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新華社
新華社北京9月16日電 9月16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百歲楊苡的翻譯人生》的報道。
“這真是一種奇妙的文字遊戲，它使你夜不能眠，但最後你嚐到它的甜味。”剛剛過完103歲生日的楊苡，將翻譯稱為“遊戲”，這足見她的個性，事實上，“這是一種玩法”是她現在的口頭禪。
女兒趙蘅有時甚至覺得母親就像一個小女孩，“並不是她樣子有多年輕，而是她仍然思維活躍，活力四射，對什麼都感興趣，對什麼都好奇”。
楊苡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是著名翻譯家，代表譯著《呼嘯山莊》暢銷數十年。近日，她和兄長楊憲益合譯的新書《楊憲益楊苡兄妹譯詩》由中譯出版社出版。
“這本書是媽媽的創意，也是她定的書名。舅舅生前，媽媽與他商量過這件事，她很重視這本與哥哥共同的譯著。”趙蘅介紹。
一同出版的還有趙蘅的《我的舅舅楊憲益》，“媽媽和舅舅翻譯了很多經典著作。但他們從來不覺得自己了不起，用我媽媽的話説，‘我哥總説自己是翻譯匠，那我就是練筆吧’。”
如今，楊苡仍生活在南京那套住了半個多世紀的老房子裏，屋子裏擺着很多老照片，記錄着她生命中重要的人和重要的時刻。
常跟着哥哥楊憲益去書店
“我的命不好，因為我沒有爸爸。”2021年5月，一部講述西南聯大的紀錄片《九零後》上映，影片最開頭響起的是百歲楊苡的聲音，將她的身世娓娓道來。
趙蘅告訴記者，楊苡出生兩個月時，她的父親就去世了。“我外公是當時天津中國銀行的行長，我外婆很要強，也重視教育，對自己的三個孩子，她不分男女都要求他們好好讀書。”
三個孩子後來都學有所成，楊苡的哥哥楊憲益，和妻子戴乃迭英譯了百餘種經典名著，被譽為“翻譯了整個中國的人”。楊苡的姐姐楊敏如，畢業於燕京大學，師從顧隨，是著名的古典文學研究專家。
楊苡小學和中學上的天津中西女校，“在那裏，媽媽打下了比較堅實的中英文基礎。”趙蘅介紹。
楊憲益是楊苡一生最崇拜的人。《九零後》紀錄片中，百歲楊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説：“最欣賞的男的當然是我哥哥。”
“哥哥愛護兩個妹妹，妹妹佩服哥哥，他們的感情一直特別好。”趙蘅説。
小時候，楊苡總拽着哥哥的衣袖跟來跟去，到書店買書、看電影、逛市場都要跟着，以至於楊憲益的同學開玩笑説楊苡是“小巴兒狗”。
楊苡曾跟趙蘅説起與哥哥一起買書的經歷：“媽媽受舅舅的影響很大。小時候她常跟着哥哥去書店，哥哥説這個書好，她就拿着，都聽哥哥的。”
而在楊苡的回憶中，哥哥總能滿足她各種心願。楊憲益是家中獨子，待遇遠在妹妹之上。“我要這要那的，母親不允許，但跟在我哥後面，就是另一回事了。每逢我想要書、玩具或別的什麼，我就拉拉他的衣服，他問一句，想要？我點個頭，他吩咐一句‘要這個’，就解決了。”
1937年，楊苡中學畢業，以優異的成績保送南開大學。沒想到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的轟炸讓南開大學淪為一片焦土，師生被迫南遷，楊苡也希望能南下繼續學業。“在英國留學的舅舅也寫信回來，勸外婆允許媽媽離開天津，説媽媽的性格不適合留在淪陷區。”趙蘅説。
於是，楊苡和幾個同學一起坐船從天津到香港，再繞道越南，最終抵達昆明。
“讓生命的花開在事業上面”
