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行業三年曆劫：那些殺不死我的終將使我更強大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霞光社（ID：Globalinsights），作者：葵一、雪莉、江寒，編輯：葵一，創業邦經授權轉載。

數十年後，當我們回望整個“中國企業出海史”，2019-2022的這三年，一定會是其中異常精彩的一章。

這三年，出海行業歷經殘酷的風暴洗禮，但依然生長得蓬勃兇猛。

2019年4月，印度法院要求谷歌、蘋果下架TikTok，並在馬德拉斯的高等法院開庭審判。現在我們才知道，那是山雨欲來的前奏，出海行業的“困難模式”就是自此開啓。

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發，全球各地航班熔斷，跨國差旅遇阻，跨境物流價格飆升，海外運營人員遭遇健康威脅乃至生存挑戰。

2020年，印度大規模下架中國APP，並逐步將封禁範圍擴大至有中資背景的產品。同一年，美國政府也對中國APP進行打壓，TikTok、WeChat等一度面臨下架風險。

2021年，亞馬遜平台啓動了堪稱“10年來最嚴厲”的封號行動，佔據亞馬遜半壁江山的中國跨境賣家遭到重創。

2022年，國內疫情再次承壓，香港、深圳、上海、北京相繼遇困，跨境電商的供應鏈和物流也再次遭重，海外運營人員的出國和回國變得更加困難。

不止於此，這期間，還伴隨着全球經濟的持續下行，資本市場的進一步降温，防疫政策的變化，國際局勢的動盪，部分市場的匯率波動……

令人驚奇的是，三年來，一場場風暴接踵而至，但這個行業卻生長得愈發兇猛。

APP市場，在2022年度全球52強發行商榜單中，中國公司數量達到了17家，第一次打破美國領跑的局面，位居第一；

遊戲市場，2021年上半年，中國遊戲在海外市場收入達81億美元，同比增長47%，海外遊戲市場份額佔比達23.4%，超越佔比17.6%的日本，成為全球第一；

跨境領域，據海關統計，2017～2021年，中國跨境電商進出口5年增長近10倍，2021年進出口額達到1.98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5%；

除了整體規模的井噴，TikTok、SheIn、米哈遊、Anker、赤子城等中國公司的名字也越發響亮，越來越多的巨頭和小巨頭在海外快速崛起……

逆境之中，出海行業為什麼依然能夠蓬勃生長？

宏觀上，這是基於產業發展的底層勢能，即中國的技術優勢、人才優勢、產業鏈優勢的外溢。而微觀上，這又和每一個個體的選擇和努力息息相關。

過去兩週，我們和十數位出海創業者、投資人、從業者聊了聊疫情這幾年。

在他們一往無前、穿越風暴的故事裏，我們看到了這個行業蓬勃向上、生生不息的力量。

2020年12月，Alice（化名）帶着不到兩歲的孩子，去往柬埔寨，負責一款直播產品在當地的運營工作。

帶着孩子一起出去，她下了很大的決心。

當地的醫療條件不好，治安環境也很糟糕，還要經歷“帶娃隔離”等一系列難熬的過程。但因為體會過分離的痛苦，她還是做了這個決定。

2019年，生產後的Alice曾把孩子留在國內，自己出去了5個月。“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激素的作用，那5個月，我每天都過得非常痛苦，”Alice説，所以這一次她選擇把孩子帶出來。

Alice獨自駐外時，在柬埔寨參加當地的一個活動

帶娃出去的過程非常辛苦。隔離期間，為了哄睡孩子，她每天晚上都要抱着孩子在酒店走廊來回地走，幾乎每次孩子都要哭上40分鐘才能入睡。

更糟糕的是，她們剛到不久，柬埔寨就爆發了第三次社區疫情，帶着孩子一起生活的Alice不得不更加謹慎起來。

在柬埔寨這幾年，Alice先後被搶過兩部手機和一台電腦。如今，疫情大爆發更是加劇了這種情況，一些因疫情失業的人，轉而變為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Alice回憶，那波疫情爆發後，“金邊XX地發生槍擊事件”一類的新聞頻頻出現，讓人感覺危險無時無刻不在。

最近的一次，她正在屋子裏辦公，發現樓下突然聚集了很多警車，詢問之後得知有人墜樓了。

2021年4月，在航班熔斷之前，Alice帶着孩子離開了柬埔寨。但她沒有回家，而是去往台北，目前正在負責另一款產品在當地的工作。

這麼難，為什麼還要出去？Alice解釋，對她而言，出去是最大的機會。

“在海外有很多的可能性、很多嘗試的空間。有人説出海是‘外卷’，其實和國內的‘卷’比起來，海外的機會要大得多。”Alice説，“現在我們這個行業，都在拼‘本地化’，你不出去，是沒什麼機會跑出來的。對公司、對個人都是這樣。”

