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賓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北京工業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院長 潘家華
中國社科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 張永生
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主任 徐華清
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 巢清塵
主持人
經濟日報社編委、中國經濟趨勢研究院院長 孫世芳
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全球氣候，是為了人類的共同未來。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中國首次明確實現碳中和的時間點。“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落實2030年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峯行動方案，將做好碳達峯、碳中和工作列為重點任務之一。實現碳達峯，邁向碳中和，將帶來哪些挑戰和機遇？當下，應對挑戰和機遇，需要有怎樣的思路和舉措？四位專家進行深入探討。
實現碳中和，建設美麗平安中國
主持人：除直接的化石燃料燃燒，我國電力大部分來自燃煤電廠，少部分來自風能、太陽能等非化石能源，而工業生產、建築、交通等也是碳排放的集中來源。我國實現2030年碳達峯、2060年碳中和的國際承諾，基本思路和主要舉措有哪些？
潘家華：2020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85%為富碳化石能源，超過2/3的電力源自高碳的燃煤，工農業生產、交通建築和居民生活約耗能50億噸標煤、排放100億噸二氧化碳。實現“雙碳”目標，是國際承諾，必須言出必行。
邁向碳中和，需要分兩步走。一是提前達峯，以2005年為基數，到2030年，單位GDP碳排放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佔比達到25%左右，風電光伏裝機12億千瓦以上，森林蓄積量增加60億立方米；二是全方位發力，加速減碳，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全方位發力，必須聚焦碳排放中佔比超過90%的化石能源，而重中之重又是高碳的煤炭和石油。全球能源消費總量中，煤炭只佔1/4，我國卻高達3/5。我國不僅要加速去煤，讓零碳電能取代煤炭，去油也要提上日程，讓零碳電能替代燃油。天然氣雖然相對低碳，但仍然富碳，也可以零碳電力替代之。2005年到2030年這25年間中國要淨增60億立方米森林蓄積量，年均2.4億立方米，吸收固定大氣二氧化碳，形成森林碳匯。由於地域空間所限和生物生長衰亡的生命屬性，規模和數量都較為有限。綠色植物不僅是碳匯，也是碳源，但排放的碳源自大氣，是氣候中性碳。也正是因為這樣，光合作用固定的碳水化合物可以直接燃燒發電，可以木炭取代煤炭，可製成生物乙醇替代燃油，可用生物質氣化替代天然氣。
張永生：碳達峯、碳中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對轉變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有不同要求。碳達峯是在傳統工業化模式下經濟發展過程中通常會出現的一個自然結果。實現碳中和，則意味着現有經濟運行的基礎將發生根本性改變，需要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轉型，是一場自我革命。
第一，碳中和戰略方向是“低碳經濟+低中和”。應從現在開始就採取碳中和措施，然後重點再轉移到碳中和，而且碳達峯應爭取做到早達峯、低峯值。第二，抓住碳中和的戰略機遇窗口期，避免鎖定在高碳路徑後減排。同時，應將碳中和同其他生態環境問題統籌考慮，避免減排影響其他生態環境問題。第三，為有效實現全國碳中和目標，應以整個國家範圍為實現單位，而非要求每個小的地區單元都實現碳中和。這就需要引入靈活的碳中和實現機制，以實現效率最大化。第四，加大措施抵消對碳中和的衝擊。對受碳中和衝擊較大的特定行業、地區和羣體，應採取針對性扶持政策。尤其是對受衝擊較大的煤炭和石油資源富集地區、重化工業的轉型，應出台系統的經濟社會轉型扶持政策。