“媽媽興趣非常廣，她喜歡文學、電影、戲劇，還學過跳舞。”在趙蘅看來，母親楊苡走上翻譯之路，除了楊憲益的影響，還有沈從文與巴金的推動。
楊苡到了昆明後，與同住在青雲街的沈從文相識。她本來想上中文系，但沈從文瞭解她的情況後，力勸她進外文系。“他説我媽媽英文底子那麼好，不適合去讀線裝書。他很有預見性，是我媽媽人生大方向的指路人。”趙蘅告訴記者。
沈從文常常鼓勵楊苡多讀書，不要荒廢時間。晚年楊苡仍然記得，夜裏自己要睡覺了，對面樓上沈從文的房間裏還亮着燈。
巴金一直通過書信影響着楊苡。在天津讀中學時，楊苡就開始與巴金通信。“我哥去留學後，我覺得特別寂寞，巴金像兄長一樣，代替了我哥”。這樣的通信伴隨着兩人境遇的起起伏伏，持續了一生。
楊苡曾向巴金表示想做《家》中覺慧，巴金不贊成，回信勸她先把書念好。大二那年暑假，楊苡與趙瑞蕻結婚，生下大女兒。之後，她應在重慶避難的母親要求，到重慶中央大學繼續學業。
1942年6月，巴金寫信鼓勵楊苡：“人不該單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託在工作上，讓生命的花開在事業上面，也是美麗的。”
1943年底，巴金在信中談到了翻譯：“你有空，我還是勸你好好翻譯一本書……不要急，一星期譯幾百、幾千字都行，再長的書也有譯完的時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細心去了解，去傳達原意。”
巴金是直言不諱的。1950年代初，他看了楊苡翻譯的蘇聯短篇小説集《俄羅斯性格》後也曾説：“我覺得你譯得有點草率，你本來可以譯得更好一點。”從那時起，楊苡“下決心讓我的譯文或譯詩必須要為讀者着想，要經得起行家對照原文推敲”。
英美文學專家陳嘉對楊苡的翻譯生涯也有影響。2002年，楊苡在《天真與經驗之歌》的譯後記中，回憶半個多世紀前在重慶中央大學外文系借讀的日子，陳嘉教授“朗讀英詩時那種柔和委婉的音色和鏗鏘有力的吐字永存在我的記憶裏”。她還記得黯淡的燈光下，陳嘉一字一句對照修改她翻譯的詩，連押韻和節奏也要推敲。《楊憲益楊苡兄妹譯詩》中，楊苡所譯詩歌很多都是在重慶做學生時完成的。
楊苡第一次接觸《呼嘯山莊》的故事，是在天津讀中學時，她看了由小説改編的電影《魂歸離恨天》，就被深深吸引。上世紀40年代，在重慶借讀時，她在圖書館讀到《呼嘯山莊》的英文原著《Wuthering Heights》，萌發了翻譯這本書的念頭，還寫信告訴了巴金。
聽説楊苡打算翻譯《呼嘯山莊》，巴金很高興，他回信鼓勵楊苡，並提出要幫她出版。“你要譯W.H.（《呼嘯山莊》英文書名縮寫），我很高興，這書你譯出後，一定要寄給我看。我會設法給你印。你可以駕馭中國文字，你的譯筆不會差。你慢慢吧，我不會使你的努力白費。”
在楊苡之前，梁實秋曾翻譯過這本書，他的英文很好，卻把書名譯為《咆哮山莊》。“媽媽對這個書名不以為然。”趙蘅告訴記者。
1954年春，楊苡翻譯這本書期間，恰逢丈夫趙瑞蕻被外派到民主德國教書。一天晚上，窗外狂風呼嘯，雨點打在窗户上，此情此景，猶如親臨《呼嘯山莊》的故事中。“就這樣，媽媽的靈感突然來了”，在那個風雨交加的夜晚，楊苡確定了“呼嘯山莊”這一書名。
巴金也沒有忘記10年前的承諾。1956年，楊苡翻譯的《呼嘯山莊》由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1980年，這本書再次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後的40多年裏，這一譯本多次再版，至今仍然暢銷。
“等待與希望”