“再難也要出去”，這樣的信念貫穿在很多出海人的這兩年，Daniel（化名）也是如此。

Daniel是社交出海公司赤子城的泰國負責人。今年5月，他再次去往泰國，而這一次是他這幾年來出去得最難的一次。

2022年5月，Daniel在曼谷素萬那普機場等待拿行李

今年春節過後，Daniel和同事就開始計劃去前方的事宜，沒想到簽證卻出了問題。

泰國是旅遊國家，過去簽證一直是很好辦的，即便去年已經出現疫情、泰國當時也沒有完全放開，也是隻用了2、3周就出去了。

今年開始，簽證的要求卻變得非常嚴格。即便他的資料齊全，過往又有多次去泰國工作的經歷，但2個多月過去了，簽證還是遲遲辦不下來。他和同事們多次被要求補充一些細枝末節的資料，其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等待審核的狀態中。

“真的很消磨心態，”Daniel感嘆，前方安排的事情越堆越多，一直拖着，他有點兒絕望。

“一直不出去，肯定是不行的，”Daniel説，“雖然和前方團隊的信任感和默契度都已經很高了，但畢竟很多事情只能在當地進行。遠程溝通，效率也會打折扣，很多事情當面溝通是很簡單的，在線溝通就免不了會變形。人不在當地，也會影響決策的準確性。”

為了出去，他們想了各種辦法。

後來，他們放棄了“商務籤”，改為申請“TR旅遊籤”。這是一種探親訪友的簽證，需要在泰國的親人、朋友邀請，還需要親友出具房產等資質證明。在當地同事的協助下，5月初，TR簽證終於下來了。

面籤、機票、疫苗、核酸都準備好了，最後還有“過關”這道卡。

“很多人都是最後被海關卡下來的，”Daniel回憶，他們走的那天晚上，白雲機場空蕩蕩的，有點“恍如隔世”的感覺，左右通道為數不多的人，都在被重重盤問，也有一些人最終沒有過去。

Daniel出發當天，空空蕩蕩的廣州白雲國際機場

過關那一刻，Daniel終於鬆了口氣。

他説，這些年赤子城能夠殺出重圍，靠的主要就是“本地化”的能力，遲遲出不去的那段日子，他焦慮得睡都睡不踏實，生怕被競爭對手甩在身後，或者錯過什麼好的機會。

他舉了個例子，去年泰國爆發疫情的時候，當地很多線下娛樂場所都關門了，一些娛樂業的工作者需要找線上的工作。他們公司需要主播，團隊之前就多次嘗試接觸過這些人，疫情發生後，他們很快地去溝通，順利吸納了大批優質的主播來平台開播。

同時，因為疫情居家，泰國民眾的線上交友和娛樂的需求也大幅增加，配合上市場和品牌方面的動作，他們迎來了一波大的用户增長。內容端和消費端的增長很快match起來，收入也迎來了一波爆發。

“如果我們前期沒有在當地做好鋪墊，或者疫情發生後沒有及時去做好承接，可能都會錯過這波機會。”Daniel説。

這次抵泰後，Daniel一天未歇，開始推進團隊覆盤會、公會約見、新辦公室喬遷，以及原本在年初就應該舉辦的週年慶典……馬不停蹄地忙碌了一週後，Daniel覺得“踏實”了。

在他看來，想做好一個市場，一定要到當地去，做“本地化”。這也是他們公司的理念，所以不管多難，團隊一直來的信念就是要出去。

Daniel和泰國團隊在一起

這兩年，當人們談起出海，“本地化”已經成為繞不開的關鍵詞。在這些出海人身上，我們看到了這個詞真正的涵義。

它不是空洞的理論或者抽象的概念，而是這些人身體力行在做的事。為了做好這件事，不管有多難，他們都義無反顧地走了出去。

難的不只是“出去”，還有“回來”。疫情這兩年，很多人出去的時候，並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來。

回想起去年4月離開柬埔寨的經歷，Alice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她走後，柬埔寨的疫情持續擴散，回國的航班陸續熔斷，原本2000多的機票被炒到了9萬一張，依然“一票難求”。她的一位同事，在柬埔寨經歷了四五個月的獨自居家辦公，最終才經由泰國回到國內。

“我們一直保持聯繫，我也一直在看她朋友圈，她説自己都要抑鬱了”，Alice説，“不過這還算是好的，還有一些朋友，直至今天依然沒能回來。”

疫情之後回國的難，駐土耳其的Fiona（化名）也切身感受到了。

“我之前也一直在國外，這次是第一次感覺到，回國怎麼那麼難。”今年2月，因為家裏的一些事情，某語音社交出海平台駐土耳其的工作人員Fiona需要回家。

根據規定，企業人員申領健康碼需要提供“登機前第21天核酸檢測報告、登機前第7天核酸檢測報告”，而非企業人員則是“登機前第14天核酸檢測報告、登機前第7天核酸檢測報告”。

