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以下簡稱DOJ）對外發布了一個重要消息：將聯合11個州的檢察長對谷歌提起反壟斷訴訟，指控其通過反競爭手段，維護其在搜索引擎和線上廣告領域的壟斷地位。
對於谷歌來説，反壟斷訴訟並不稀奇。僅僅在過去三年中，谷歌就曾收到過接近百億美元的罰單，而在2019年，谷歌更是在全球範圍內捲入了十餘起反壟斷訴訟。不過，這些訴訟和處罰大多來自於歐盟。由美國司法部牽頭，聯合各州檢察長髮起的大規模反壟斷訴訟，至今為止還是第一次。事實上，這次訴訟不僅是谷歌遭遇的“第一次”，它也是自微軟案以來，美國政府層面對於大型科技企業的第一次大規模反壟斷，其示範意義十分明顯。不僅如此，和以往的反壟斷案件不同，司法部在訴狀中還十分明確地把“結構性救濟”（structural relief）列在了建議的法律救濟方案中。而在反壟斷中，所謂的“結構性救濟”指的通常是資產重組和拆分。這意味着，自上世紀80年代AT&T;案之後就一直被美國政府雪藏的政策工具——拆分，或許有可能會重現反壟斷江湖。所有的這些要素，都可謂是賺足了人們的眼球。
那麼，這場大型的反壟斷訴訟為什麼會發生？在眾多的科技巨頭中，司法部為什麼首先盯上了谷歌？在本次訴訟中，谷歌究竟受到了哪些指控？整個案情可能會向什麼方向發展？以拆分為代表的“結構性救濟”究竟會不會得到採用？對於中國而言，又可以從大洋彼岸的這起案件當中收穫什麼經驗、吸取什麼教訓？
反壟斷風暴因何而起
從嚴格意義上講，這次美國司法部對谷歌的反壟斷訴訟並不是一起孤立事件，而是近年來針對大型科技企業的反壟斷風潮的一部分。從去年開始，DOJ和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簡稱FTC）就分別牽頭，對GAFA（谷歌、亞馬遜、臉書和蘋果）展開了調查。而民主黨控制下的眾議院則更是獨立對GAFA進行了長達16個月的跟蹤調查，並於10月6日發佈了一份長達449頁的調查報告。
那麼，這樣一場反壟斷風暴究竟是因何而起呢？要了解這個原因，我們就必須瞭解這次風暴背後深刻的經濟社會基礎。
最近的二十多年中，數字技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隨着普及率的不斷提升，數字經濟深深地嵌入到了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人們原有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也隨之被徹底數字化了。在數字經濟發展的同時，以谷歌、亞馬遜、臉書、蘋果，也就是所謂的GAFA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企業迅速崛起。
和傳統的企業相比，大型科技企業的成長遠為迅速，其規模遠為巨大，業務範圍也遠為寬廣。根據美國眾議院於10月6日發佈的調查報告，截至2020年9月，GAFA的市值總和已經達到了5萬億美元，超過標普100總市值的1/3，並且在可預計的未來，其體量還會不斷增長。據報告估計，在未來十年中，全球經濟總量的30%以上會掌握在以GAFA為代表的大型科技企業手中。
不可否認，大型科技企業的迅速崛起為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效率改善和財富增加，但與此同時，它們也給人們帶來了很多疑慮。
首先，和傳統的企業相比，大型科技企業具有很多特殊點。一方面，相比於傳統企業，它們的規模要遠為龐大，其力量是前者不能相比的。另一方面，由於大型科技企業幾乎採用了平台模式，所以它們在扮演傳統企業角色的同時，通常還會在某個重要渠道上扮演“守門人”（gatekeeper）的角色。從理論上講，它們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權力來干預甚至控制平台上第三方商家的經營，從而嚴重影響競爭環境、傷害競爭對手。