在南京定居的楊苡，晚年總惦記着要去北京看哥哥。“媽媽一般年末來北京，因為舅舅的生日是在冬天，她要陪舅舅過生日。”
趙蘅還記得，2009年春天，楊苡離開北京前在楊憲益家聚會的情景，“我媽媽還像小妹妹一樣倚着舅舅，有一種撒嬌的感覺。分別時，舅舅笑着，媽媽已經哽咽了。”
這是楊憲益和楊苡最後一次見面，半年後楊憲益去世。哥哥不在了，楊苡再也沒有去過北京。
今年8月之前，楊苡生活仍都基本自理。“她自己洗漱，保姆只是在旁邊看着避免她摔跤。她在家裏都是用助步器自己走。8月時，媽媽生了一場病，最近漸漸恢復走路，精神也越來越好。”趙蘅介紹，楊苡喜歡靠在牀頭看報看書，還是電影電視劇的熱心觀眾，“有喜歡的電影，她還會讓保姆打電話叫我看，常常我在北京，媽媽在南京，我們看同一部電影”。
“她還有微信呢，雖然不會發消息，但天天都要看朋友圈。”趙蘅笑着説。
楊苡家中充滿懷舊、藝術和童真的氣息。沙發靠背上和櫃子裏擺着可愛的玩偶，大多是親朋好友送的，還有一個玻璃櫃專門放各種各樣的貓頭鷹，有布的，有瓷的，有金屬的，“媽媽視貓頭鷹為智者。”趙蘅告訴記者。
對於佈置房間，楊苡至今都興致勃勃。最近她剛出院，身體還在恢復中，便又想要挪動傢俱。“我很佩服媽媽，這是一種對生活的熱情吧。活着的每一天，都要活在美中間。”趙蘅説。
楊苡一直記得1997年最後一次見到巴金時的情景，那時巴金的身體已經不大好了，他坐在輪椅上，仍使勁對楊苡説：“多寫，多……寫！”1998年，楊苡與人合譯完成《我赤裸裸地來——羅丹的故事》後就停止了翻譯，但這些年來，寫作一直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到現在，媽媽都喜歡給自己列創作計劃，大量的文章題目，基本上是憶舊，雖然她已經很難完成了。”趙蘅説。
對筆下的每一個字，楊苡一如既往地認真，用她的話就是文章寫出來要“擺一擺”，放上幾天，再反覆修改好幾遍，直到滿意為止。她偶爾還會寫打油詩，或者寫字條讓保姆拍下發給趙蘅，“媽媽日常交流也喜歡用文字表達”。《楊憲益楊苡兄妹譯詩》出版後，她在給趙蘅的字條上這樣寫道：“書印得好，我相當滿意，感動得眼眶發濕。”
“媽媽很喜歡念稿子給我聽，唸完會問，‘這樣寫行嗎？’那樣子真的非常可愛。”趙蘅説，她總覺得母親身上有一種時間凝固了的感覺。
1937年冬天，18歲的楊苡在讀完《基督山伯爵》的英譯本後，非常喜歡故事的結局，“人類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兩個詞當中，等待和希望”。當時，南開大學被日本侵略者炸燬，她只能待在家中。在給同樣身處淪陷區的巴金的信中，她寫道：“我記得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書裏的末一句話：Wait and hope，我願意如此。”巴金在公開發表的《感想》中引用了這段話，並説“這wait自然不是袖手等待的意思”。
40多年後，1980年底，聽説巴金腿受傷後，61歲的楊苡在給巴金的賀年片中又寫上“Wait and hope”。巴金回信中聊到了1937年的那封信，又説，“我相信我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又是40多年過去，“等待和希望”仍是楊苡最愛的句子，不斷出現在她的題詞、文章和採訪中。
參考資料：
《楊苡百年回憶錄》，楊苡口述，餘斌整理，名人傳記月刊
《雪泥集》，巴金著，楊苡編注，三聯書店
《青春者憶》，楊苡著，復旦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