麻煩的是，家裏的急事讓她根本等不了21天，她必須儘快回去。

無奈之下，她反覆向大使館打電話説明，儘管自己是企業人員，但一直居家辦公，基本無外出，申請按照非企業人員的標準為她批健康碼。

“打了好多個電話，但直到出發去機場的那一刻，我還是沒有拿到健康碼，”Fiona在那一刻感受到了絕望。

到了機場，她抱着“再試最後一次”的心態，又一次撥通了電話，並再次提交了更豐富的證明與申請材料。終於，在距離登機不到兩小時的時候，她看到了心心念唸的綠碼。

登機前，Fiona終於收到了領事館發來的“健康碼”

回憶起這次“驚險”的回國經歷，Fiona至今仍然有些後怕：“在那之後的連續8周時間裏，航班一直熔斷，要是當時沒有回來，可能我就回不來了。”

想回卻回不來的人不在少數。2020年，肖龍（化名）和李偉（化名）就曾在巴基斯坦被困了大半年。

肖龍和李偉，負責一款出海產品的南亞市場。前些年他們常駐印度，2020年春節期間，國內出現疫情，印度政府突然不允許電子簽證入境，他們退而求其次去了巴基斯坦。

沒想到，疫情很快就在巴基斯坦爆發了，每天都有大量的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周圍的醫療條件差，防護措施又極其匱乏，當地的穆斯林大都留着濃密的鬍鬚，幾乎沒人戴口罩。

公司召他們回國，但回國的航班已經熔斷了。

為了防止被感染，他們只好把自己隔離在酒店公寓，開始了長達8個月“孤島”般的生活，直到11月才回到深圳。

那段時間，基本的生活所需都通過酒店“代購”：他們把採購清單和錢放在信封裏，從門縫裏遞給酒店的服務人員。酒店去超市代買之後，放到門口，放置半個小時後，他們再拿進來。

好買到又易儲存的蔬菜非常有限，基本只有番茄、圓白菜、西葫蘆幾種。肖龍回憶：“那時候幾乎每週都會買三五斤西葫蘆，那半年多吃的西葫蘆，比我過往二十多年吃的都多。”

2020年，肖龍和李偉在巴基斯坦的酒店囤菜

因為一直沒去理髮店，後來，兩個大男人的頭髮也長得很長。肖龍打趣地説：“真的像島上的野人了。”

儘管經歷過那段難熬的日子，他們還是再次出去了。

今年2月13日晚上，肖龍一行7人落地伊斯坦堡國際機場，李偉和兩個巴基斯坦本地同事在等他們。李偉幾個月前就走了，再見面，他的頭髮又長了。不過這次，肖龍機智地帶了一個理髮器。

2022年2月，肖龍和同事在伊斯蘭堡國際機場排隊入境

肖龍告訴我們，巴基斯坦目前已經完全放開了，這次出來大家也做好了直面疫情的準備，但能防則防，不必要的外出還是儘量避免。這幾個月，團隊裏已經有三個人用了他的理髮器。

不幸的是，還是有人確診了，而且不止一個。肖龍有些無奈地説，希望不要“團滅”，還有到了年底，希望一切都能平靜下來，讓大家可以順利回家。

疫情這兩年，“回家”逐漸成為很多出海人奢侈的願望，一些人回家的頻率從“一年幾次”變成“幾年一次”。

和丈夫一起在阿聯酋工作的趙亞婷已經三年沒有回國了。

在中東多年，趙亞婷多次“穿越沙漠”

亞婷在中東跨境物流公司iMile負責市場工作。2019年疫情之前，她曾回國辦了一場招商會，之後就再也沒回來過。

她告訴我們，前幾年從阿聯酋回國，國航航班往返只要5、6千，現在單程就要幾萬，甚至十萬。隔離的時間成本也很高，如果目的地不是有國際航班的一線城市，還要經歷跨城市的二次隔離。

“以前回家或者回國出差，一週時間就可以來回，現在可能要兩個月。”亞婷無奈地表示。至於接下來打算什麼時候回國，她還沒有具體的計劃，“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回去”。

2021年，亞婷在阿聯酋排隊打第二針疫苗

疫情之後，沒有歸期的離開逐漸成為出海人的常態。

“若一去不回？”

“便一去不回！”

這些一往無前的出海人，多多少少有點像神話故事裏那個去往西天取經的行者。

他們信念堅定，姿態決絕，克服了各種難以克服的困難，也割捨了很多難以割捨的東西。

回憶起那段“孤島”般的日子，肖龍跟我們講了很多趣事。

比如，採購清單寫着“3公斤杏”，服務員買回來的卻是3公斤杏仁，他和李偉就無奈地“嗑了好幾個月的杏仁”。再比如，因為很難曬到太陽，他倆每天會在特定的時刻，光着膀子坐在沙發上，等着太陽照進來，“防止缺鈣，也防止發黴”。