其次，雖然科技巨頭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這些財富卻幾乎都被科技巨頭的股東和員工瓜分了，社會上的其他人並沒有分享到這些財富。因此，科技巨頭迅速膨脹的同時也加劇了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從某種意義上講，GAFA對於美國收入分配的負面影響甚至可能要比20世紀初那些石油大亨們帶來的更為巨大。在2015年的《經濟學人》雜誌上，曾經刊載過一篇題為《強盜大亨和硅谷蘇丹》（Robber barons and silicon sultans）的文章。在文中，作者曾作了一個有趣的對比：1901年，卡耐基的美國鋼鐵公司僱傭了25萬工人，比當時美國陸海軍的總兵力還要多；而在2015年，谷歌、臉書和推特所僱傭的員工則分別只有5萬名、8000名和3500名。這意味着，儘管科技企業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這些財富並沒有通過就業等渠道惠及普羅大眾。
再次，除了經濟影響外，科技巨頭還可能引發很多社會問題。例如，對隱私的威脅等，都是人們極為關注的點。由於大型科技企業幾乎都是建立在數字技術的基礎之上的，它們對於數據這種關鍵生產要素的渴求也會遠遠超乎以往所有的企業。它們十分有動機利用自己的技術去大量獲取用户的各種信息，由此，與隱私相關的諸多問題也就產生了。再如，科技巨頭對言論的掌控，也是人們對其疑慮的焦點。過去，人們獲取信息主要通過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而如今，社交媒體和搜索引擎早已取代這些媒體，成為了人們最重要的信息窗口。當谷歌、臉書這些掌握了巨大財富的傢伙同時也獲得了控制輿論的權力，它們究竟會幹出什麼？很多人不由為此感到擔憂。
正是由於有了以上疑慮，近年來才不斷有聲音呼籲用反壟斷來對大型科技企業進行管制。不僅如此，為了應對大型科技企業的可能威脅，呼籲者們還建議對反壟斷的根本目標進行變革，從主要注重效率的經濟分析思路回到更為重視公平和正義的布蘭代斯學派的思路。而在具體的救濟方案上，呼籲者們更是重新拾起了廢棄已久的拆分等手段。例如，民主黨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就曾在很多場合主張應該對大型科技企業進行拆分，以便遏制它們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
當然，如果僅僅是以上原因，那麼針對大型科技企業的反壟斷行動就還只可能是零星的、自發的。但當以上因素和美國國內的兩黨政治一結合，就形成了一場來勢洶洶的反壟斷風暴。
從總體上看，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對待反壟斷這個問題上是存在着十分顯著的差異的。由於民主黨通常標榜自己的左翼色彩，因此在反壟斷問題上通常會顯得比較激進；而共和黨由於更多代表大企業的利益，因此在處理反壟斷問題時通常會比較保守。不過，在這次對待大型科技企業的問題上，兩黨的態度卻有着十分微妙的不同。率先提出要對GAFA等大型科技企業動手的依然是民主黨，但十分有意思的是，對於民主黨提出的激進主張，共和黨雖然在具體操作上提出了一些異議，但在行動上卻給予了少有的配合。例如，在民主黨主導的眾議院調查中，不少共和黨議員也紛紛積極參與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其原因就在於，和傳統的大型企業不同，大型科技企業和共和黨還真不是一條心。由於大型科技企業自身的業務模式，它們在發展過程中通常會更加傾向於全球化，這和民主黨的主張有很強的一致性，而和共和黨的執政理念卻存在着不少的分歧。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包括GAFA在內的科技企業幾乎都是傾向於民主黨的。尤其在特朗普上台後，這個趨勢表現得尤為明顯。谷歌對於特朗普的反感自不用説，在一段時間內，在谷歌搜索“白痴”這一詞彙的結果都是特朗普；就連亞馬遜，旗下媒體也是長期抨擊特朗普政府。顯然，面對這樣不友好的科技巨頭，即使共和黨對反壟斷本身不太喜歡，但也不太會反對用反壟斷來對付GAFA等科技巨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場由兩黨共同策劃的反壟斷風暴才迅速在美國上空生成，向科技巨頭們洶洶襲來。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在反對科技巨頭這個問題上，兩黨形成了難得的共識，但黨派之間的利益衝突又決定了它們不可能是同一條心。