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數據庫的經濟民族主義

本文作者郭華，題圖來自：IC photo

01 

國產數據庫發展歷程中，一直存在一種經濟民族主義。

從1978年薩師煊在人大開設“數據庫系統概論課”算起，國產數據庫已經走過了四十多個年頭。在這四十多年裏，國家一直在出台各種各樣的支持政策，遠的有86年的863計劃、97年的973計劃，近的有十五期間在863裏延伸出的S863數據庫重大專項、08年在《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重點提到的核高基等……基本以億為單位，對國產數據庫進行了長時間的補貼。

而且在稜鏡門事件之後，國家更是加大了要求採購國產數據庫的範圍與力度，從傳統的軍工領域擴展到了電力、航空、金融等國民基礎領域，且隨着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加劇，愈演愈烈。

所以無論是供給側還是需求側，國產數據庫都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支持，這種經濟活動要為國家建設服務的思路，正是經濟民族主義的主要特徵。

在這種環境下，國產數據庫逐漸形成了三大陣營：

第一個是以人大金倉、武漢達夢、南大通用、神舟通用等四家供應商為代表的傳統陣營，依託科研院校，在市場化的同時也在承接科研任務，是國產數據庫的主力；

第二個是以阿里、騰訊、華為等為代表的IT大廠陣營，有場景需求又有財力，從技術戰略投入開始，在開發出滿足自身需求的產品後走向市場，高舉高打；

第三個是以PingCAP、巨杉為代表的獨立廠商陣營，創始人均為國際數據庫大廠的資深人員，以商業資本為支撐，有深厚的技術功底，屬於硬核玩家。

三大陣營中，第一陣營吃掉了大部分政策紅利，也佔據了國產數據庫市場的絕對統治地位。

不過國產數據庫市場並不等同於國內數據庫市場，國內數據庫市場裏還有大量海外供應商，從現狀來看，他們在市場上對國產數據庫形成了，呃，碾壓之勢。

2017年的報告顯示，國內數據庫市場總體規模為120億，其中國產只有17億，佔比14%。而且國產數據庫的國內營收基本等於其全球營收，做為對比，同年Oracle的數據庫業務在中國營收50億人民幣，全球970億人民幣，全部業務營收2700億人民幣。以其為基礎的話，國產數據庫的佔比分別是35%、1.8%、0.6%。

集國產之總體對Oracle之個體，恕我直言，依然天上地下。

02  

但國產數據庫的民族主義不應該被批評。

民族主義不是種族主義，不帶有偏見式的優越感，也不刻意要消滅誰，而是在承認自己處於弱勢的基礎上，有策略進行的一種自我扶持。

不過凡是帶有“主義”字樣的東西都比較宏大，而比較宏大的東西，都存在討論空間。對於國產數據庫來説，除軍工、航空等特殊領域要國產毋庸置疑外，大家爭議最多的，還是在一般意義上的企業IT市場中，國家這種補貼供應商和限制採購的行為，是否符合自由貿易。

首先，自由貿易理論有一個基本假設——經濟人假設，它的基本含義是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是利己的。

我發現在不同粒度上應用這個假設得出的結論是不一樣的。當討論的粒度是企業時，那確實企業應該從實際利益出發，從投入產出比的角度出發來進行採購——所以有些被限制的企業本來應該選擇Oracle，這是自由貿易；但當討論的粒度是國家時，國家也可以是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主體，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在不具備比較優勢的情況下刻意去提高自己在數據庫等基礎軟件上的實力——就像賣苦力的泥瓦匠想去學一門手藝一樣，只要國家樂意花這個學費，這也是自由貿易。

所以，經濟民族主義並不一定不是自由貿易，關鍵看如何解釋。

其次，純粹的自由貿易有可能並不存在，所謂的自由貿易，或許只是強者的藉口。

政治學者龐中英曾經説過，當民族主義者認為自己處於強勢時，或者已經轉化為帝國主義時，自由貿易就是他最好的武器。以美國為例，美國曾是自由貿易最堅定的擁護者，但隨着中國的崛起，隨着中國逐漸威脅到了美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美國便開始民族主義，比如封殺華為、打擊微信、偷天換日Tiktok……