採訪中，我們發現肖龍是個很樂觀的人，喜歡開玩笑。但談到家裏，他的情緒明顯有些變化。

“説起來挺不孝順的，離家那麼遠。有一次家裏有事，都是我表哥在處理，自己一點忙也幫不上。”對父母的虧欠，讓他有些難以釋懷。

2020年底，被困巴基斯坦大半年後，回到深圳的肖龍養了“爆米花”，一隻布偶妹妹。這次走之前，他把“爆米花”送回了山東的家裏，交給父母養。

把“爆米花”送回老家前，肖龍為她拍下照片

肖龍告訴我們，畢業後的幾年他大部分時間都在駐外，這兩年，回家又變得越來越難。把“女兒”託給父母，是他一早想好的，希望多多少少能緩解他們的孤獨。

和牽掛雙親的肖龍不同，Daniel最放不下的是剛滿一歲的兒子。

兒子出生的時候Daniel正好在國內，照顧孩子的事情他都親力親為，經過那段日子，他喜歡上了“超級奶爸”這個角色。

今年4月，去泰國的簽證有了眉目之後，Daniel就推掉了所有的社交活動，只要有時間就會陪着妻子和孩子，出去吃點好吃的，帶着孩子玩一玩。

一出來，短則半年，長則不知道多久，對於年幼的孩子，他多少覺得有些虧欠。“還好他還不太懂事，好像不知道爸爸要走很久，現在視頻的時候看他玩玩具還是挺開心的。”

如果以後疫情好了，出國、回國也方便了，Daniel希望能帶着家人一起出來。“但已經是很久以後的事了吧。”他有些悵然若失地説。

剛剛和孩子分別的Daniel顯然還在適應當中，而長年駐紮非洲的創業者許飛（化名）已經習慣了。

許飛在非洲已經8年了。2014年，他被國內某知名家電公司派駐到非洲工作，2020年他自立門户，在非洲創立了自己的家電品牌。

妻子是許飛的高中同學，也是他的初戀。學生時代，他們就經歷了6、7年的異地戀。出海之後，他們每年在一起的時間更是不到1個月。

2019年，他們有了孩子，如今孩子已經3歲多了。孩子出生的三年，也是許飛在疫情中艱難創業的三年。

這三年，他回國的次數更少了，上一次回來還是為了融資。

當時，因為一票難求，他被迫買了頭等艙，算上隔離費用等，這一趟的花費超過十萬。他直言，這樣的成本，對於尚處於創業階段的自己來説“很致命”。

“我老婆常常吐槽我，説‘商人重利輕別離’，我知道這些年她其實承擔了很多。”許飛説。

這些年在外，許飛也會有各種各樣的擔心，比如夫妻感情變淡、錯過孩子的成長……但他也明白，“想要得到一些東西，就必須放棄一些東西。”

他曾想過把妻兒接到身邊，但仔細考慮後，還是作罷了。

“其實非洲有非常好的國際學校，但我還是希望小孩能在更先進的社會環境裏成長，讓他接觸到更前沿的東西。在深圳上學，或者將來去歐美國家留學，對他應該更好。”許飛説。

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從事更有創造性的工作，而不是跟自己一樣“搬磚”。“我小時候也想過造宇宙飛船，但這輩子應該沒戲了。”他感嘆，“我現在拼，也是想給孩子更好的舞台，希望他長大以後能理解我的決定。”

採訪中我們發現，像Alice一樣把孩子帶出去的，或者像亞婷一樣和伴侶一起在海外工作的，其實少之又少，更多的是一個人的“遠走他鄉”。

他們為人父母、為人兒女，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糾結和不捨。但在夢想面前，他們都選擇了接受離別的殘酷。

當然，也有一些人退卻了。“之前做同一個市場的同行，或者在當地認識的中國朋友，有些慢慢地見不到了。”Daniel説。

但堅守的人還在堅守。他們在全球各地踏出的腳印，構成了中國企業出海的真實脈絡。

“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堅持。”

這句話寫在許飛的微信頭像上。這是他剛到非洲的那一年換上的，這麼多年沒有再換過。

在非洲這些年很苦，經歷過停水停電、在燥熱的夜裏把毛巾放在肚子上給自己降温，也經歷過高燒不退、艱難地找到援非醫院撿回一條命，但許飛覺得“值得”。

他説，自己很小的時候就想要創業，“如果早出生十幾年，可能不一定要出去，但這個時代，很多機會已經不在了，出海是創業最好的選擇。”