這一點，從眾議院的報告中就可以窺得一些端倪。只要我們大致閲讀一下這份報告，就不難發現兩個細節：第一個細節是，報告在對大型科技企業對競爭的影響進行激烈聲討的同時，也順帶對美國的DOJ和FTC提出了不少批評，甚至隱晦地暗示正是因為DOJ和FTC的寬鬆和不作為態度才使得大型科技企業有機會掌控市場，帶來大量的負面影響。第二個細節是，在這份長達四百多頁的報告中，似乎存在着十分明顯的前後不一致。在報告的前半部分，花費了很大篇幅指出了大型科技企業掌握巨大的市場力量之後可能造成的影響，而“影響言論自由和多樣性”和“影響經濟和政治自由”都被作為十分重要的負面影響被提了出來。但在後面對四大科技企業存在的問題進行具體分析的時候，這兩方面的問題卻幾乎沒有被提及。
這兩個細節雖小，但卻都有其用心所在。先看所謂的DOJ和FTC不作為問題。我們都知道眾議院的報告是民主黨領導起草的，而現在的DOJ和FTC則仍然是掌握在執政的共和黨手中。因此，批評DOJ和FTC不作為，就是從側面打擊共和黨，這在兩黨選情十分膠着的背景下，對於爭取選民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再看報告的前後不一致問題。在美國這樣一個自詡為世界上最為民主、自由的國家，“影響言論自由和多樣性”及“影響經濟和政治自由”是兩條非常嚴重的指控。利用這兩條指控，民主黨可以很好地煽動起民意，並把這股憤怒的力量引向共和黨——畢竟，長期以來，共和黨在反壟斷問題上的態度要遠比民主黨保守得多，並且現在他們還正好控制着DOJ和FTC。不過，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由於科技巨頭和民主黨之間的關係十分曖昧，所以它究竟是不是真的希望DOJ和FTC對GAFA等企業來真的，還需觀察。
為什麼是谷歌
在眾議院的巨大壓力之下，DOJ和FTC不得不作出一些實質性的動作來表明自己並沒有不作為，而在選一家或幾家科技企業來發起訴訟毫無疑問是一種最為直接的表態。問題在於，在GAFA這四家中，究竟挑選哪一家來先進行起訴呢？
從外界的風評看，GAFA當中，臉書的口碑應該是最差的；而從眾議院的報告中，亞馬遜的相關問題則是更多的。那麼，為什麼沒有選臉書和亞馬遜作為第一個被起訴的對象，而挑中谷歌了呢？
從淺層次上看，這當然有谷歌自身的問題。儘管在很多人眼中，谷歌造成的競爭問題並沒有亞馬遜那麼多，但也絕對不算少。事實上，在眾議院的報告中，足足用了72頁來對谷歌進行批判，其篇幅僅次於亞馬遜的81頁。因此，要首先抓住谷歌説事，似乎並沒有什麼毛病。更為重要的是，相比於亞馬遜，谷歌似乎更像是一個“壟斷者”。儘管亞馬遜也很強，但它在對自己最為重要的電商市場上所佔的份額卻只有不到50%，而谷歌的搜索引擎卻佔了美國搜索引擎市場的87%，全球搜索市場的92%。按照常識，抓谷歌要遠比抓亞馬遜來得容易。從這個角度看，拿谷歌第一個開刀，從技術上看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從更為深層次的角度看，DOJ挑選谷歌來作為第一個起訴對象，背後可能還有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政治考量。如前所述，在GAFA當中，臉書和亞馬遜都應該比谷歌更有資格先被起訴。不過，亞馬遜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了民主黨和“新布蘭代斯學派”的支持者所專門攻擊的對象——事實上，眾議院報告的最重要顧問莉娜·可汗（Lina Khan）就是以一篇《亞馬遜反壟斷悖論》而成名的，在這種背景下，如果先挑選亞馬遜下手，似乎多少有點兒“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感覺。而臉書呢，雖然口碑很差，但由於其在輿論控制中的重要性，所以是兩黨共同爭取的對象。目前，雖然臉書更多傾向於民主黨，但在對共和黨的態度上卻也十分曖昧，甚至扎克伯格本人都多次向特朗普示好。在這樣的背景下，先去招惹臉書對於共和黨控制的DOJ絕對不少一個好主意。