巢清塵：為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我國提出碳達峯、碳中和目標，這是基於科學論證的國家戰略需求，基於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戰略考量。碳達峯是具體的近期目標，碳中和是中長期的願景目標，二者相輔相成。儘早實現碳達峯，努力“削峯”，可以為後續碳中和目標留下更大的空間和靈活性。如果説碳達峯需要在現有政策基礎上再加把勁，那麼實現碳中和目標，則需要社會經濟體系的全面深刻轉型。
碳達峯、碳中和都是圍繞減少碳的排放，似乎減排是重中之重。實際上“美麗中國、平安中國”建設，必須要減排和適應並重，要提升氣候韌性，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氣候系統中一些更為敏感的要素一旦突破某些閾值或臨界點，則會發生快速變化，帶來不可逆轉的影響。如大西洋經向翻轉環流（AMOC）顯著減緩或崩潰、冰蓋崩塌、北極多年凍土融化以及相關的碳釋放、海底甲烷水合物釋放、季風和厄爾尼諾與南方濤動的天氣形勢變化以及熱帶森林枯死等，將會給地球氣候環境帶來災難性後果，直接威脅社會經濟發展和人類福祉安康。因此，加強氣候變化適應、構建氣候韌性社會是實現碳中和必不可少的途徑。
徐華清：實現碳達峯、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需要堅持全國統籌，強化頂層設計，發揮制度優勢，根據各地實際分類施策。
必須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系統觀念，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處理好發展和減排、整體和局部、短期和中長期的關係。聚焦碳達峯、碳中和兩大目標倒逼，特別是2030年前和2060年前這兩個“前”字，既體現了很強的國家戰略意圖和政策導向，也反映了戰略決策對不確定性和科學的尊重。必須發揮有條件地區、重點行業、重點企業三大主體率先達峯帶動作用。我國東西部之間的差距是客觀存在的，只有江蘇、浙江等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率先實現碳達峯才有可能為中西部欠發達地區騰出排放空間；只有鋼鐵、建材等高耗能、高排放行業率先達峯，才有可能為新經濟、新技術發展騰出排放空間；只有央企率先示範，才有可能帶動民企更有作為。只有保持生態文明建設戰略定力，有力有序推進碳達峯、碳中和工作，才能儘快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減煤去碳之後，如何保障經濟增長
主持人：實現碳中和的關鍵，在於使佔85%碳排放的化石能源實現向清潔能源的轉變。受衝擊較大的特定行業、地區和羣體，如何應對碳達峯要求？
巢清塵：全面科學理解碳達峯、碳中和問題，才能真正走綠色低碳發展之路。根據相關研究，目前陸地和海洋大約吸收了全球一半的碳排放，是否全球減排一半就可以實現碳中和？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碳中和是指人為二氧化碳排放量與人為二氧化碳清除量達到平衡，即只有通過植樹造林、森林管理等人為活動增加的碳匯可以算為碳匯，不包括自然碳匯，也不是碳匯的存量。海洋吸收二氧化碳造成海洋不斷酸化，對海洋生態系統造成不利影響。陸地生態系統自然吸收的二氧化碳是碳中性的，並非永久碳匯。煤炭行業是碳排放最大的來源，而我國又是世界最大的煤炭生產國和消費國。因此，碳中和目標下，煤炭行業的綠色低碳轉型尤為關鍵。
徐華清：碳達峯、碳中和絕不是輕輕鬆鬆就能實現的，需要一場自我革命，推動工業革命、能源革命、技術革命和消費革命四大革命實現突破。當前我國仍面臨經濟發展方式比較粗放、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仍難以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技術創新能力不適應綠色低碳發展要求等困難。“十四五”是碳達峯的關鍵期、窗口期，難點在於如何嚴控內蒙古、山西等地區的煤電和煤化工項目，嚴控煤炭消費增長，將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高排放項目堅決拿下來，避免高碳鎖定和沉沒資本，使發展真正建立在高效利用資源、嚴格保護生態環境、有效控制温室氣體排放的基礎上，推動綠色低碳發展邁上新台階。