許飛在國內見過很多才華遠在自己之上的年輕人，但積累的財富和創造的價值卻不及自己。他認為，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找到好的土壤。

“新興市場永遠有機會，這裏看似艱苦、原始，但正因為處於市場‘混沌’期，先來的才更有機會搶佔優勢。”許飛希望有更多人來第三世界創業，不要再次錯過這些機遇。

Daniel也堅信，出海是這個時代給自己的機會。

“在這個節點上看，出海肯定是未來的必選項。無論主動或被動，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出來，把市場和蛋糕做得更大，會有更多的機會，當然也會有更多挑戰。我們是第一批玩家，只要繼續紮紮實實地做，我們的成長性會更強。”Daniel篤定地説。

他很有信心：“大家都説選擇比努力更重要。我們選對了方向，已經比很多人都幸運。出海是難而正確的事，是時代給我們的機會。”

除了“機會”，很多人出海的另一個追求是“價值感”。

在亞婷看來，出海做的是“實實在在的事”。

出來之前，亞婷是國內一家創投媒體的記者。出來的這幾年，她關注的領域逐漸聚焦於海外電商、物流、零售等行業，但朋友圈裏，還常常能看到曾經的同行們分享着國內的創投熱點。

“説真的，我這些年在外面，沒有騎過一次共享單車，沒有喝過一杯瑞幸咖啡，國內的很多行業，好像曾經很熱鬧，很快又冷卻下來，”她説，“之前滿大街都是五顏六色的共享單車，現在已經不是當時的樣子了吧？”

多年在外，她有時會感到“孤獨”和“與世隔絕”，但更多時候是慶幸自己的選擇。

“早年做記者的時候，我寫過互聯網金融，現在這個行業可以説蕩然無存了吧？包括曾經的百團大戰、千播大戰，最後都是一地雞毛。國內有些行業挺虛幻的，很多是資本的推動，不一定真的創造了價值。”亞婷感嘆。

“海外不同，空間更大，能做的也更多。”這些年，隨着iMile在海外搭建起一個個物流站點，實實在在地推動了當地電商的發展，亞婷覺得看到了自己的價值。

服務於全球各地的人，是很多出海人的“價值感”所在。

赤子城的印尼市場負責人Tracy（化名），疫情以來度過了一段非常艱難的日子，但也甘之如飴。

疫情剛來的時候，她一個人住在位於雅加達的公司樓上的公寓。當時人心惶惶，她把辦公室的冰箱搬到樓上的公寓，囤了很多糧食，一個月沒有出門。

Tracy在雅加達的公寓囤糧

一開始，當地人還對病毒的來源存有偏見，甚至有仇視華人的情緒。從前她在印尼出行以打車為主，疫情之後，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她還不得已學了開車。

“當時真的挺害怕的。”Tracy説，出來這麼多年，第一次感到這麼無助。

但當我們問道：“有沒有後悔過出去？”她沒有絲毫的猶豫。

“從來沒有。”Tracy説，“我很清楚自己為什麼做這件事，我們真的在服務當地人，讓他們的生活更温暖、更快樂，很多國家原來是沒有這種社交娛樂產品的。而且這些年也有很多人在我們平台獲得收入，然後生活得更好。”

Tracy告訴我們，赤子城每個月都會給敍利亞的數千名內容創作者發薪，在她所負責的印尼，也有無數家庭通過他們的平台改善了生活，包括一些獨居老人、癌症患者。

她説，疫情這幾年，不只自己，整個團隊的信念都很堅定。

“有一段時間全球各地疫情都很嚴重，國內是最安全的。公司也想讓我們回去，而且想了很多辦法，包括找私人飛機，但我們都沒有回去。中東那麼危險，我們中東的負責人也沒有走。”

在工作之外，這兩年Tracy還和團隊一起做了很多事情，去幫助困難的人。比如去當地的貧民窟給疫情下失業的窮人發放盒飯，給一些小型的孤兒院捐助米麪糧油，幫助滯留印尼的華人民工聯繫住所……

Tracy和同事們在印尼幫助貧困民眾

她説，這些事情都不是從公司層面去做的，都是不同的員工自發去做的，“在他們daily life裏面的”，然後別的同事們一起加入進來。

“所以就是很有價值的一個事業呀。你為大家創造了價值，你肯定是開心的呀。”Tracy操着一點南方口音，電話那頭她的聲音充滿能量。

在木瓜移動創始人沈思看來，“價值”也是公司這兩年調整戰略的導向。

木瓜移動出海已超過十年，近年來將業務聚焦於跨境服務領域，幫助優質的供應鏈、B2B工廠，在線上建站、營銷、獲得訂單。

沈思認為，中國具有強大的供應鏈優勢，但跨境行業尚處在早期，很多好的產品都受困於海外獲客能力。尤其是疫情之後，大量的線下出海渠道被切斷，這些好的產品急需通過線上的方式出海。