相比之下，選擇谷歌作為第一個起訴的對象，從政治上可能要合適的多。和臉書一樣，谷歌也掌握着巨大的輿論控制力量。但和臉書的騎牆態度不同，谷歌傾向民主黨的態度是十分明顯的。考慮到這個情況，起訴谷歌不僅可以很好地堵上民主黨的嘴，還可以比較有效地對其進行敲打，讓它在大選期間儘可能表現得中立一些。這對於共和黨來説，可謂是一石二鳥。
事實上，只要我們把起訴書和眾議院報告中的相關章節進行比對，就會發現兩者的論述幾乎是如出一轍。從對谷歌市場力量的論述，到對其壟斷行為的分析，直到“結構性救濟”的建議方案，幾乎都照抄了眾議院報告。顯然，DOJ的這一處理方式是不符合其本身的共和黨觀點的——事實上，在眾議院報告發佈會，很多共和黨專家就對報告表示了質疑，並聲稱要發佈另外的一份報告，但DOJ在起訴書中卻不顧這些，而是完全引述了眾議院報告的內容，這其實是一種十分高明的政治操作。用民主黨高調提出的方案來敲打事實上支持民主黨的谷歌，還有什麼辦法比這個更好呢？
谷歌所犯何罪
從起訴書看，DOJ此次對谷歌進行起訴的主要理由是“多年來，谷歌一直在使用反競爭策略來維持和擴大其在通用搜索服務、搜索廣告和通用搜索文本廣告市場的壟斷地位”。在DOJ看來，這樣的行為可能對相關市場的競爭造成不當的限制，也違反了《謝爾曼法》第二條的規定。
我們知道，在反壟斷訴訟中，討論一個企業是否是壟斷者，是否濫用了其市場力量，一般要先確定相關市場，以劃清所分析問題的邊界。在起訴書中，DOJ重點考慮了兩個相關市場——通用文本搜索市場和搜索廣告市場。應該説，這兩個市場其實很好地刻畫出了谷歌商業模式的核心。眾所周知，谷歌是一個多邊平台：一方面，它通過提供免費的搜索服務，以此積累用户；而另一方面，它則通過向用户投放廣告來實現商業變現。而這兩個行為恰好分別在DOJ提出的兩個相關市場之內完成。
在DOJ看來，谷歌在上述兩個市場中都佔有非常高的市場份額，同時網絡效應、規模效應、搜索引擎自身的技術特點，以及谷歌的商業策略（例如收買經銷商，讓它們不和競爭者進行交易）等都使得競爭者難以和谷歌展開有效的競爭。據此，DOJ認為谷歌在上述兩個市場上擁有足夠的市場力量。
至於谷歌對於自身市場力量的濫用行為，起訴書中則列舉了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DOJ認為，谷歌通過協議封鎖了搜索市場移動端的分銷。根據起訴書，谷歌對搜索市場移動端分銷途徑的封鎖體現在兩方面：“首先，谷歌將其與蘋果現有的搜索協議擴展到了移動搜索領域。其次，對於其他手機分銷商，谷歌“免費”提供其安卓操作系統，但附帶一系列連鎖分銷協議，以確保谷歌在安卓生態系統中的搜索引擎主導地位。這兩個手段，都可能誘導移動端的經銷商停止與谷歌的競爭者合作，從而確立其在相關市場上的優勢地位。
其次，DOJ認為，谷歌的協議封鎖了瀏覽器的分銷。起訴書中指出，“瀏覽器是通用搜索服務最重要的分銷渠道之一，因為它們是大多數消費者訪問互聯網的門户。”“如今，谷歌已經與美國最廣泛使用的瀏覽器達成了收入分成協議。在美國，超過85%的用户使用的是谷歌自己的Chrome瀏覽器或者與它簽有分成協議的瀏覽器。”“如果沒有這些協議，競爭對手將有能力將其他通用搜索引擎預設為部分或全部搜索接入點，從而刺激通用搜索服務市場的更大競爭，併為消費者提供額外的選擇。”
再次，DOJ認為，谷歌還通過定位服務控制了下一代搜索的分銷渠道。起訴書指出，谷歌在移動設備渠道中利用了其他優勢來阻止移動合作伙伴在下一代設備上使用競爭對手的操作系統。其結果是，谷歌將保留對移動合作伙伴生產的下一代設備所用操作系統的控制權，並阻止這些設備採用其他搜索服務。為了保持其在搜索服務市場及搜索廣告市場的壟斷地位，谷歌還要求不銷售安卓手機的連接設備製造商同意限制性合同條款，以達到類似移動設備分銷協議的效果。例如，谷歌與汽車製造商合作，條件是他們不預裝競爭對手的搜索相關應用程序。谷歌與智能手錶製造商也有類似的限制性協議：谷歌“免費”智能手錶操作系統的授權協議禁止製造商預裝任何第三方軟件，包括任何競爭對手的搜索服務。
在DOJ看來，谷歌在相關市場中的以上反競爭行為可能帶來很多負面的影響：其一，它可能對通用搜索服務中的競爭造成實質上的限制，並使得美國境內的大部分搜索查詢免受任何有意義的競爭；其二，它可能把通用搜索服務的競爭對手排除在有效的分銷渠道之外，從而使競爭對手無法在通用搜索服務、搜索廣告和通用搜索文本廣告市場進行有效競爭；其三，它可能會阻礙通用搜索服務競爭對手的其他潛在分銷渠道；其四，它會增加進入壁壘，排除電腦和移動設備上新興競爭對手在新興搜索接入點的競爭；其五，它會阻礙新產品的創新，而這些新產品可以作為替代的搜索訪問點或顛覆傳統的谷歌搜索模式；其六，它可能使谷歌免於巨大的競爭壓力，以改善其通用搜索、搜索廣告和通用搜索文本廣告產品和服務。