張永生：碳達峯、碳中和對全國來説是一個戰略機遇。但是，這個過程會非常艱難，尤其對一些特定地區、行業和羣體而言。如山西、內蒙古等化石能源大省（區），可能會經歷更大的陣痛。因此，要樹立全國一盤棋思想，採取針對性措施，對這些地區、行業和羣體進行重點幫扶。同時，也要看到這些地區面臨的巨大機遇。比如，這些傳統化石能源大省，其風能、光能等新能源稟賦，生態環境和文化資源非常豐富，加上互聯網和高速鐵路等條件，發展新的綠色經濟有很大優勢。轉變發展思路，就會看到不一樣的發展機會，還可通過生態服務補償、碳匯等機制，將“綠水青山”轉化成“金山銀山”。
潘家華：由於碳中和的終點剛性，只有壓低峯值，淨零碳才可能平穩着陸。之所以説碳中和要付出艱鉅努力，是因為發達國家是自然碳達峯，用50年或更長時間達到碳中和。我國由於發展階段使然，碳達峯要人為壓峯降峯，從達峯到中和，時間只有發達國家的一半。
實現碳達峯也需付出艱鉅努力。表現為：一是要加速去煤，儘早使煤炭消費歸零。歐洲一些國家在2025年前去煤，煤電大國德國也將去煤時間從2038年提前到2030年。我國即使每年煤炭佔比減少2個百分點，也要30年。二是“十三五”時期規劃建設的大量煤電、煤化工、石油探採、煉化等項目多數在建，而且很多地方將其作為強力拉動經濟的增長點，在碳達峯約束下，即使按規劃建設運行，在碳中和目標下，也需要提前“退役”。但是，鳳凰涅槃更有柳暗花明處。高度資本密集的煤電煤化工，投資巨大，但就業崗位少、產業鏈條短、污染排放多、運行成本高，即使有利潤，惠及勞動者也很有限。試想，數以十億計、百億計的資金，如果投向無限風（電）光（電）、生物質能（電、氣、炭、乙醇），所獲取的能源服務和產品，比化石能源更清潔、更多元、更便捷，而且產業、產品鏈條長，就業數量多，區域均衡度高。同時將拉動需求側，如純電動汽車、儲能設備、地源熱泵供暖的投資、就業、增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顯然更為強勁。
“雙碳”約束，部分地區如山西、內蒙古等煤炭資源省（區），痛點會更多些，彎要轉得更急些。傳統路子走不通了，煤炭經濟慣性帶來的急剎車風險不容忽視。對於這些省區，達峯不是難點，因為其他地區達峯減煤，煤炭市場萎縮，本地煤炭新增投資的空間也必然壓縮。難點在於去煤後，如何保障經濟增長和社會福祉的增進。中東石油輸出國沙特，2015年後就開始大幅推進光伏發電經濟。我國中西部的化石能源資源大省，要儘快跳出傳統工業化思維，逐漸擺脱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加快發展方式轉型。例如，內蒙古118.3萬平方公里，地域廣袤，光伏1毛錢一度電，比火電更便宜且無污染，發展氫能和其他儲能產業，光伏轉換太陽輻射能，能夠減少地表蒸發、改善生態、擴充牧場，促進投資、就業、增長，實現永續發展。不僅如此，利用廉價巨量風光能，吸引高耗能高佔地高風險的重化工企業落户，在促進區域協同發展的同時，也將釋放東部有限土地空間。又如山西，自然條件更優，鋼鐵機械製造等就地轉向零碳能源，發展儲能、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生物能源和生物技術產業，走向碳中和，多舉共贏，可持續增長，潛力無限。
零碳轉型，催生新一代綠色產業
主持人：實現“雙碳”目標將給哪些行業帶來發展機遇？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正式啓動後，減煤去碳如何兼顧減排效率和發展公平？
徐華清：實現碳達峯、碳中和必須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抓緊部署低碳前沿技術研究，加快推廣應用減污降碳技術，建立完善綠色低碳技術評估、交易體系和科技創新服務平台。
