角度來看待病毒，也造就了病毒食譜與一系列表演的產生。

（原載於《信睿週報》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