根據以上論述，DOJ請求法院認定谷歌的以上行為違反《謝爾曼法》第二條的規定，並在需要的情況下引入“結構性救濟”，對谷歌的經營範圍進行限制，讓其從某些業務退出。
谷歌會被拆嗎
DOJ對谷歌的起訴一經媒體報道，就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廣泛的關注。有很多人認為，這次反壟斷訴訟很可能會成為一場標誌性事件，為人們應對科技巨頭所帶來的潛在風險樹立一個標杆。而很多“吃瓜羣眾”則更是熱衷於看谷歌的熱鬧，關心這樣一個巨無霸企業是否會因為觸犯反壟斷法而遭遇到拆分。
相比於旁觀者的事不關己，作為當事人的谷歌對於DOJ的這次起訴則表現出了一種強硬和憤怒的態度。在DOJ的訴狀公開後不久，谷歌方面就發表了公開信，對其中的內容進行了反駁，並表示這次訴訟是“充滿漏洞”的，其給出的是“存疑的反壟斷觀點”。
那麼，這樣一場稱得上世紀反壟斷大案的訴訟在未來的走向究竟會如何呢？谷歌究竟會不會因為其龐大的市場力量，以及所謂的壟斷行為被定罪？如果定罪，又會不會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遭遇到拆分呢？從現在掌握的資料看，要精確地預料整個案件的走向顯然是不可能的。不過，根據以往的經驗，我們可以對其發展趨勢有一個大致的判斷。
在我個人看來，谷歌被定罪，應該是大概率的事件，因為DOJ如此興師動眾，最後肯定要對美國公眾有個交代。不過，我並不認為拆分等激進的救濟方案會被應用到對其的處理當中去，更大的可能還會是對其進行一筆數額巨大的罰款，並通過禁令對其部分行為作出一些限制。但總體來講，這些救濟措施應該不至於對其商業模式造成巨大影響，更不會產生傷筋動骨的後果。
這個判斷主要基於以下兩個理由：
一個理由是政治方面的。如前所述，在我個人看來，此次針對谷歌的反壟斷訴訟，其政治動因可能要遠大於其經濟動因，因此要判斷最終案件的走向，我們就需要了解一下兩黨對這個案件的態度。這次訴訟起於共和黨主導的DOJ，從共和黨角度看，其最重要目的是回應民主黨對自己的指責，而不是真正對科技巨頭下死手。如果真的對谷歌採用了分拆等激進的措施，那麼一方面會違背本黨一貫以來在反壟斷問題上的立場，另外一方面還可能得罪谷歌這個掌控着輿論和信息的龐然大物。從政治計算上，是不划算的。而民主黨呢，其實是更不願意真的向DOJ施壓，迫使其對谷歌下重手。畢竟從現階段看，谷歌與民主黨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甚至在大選中也堅定地站在了民主黨一邊。如果真的將這樣一個盟友拆分了，那顯然對自己有百害而無一利。
當然，在政治層面也存在着一定的變數。比如，如果特朗普繼續連任，他或許會因為科技企業在大選期間幫助民主黨的行為而怨恨這些企業，因而對它們採取強硬的反壟斷措施。不過，從總體來看，這種純粹由個人恩怨驅動的反壟斷髮生的概率應該是較小的。
另一個理由是技術方面的。從組織架構上看，以GAFA為首的科技企業幾乎都採用了複雜的多邊平台結構，其各個業務之間可謂縱橫交錯、複雜非凡。而在這些業務之間，通常都採用了交叉補貼的模式。以谷歌為例，我們知道谷歌本身是一個搜索引擎公司，但其搜索引擎卻完全是免費提供的，收入主要靠廣告，這兩塊業務顯然是不可能分開的，一旦分開，整個谷歌也就不存在了。當然，如果是硬要拆，反壟斷專家們也可以找到很多辦法，例如莉娜·可汗在2019年就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討論結構性拆分，強調把科技公司的平台業務和直接的商業業務進行拆分。不夠，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這種觀點都遠遠沒有達成共識。從理論上，很多著名的反壟斷專家都對平台和業務進行分離的建議表示了反對。在他們看來，除非有證據表明，科技企業所經營的平台已經構成了反壟斷意義上的“關鍵設施”（essential facility），否則就沒有理由去強行將其平台業務獨立剝離出來。此外更有一些反壟斷專家指出，由於平台業務的免費性，用其他業務來對其進行維持，以及用平台的優勢來支持這些業務都是天經地義的行為，並不需要過度解釋。從目前看，這些反對結構性拆分的觀點依然是在理論界佔有相對多數的，因而即使有了相關訴訟，結構性拆分的方案恐怕也很難真正勝出。而要落實到操作層面，要精確地識別平台和商業之間，以及不同業務板塊之間的界限，將它們拆開，則更是不容易了。這決定了從操作層面上看，拆分等激進的方案事實上是不可行的。