她舉例，位於中山的一家燈飾企業，從前一大部分訂單是通過線下展會的方式賣去歐洲。疫情之後，很多像廣交會這樣的大型展會停辦，產品就出不去了，企業一度面臨危機。

後來，木瓜移動通過線上的方式幫他們獲得海外訂單，這家工廠的海外銷量逐漸恢復，目前已經超過了疫情前。

“疫情這些年很多人都很難，當你真的幫到他們，你會覺得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有價值。”沈思説。

對成功的企圖心，以及創造價值的滿足感，讓他們將出海認定為一件“難而正確的事”。

這種信念也成為支撐他們穿越風暴的武器。

現在回過頭看，我們能看見三年來風暴清晰的航路。但在風暴來臨之前，人往往是沒有察覺的。

“如果疫情早來半年，當時我可能就不會開始創業了。”回憶起突如其來的疫情，許飛這樣説。

但是，當時他跟供應商都已經談好了合作，一部分貨都已經發到了非洲。“不做怎麼跟供貨商交代，硬着頭皮也要做。”

許飛回憶，剛開始很煎熬，2020年初的時候，全世界大恐慌，很多非洲國家關閉了機場。有一兩個月，一半時間在工作，一半時間在囤口罩。當地有重症、也有死亡，很多店鋪也關了。

一位小販在埃塞俄比亞街頭售賣口罩。圖源：新華社

21年，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顯現，供應鏈受到影響，很多產品短缺，比如電視機，遇到了缺芯少屏、配件漲價的情況。還有一些中方員工得了新冠，從國內招人也更加困難了。

困難時期，許飛做了幾件事。第一，優化供應鏈，他想過在東南亞找供應鏈，最後還是決定在當地建廠，他和國內一家供應商合資在非洲建立的家電工廠，預計將在今年6月首次實現量產。第二，更多地使用本地員工，團隊本地化。目前團隊中70%的人是本地員工，主要負責銷售和渠道，剩下做後台、供應鏈、售後。第三，找錢，就在今年初，他拿到了最新一筆融資。

許飛介紹，這三年公司差不多每年增長一倍，剛開始覺得速度會更快，但“黑天鵝”來了，能做的只有面對。

還好，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年初有個朋友問我，今年有沒有可能什麼因素導致公司死掉？我説沒有了。那時候難，最主要是因為非洲是‘手停口停’的。現在當地市場已經恢復了，解放了生產力，最大的危機就過去了。”

19年，他感受到非洲的創業熱潮，很多企業來非洲，當地的地價、房租也在漲。疫情中斷了這種勢頭，現在又有了一點回暖的跡象。

因為疫情，在韓國做同性社交的Blued也經歷了一波不小的挑戰。

藍城兄弟的韓國國家經理南基雄告訴「霞光社」，Blued有一批長期合作的海外當地NGO機構、酒吧、夜店、小社團等，但這些合作伙伴都在疫情期間面臨營業困難，好多家都倒閉了，整個LGBT社區的範圍逐漸縮小，他們的數據也受到了影響。

業績下滑之後，他們想了各種辦法，比如開發了一個叫“閃電”的新功能。“我們之前合作的酒吧、夜店入駐後，可以組織各項開業優惠活動，吸引線下客户。另一方面也能為Blued平台引流，平台用户還能得到消費券，是多贏的事情。當時很多家機構都參與進來了。”南基雄説。

疫情之後，他們在產品功能和本地化方面做了很多類似的事情，Blued的DAU、新增用户等數據就慢慢回來了。如今韓國已經放開，Blued也回到了健康的增長軌道。

對有些人來説，最大的困境還不是疫情。

對從事語音出海的Fiona來説，去年土耳其的通脹給她帶來了最大的麻煩。

“當時土耳其國內通膨嚴重，里拉大跌，包括競品在內的很多公司都撐不住倒閉了，我們也受到了很大影響。一度很絕望，懷疑自己，懷疑為什麼要來這裏，做的事有什麼意義。但掙扎後，還是覺得要堅持。”

很快，Fiona的這份堅持迎來了“曙光”。今年1月，土耳其當地給全民漲工資以應對通膨，大家再次“打開了錢袋子”。Fiona的團隊還在產品中推出了一系列活動，上線定製禮物、定製麥圈、打折勳章等功能，吸引用户參與。之後，平台數據明顯回升，最近也保持在平穩上升狀態。

期間，Fiona因奧密克戎大爆發，還感染了新冠。“一邊發燒一邊幫幣商充值，感覺每天數錢數到手抽筋，生病帶來的焦慮被數據好轉帶來的希望沖淡了很多。”