依託低排放技術創新推動綠色低碳的作用，以先進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為代表的非化石能源利用技術作為能源技術革命突破點，工業、建築、交通等領域終端能源利用電氣化技術、電力深度脱碳技術、生物質制氫造氣發電技術等將得到規模應用，CO2捕集、固定與利用（CCUS）、空氣捕碳技術、礦物碳化技術、地球化學技術等碳移除方式可作為有效補充。依託新型低排放基礎設施的規模化建設和智慧互聯，以新能源汽車充電樁、電氣化高速鐵路、特高壓直流輸電、智能電網、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發電、先進儲能、氫能鍊鋼、綠氫化工、零碳建築為主的新型低排放基礎設施建設將成為未來重要投資方向。依託以創新驅動和綠色零碳為導向的產業和經濟體系的建立，以數字化和綠色化的“雙輪驅動”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和先進低碳技術的深度融合，特別是新材料、新能源汽車、先進軌道交通裝備、非化石電力裝備、電子及信息產業、生物技術等綠色製造業將得到快速發展，在數字經濟、清潔能源、智慧城市等高科技、高效益和低排放領域培育新的增長動能，加快推動構建高質量的現代化經濟體系。
巢清塵：一般而言，實現二氧化碳大幅度下降主要有四個途徑：一是通過節能和提高能效，降低能源消費總量，特別是降低化石能源消費；二是利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三是利用新技術將二氧化碳捕獲、利用或封存到地下；四是通過植樹造林增加碳匯。我國全面快速推進綠色低碳轉型，需要所有部門加大一次能源清潔供應和利用，特別是實現電力和能源脱碳化甚至負碳化。工業部門要持續實施節能、提高能效以及電氣化、氫能和負排放技術，交通運輸部門需要各種低碳運輸技術、優化能源燃料體系。在此背景下，傳統的用能技術、設備和工藝都將發生顛覆式變革，各種綠色高效技術、能源供需側智慧化互動技術以及新興產業將成為發展方向，迎來發展機遇。
同時，碳中和願景將成為我國區域綠色低碳協同發展的動力，不同地區可以充分利用區域能源結構和資源稟賦不平衡的特點，因地制宜，發揮優勢。還將帶動鄉村振興和富裕發展，比如依託鄉村豐富的生物質資源，構建農村清潔能源體系。在城鎮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升級過程中，推行綠色節能建築，破解高碳基礎設施長期鎖定效應。在生活方面，推進生活垃圾資源化利用、環保產業發展與污染治理等，既能綠色低碳，又能加強人居環境整治。而在這一系列改變的背後，是大量綠色建築、綠色生產、綠色服務等產業行業將迎來蓬勃發展的歷史機遇。
潘家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化石能源資源大省服務全國，地方獲取的利益較為有限，沒有籌集自我轉型的資金和技術。因而，邁向碳中和的零碳轉型，化石能源資源大省受到的衝擊和壓力，也應該比其他地區更大一些。2013年以來，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等8省市開展碳交易試點，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今年6月正式啓動。作為推進碳達峯、碳中和目標實現的重要抓手，在制定碳排放配額總量確定與分配方案過程中，高碳資源大省由於地緣和市場環境因素，競爭力較弱，需要兼顧減排效率和發展公平。西部煤炭資源省份，高碳能源佔比高，零碳能源發展有空間但缺資金短技術少人才。即使給這些省份以較高的配額，也只能緩解減煤去煤的陣痛，遠不能滿足零碳轉型的需求。況且，在碳中和導向下，碳市場規模將越來越小而最終歸零。因而，依託碳交易籌集資金實現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曾經作出巨大貢獻和犧牲的高碳能源省區的零碳轉型，無疑是杯水車薪。
從效率視角看，徵收碳税遠比碳交易的交易成本低，彙集的資金不僅不會像碳交易那樣散失，或為金融投機牟利，而且可以集中形成零碳轉型基金，助推中西部地區的零碳轉型進程。如果説華北區域大氣環境聯防聯控是責任共擔、成本分攤，零碳轉型的區域協同則是多元共贏。例如，北京、天津難以在其市域範圍內實現碳中和，可以在內蒙古合作共建千平方公里級別的風光電力基地，內蒙古出地，京津出資，利潤分享，定向供電。北京、天津的一些高耗能高佔地高排放高風險企業，也可以像北京首鋼搬遷曹妃甸那樣，實現區域協同共贏。因此，公平不是吃大户，而是尋求並提升效率，通過創新、綠色、協同，實現開放、共享，走向碳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