綜合以上兩方面原因，我傾向於認為這個案子會有一個虎頭蛇尾的走勢，最終很可能不了了之。不過，話説回來，其實即使法院最後真的採用DOJ的建議，對谷歌採用了拆分等結構性的救濟措施，那對於谷歌來説也未必是一件壞事。事實上，從歷史上看，一個企業在被拆分成若干小企業後，它的總市值其實不會下降，甚至還會上升。原來在一個大公司內可以乾的事，這些小企業通過協議或者隱藏協議的方式其實都可以幹。唯一不同的是，它們的運作效率可能出現下降，但這些成本卻很容易甩給消費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DOJ的起訴被公佈後，谷歌的股票卻出現了一路上揚。如果資本市場的運作果真是有效的，那麼這個信號可能已經預示了案件可能的走向。
中國可以學到什麼
雖然這場巨大的反壟斷風潮發生在大洋彼岸，但毫無疑問，它對於中國來講，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啓發和借鑑意義的。
和美國一樣，中國在近二十多年來也經歷了數字經濟的大發展，並誕生了BAT等大型科技企業。在給人們帶來巨大便利的同時，這些大型科技企業也引發了一些問題。和美國一樣，如何看待大型科技企業、如何規制大型科技企業，也成為了中國監管者面臨的一道難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想美國的這場反壟斷風暴其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和反思機會。通過對這場風暴的觀察，我們可以對反壟斷的初衷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也可以為學到很多使用的案件分析和處理技巧。從這個角度看，這次機會是十分寶貴的。
不過，在看待這場反壟斷風暴時，我們也有必要秉承一種審慎的態度，不能簡單地對號入座。現在有一些人認為，美國開始對自己的科技巨頭動刀了，所以我們也必須要跟進，對所謂的“超級平台”採取嚴厲的措施。甚至有很多人建議，把BAT都進行拆分。在我個人看來，在進行相關思考時，我們必須十分慎重。
從表面上看，中國的大型科技企業和美國的同行們十分相似，但事實上，它們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其一，在競爭態勢上，中國的科技企業之間的競爭要遠比美國的科技企業激烈得多。在眾議院的報告中，分別列出了GAFA在各個市場上面臨的競爭。從中我們可以驚訝地發現，這幾家企業在自己涉及的市場上幾乎是沒有競爭的。有一些企業似乎在同一相關市場上競爭——例如谷歌的安卓和蘋果的iOS似乎是競爭的，但蘋果在硬件上的封閉性卻使得這些競爭事實上不可能存在。而反觀中國，雖然也有很多科技巨頭，但這些科技巨頭幾乎在自己所處的各個市場上進行競爭。以所謂的“阿里系”和“騰訊系”為例，它們的競爭幾乎波及到了我們能夠想象的所有行業。由於這種競爭的存在，因此中國的科技巨頭雖大，但總體來講卻很少能有GAFA這樣絕對的市場力量。
其二，在自身發展與社會效益之間，中國的科技巨頭們似乎找到了更好的平衡點。如前所述，GAFA等科技巨頭在發展的同時，並沒有將發展成果惠及民眾。而相比之下，中國的科技巨頭則更多地在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了一種普惠的色彩。例如，阿里巴巴、美團、滴滴等企業的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其總共提供的就業崗位甚至超過了一億；而騰訊、螞蟻等企業則把普惠的金融服務帶給了最需要服務的人，讓他們也分享到了金融發展的成果。所有這些，都是GAFA所不具備的。
考慮到以上因素，我們對於美國在科技巨頭反壟斷過程中的有益經驗當然應該努力學習，但也不應該盲目照搬它們的措施，而應該根據自身國情，探索更為有效的監管方案。
來源/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