經歷風暴的不僅是這些遠赴海外的出海人，國內的跨境電商公司也經受了各種考驗。

通貨膨脹、物流費用增加、物流時效性受阻、供應鏈停擺、海外需求下降、訂單量減少……所有的跨境電商公司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影響。

亞婷告訴我們，去年，跨境物流的頭程費用一度翻倍。有一段時間只有貨運航班，倉位減少，同時很多通過客運航班的貨也減少。海運則是漲價，之前一個集裝箱到迪拜要2000美金，最高的時候達到7、8000美金。

阿聯酋的iMile倉庫

“去年漲的很厲害，目前有一點回落，但影響依然存在。”

今年，國內疫情的反覆帶來了新的難題。

亞婷介紹，香港是很重要的空運轉接地，很多發往中東、非洲、墨西哥的東西都是從香港起網。之前深圳、東莞倉庫的東西到香港，當天就能到，定好倉的甚至當天就能飛走。後來香港爆發疫情，陸運封鎖，海運也受限，不僅成本提高，時效也變慢，4-5天的延誤是常有的。

2018年，跨境港車傍晚排隊停靠在路邊，交接或休息

跨境支付企業iPayLinks的市場負責人董雪迎也看到了相似的情況。

她告訴「霞光社」，iPayLinks的一些客户在義烏生產聖誕用品，歐美國家90%以上的聖誕用品都是義烏生產的。聖誕用品通常每年9月開始往外發，放到海外倉銷售。但是2020年的時候，已經11月了，很多東西還沒有出去。等東西到了，已經錯過了當地人採購的時期。

這些變化是不可控的。面對變化，我們看到出海企業都在積極地調整姿態。

比如，Velotric創始人張曦在疫情之後很快調整了方向。他們的E-Bike主要針對歐洲市場，疫情之後，當地市場的消費力受到影響，他們很快把產品策略從“極致體驗”轉變為“極致性價比”。

還有一些原本做印度市場的賣家，在受到當地政府的打壓之後，很快去別的市場尋找機會，也有人很快做了起來。

另外一種對抗風險的方式在海外建本地倉。亞婷説，疫情之後，大家明顯更側重設立海外倉，把很多商品先屯到海外，防止客户下單的時候運不過來，也能一定程度上應對原材料價格的上漲。“看沃爾瑪的財報會發現，近期他們也在大量囤貨。這種巨頭對成本、利潤是很敏感的，也許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當然，建海外倉也有風險。

“這個前期要測試好，有些貨提前屯到亞馬遜的倉，放進去之後銷量不好，不得不退庫存，甚至銷燬。一些物流成本不貴的，還是國內更好，不壓貨。”亞婷説，“這兩年中國賣家踩過各種坑，積累了很多經驗，已經做得越來越好。”

“殺不死我的終將使我更強大。”

疫情這兩年，出海行業經受了太多的風吹雨打。但在極端情況面前，中國出海人展現出了一往無前的決心和超乎想象的韌性。

在艱難困苦、百轉千回的錘鍊中，他們也變得更加強大。

困難是客觀的，但逆勢生長的兩年，反而讓更多人看見了這個行業光明的未來。

今年4月，沈思去了一趟位於福建泉州的石獅市。在此之前她從未想過，這樣的一個小鎮，會有如此蓬勃的商業生態。

“我覺得福建人真是非常敢闖，那邊是一個很小的地方，竟然會有幾百家外貿工廠，基本都是做服裝鞋帽的。一整條街，密密麻麻的都是工廠，很多還是那種木頭的老房子，每個廠的年產值都在一億左右。”

在企查查上搜索“石獅、服飾”，出現了近14萬條結果

沈思説，當地有個網商會，很多工廠聚一起研究，怎麼獲得訂單、把東西賣到海外。會長是做童裝的，那兩天跟她聊了很多，非常迫切地討論，怎麼做獨立站、做引流，一旦找到門道，那邊幾百家工廠都會受益。

在她看來，出海本身就是一種穿越風暴的方式。在國內紅利殆盡、增長遇到困境後，去全世界找答案。她覺得，新一代的創業者，放眼全球、向海圖強，這是最可貴的地方。

沈思告訴我們，在石獅的工廠，她看到很多老闆已經是非常年輕的“二代”。他們中的很多人有留學的背景，也有非常國際化的思維，出海這件事自然而然地存在於他們的意識當中。

創世夥伴資本CCV合夥人聶冬辰也認為，這一代的出海人有着非常鮮明的特質。

他表示，上一個時代，傳統家電企業出海的時候，企業家們對海外存在一種恐懼。因為不瞭解當地，更多處在一種弱勢的狀態，出海對大多數企業來説也只是嘗試。

而經歷了這些年，出海的創業者已經完成了代際更迭。

他認為，中國創業團隊無論是在技術創新還是運營能力在全球市場已經非常領先，而且day1的時候全球化佈局已經在很多人的規劃中，全球化可以説存在於他們的創業基因裏。

從創業者本身來説，很多是90後、00後，心理狀態非常不一樣。他們有光鮮的海外留學背景，外語熟練、瞭解海外文化，他們的思維方式很本地，所以非常自信。

悲觀者永遠正確，但出海人似乎普遍樂觀。

以跨境行業為例，目前全球物流及供應鏈都比較混亂，對整個外貿出口產生了系統性影響，但創業者和投資人對行業的未來都充滿信心。

大多數人認為，震盪是短期的，中國跨境電商長遠來看是確定性的機會。

“疫情居家改變了海外很多國家的消費習慣，給電商帶來了難得一遇的機會，比如摩洛哥在2020年之前電商滲透率是非常低的，這兩年飛速增長。”亞婷認為，孫正義的時光機理論放在今天依然有效，海外還有大片亟待開發的電商市場。

零一創投陶洋峯和Lupin Capital雲翮資本合夥人邊瀟男也表達了類似觀點。

在困難時期，信心比黃金更重要。但僅有信心是不夠的，因為挑戰也將是持續存在的。

如何不斷穿越風暴、通往未來？很多投資人和創業者的答案是“本地化”。

在邊瀟男看來，跨境電商行業最大的風險不是疫情。“疫情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了海外用户的電商消費習慣，反而是近期海外疫情回落、線下逐漸復甦，我們需要考慮線上需求回落的問題。”

“除了需求端，來自全球的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波動、俄烏戰爭衝擊等影響，也衝擊着跨境電商領域。海外尤其是歐美對中國供應鏈的壁壘越來越高，這些都是不確定因素。”另一位投資人告訴「霞光社」。

在各種不確定因素下，邊瀟男比較看重企業在海外中長期的本地化能力、供應鏈的完善程度、以及物流的便利度和平台的體驗性。“創業者的本地化能力、在海外當地的政商關係、媒體關係、供應商體系等也非常重要。”

在他看來，未來跨境電商企業想做好必須要深度思考，如何通過本地化和供應鏈的多元化與國內供應鏈“強強互補”，從“中國貨賣全球”走向“全球貨賣全球”。

一些投資人認為，融資也是對抗風險的重要手段。

零一創投陶洋峯表示，跨境電商是增長勢頭良好的賽道，建議出海人抓住機會，拿到融資，逐步擴大產品、服務和供應鏈優勢。

聶冬辰建議出海創業者，永遠要保持自己的口袋是安全的，能拿錢的時候一定多拿，不要過於在意自己股份多少，小步快跑才是最好的狀態。

“競爭格局變了，之前是跟當地團隊競爭，降維打擊。現在各個市場都有中國同行，‘外卷’起來了，所以一定要多拿錢。”他表示，“而且越是寒冬，拿到錢的勢能就越大。”

聶冬辰還提到，出海人融資也可以更加“本地化”。

他認為，出海創業者融資，不僅可以拿中國VC的錢，也可以拿當地PE、當地政府的錢，比如EDB（新加坡經濟發展局），非常積極在投中國創業企業，投後還會給很多資源。“我們有些創業者可能比較害羞，會主觀忽略掉這個機會。來來回回跑幾十次回國融資，其實當地大家族、大資本，更有用。”

本地運營、本地團隊、本地資本、本地供應鏈、本地政企關係、本地合作伙伴.....全面、深度的本地化，正在成為出海行業通往未來的鑰匙。

在關於未來的圖景，中國企業出海的要義也逐漸清晰：拓荒全球，紮根全球，融入全球，服務全球。

聊起這兩年“印象最深刻的瞬間”，某娛樂出海公司的一位負責人講的是一個與業務無關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他的一位印度同事，也是一位性少數羣體。在當地嚴苛的社會文化中，這名同事只能一直拼命壓抑自我，他曾遭遇的困難、傷害、委屈，無人可以傾訴。但在工作中，他與大家相處得非常好，基於信任，他在一次團隊分享中講出了自己的故事，並分享了自己對於印度性少數羣體市場的認識與見解。他説，自己感到非常幸運，能夠遇見如此包容平和的中國公司和團隊。

“我們中國企業出海，不同於歐美企業的文化強勢輸出姿態。中華文化的兼容幷包可以成為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種全球化方案。”

這是一種終極理想狀態：以商業的方式參與世界各地的生活，用技術和產品消弭世界各地的不平等，讓包容和開放的文化影響全世界、擁抱全世界。

朝着這樣的遠景，中國出海人從容地走進暴風雨。

“當暴風雨過去，你不會記得自己是如何度過的，你甚至不確定，暴風雨是否真正結束了，但你已不再是當初走進暴風雨裏的那個人了。”

對出海行業來説，這三年的意義或許就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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