所以，自由貿易這個經濟概念有時只是一種政治口號，我們不必畫地為牢，更不必以此為理由，批評國產數據庫的經濟民族主義。

03 

國產數據庫的經濟民族主義應該被支持。

美國學者帕拉格·康納在他的《超級版圖》一書裏，講述了一種全球供應鏈理論。他認為，現在的世界已經進入了通過供應鏈進行超級連接的階段，在這個世界裏，誰擁有領土不重要，誰在使用才重要。而使用，就是一個商業節點。節點有“高度”，代表着節點的價值，比如影響力、利潤率等。然後一系列節點根據商業關係跨越國界連接在一起，最終形成一條完整的全球供應鏈。在這種情況下，人類會追隨供應鏈進行重新組織，國界的重要性逐漸降低，地緣政治理論不再適用，擁有領土不如擁有供應鏈。

誰控制了供應鏈，誰就控制了世界。

所以，現代國家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全球供應鏈中想盡辦法佔有更多、更重要的節點。

國產數據庫也應如此。

作為一種軟件，全球數據庫的供應鏈比較簡單，大概可以分為銷售、研發、服務和交付三個節點。一直以來中國可以參與的，只有銷售和交付兩個部分，對應的商業形式就是本地代理。 但按照帕格拉的理論，這類節點的高度是不夠的，不僅影響力受地理限制，利潤率也非常低。

為了説明這一點，我找了三類共八個具有代表意義的公司，然後把高度簡化為毛利率，進行橫向對比：

另外需要説明的是，很多公司並不只有數據庫一項業務，所以這個對比只能作為參考。

從數據可以看出，神州數碼和華勝天成這類公司的毛利率是最低的，尤其是神州數碼，只有4%，遠遠低於Oracle、MongoDB等專業數據庫公司。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國產數據庫公司南大通用的毛利率竟然是這些公司裏最高的，高達86%，這也説明數據庫產品確實會有非常好的財務預期。（注：南大通用的數據來自其2017年的半年度報告）

另外按照我的理解，節點真實的高度應該是影響力*利潤率，影響力就是能夠影響的範圍。如果考慮這點的話，上邊的差距還會繼續放大。因為對同一款產品來説，研發的影響範圍是全球的，而本地銷售和交付則十分有限。至於國產數據庫，利潤率雖然高，但影響力卻因為市場太小而顯得微不足道了。

如果説誰控制了供應鏈誰就控制了世界，那麼在數據庫的戰爭裏，我們一方面只參與了別人供應鏈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還沒形成自己的影響力，相當於什麼都沒有控制，於是很多時候只能眼睜睜看着資源被別人攫取。而且數據庫在信息技術棧中又處於非常基礎的位置，一旦被別人佔據先機，再想切換是相當困難的。

所以數據庫的民族主義應該得到支持，這不僅是狹義的安全上不被卡脖子的需要，而且是廣義的經濟政治上走出去的需要。

04 

但國產數據庫的經濟民族主義也有一些問題。

那就是太想擊敗Oracle了。

長期以來，國產數據庫都以Oracle為靶子進行研發，然而這麼多年了，還是沒有一款國產數據庫敢站出來説超越甚至逼近了Oracle。

因為如果Oracle是一個靶子的話，那這個靶子不是靜止的，而是移動的。Oracle公司有十幾萬人，而數據庫又是他的大主營業務，長期佔據着市場領先地位，所以他肯定會想方設法保住這個位置。

另外，從策略思維上來説，領先者對後來者採取跟隨策略是正確的，只要雙方節奏一樣，那領先者便可以一直領先。但反過來，如果後來者對領先者採取了跟隨策略，那隻要領先者自己沒有決策失誤開進了坑裏，就只能永遠提供一個過去時的替代品。

然而，Oracle的市場地位又決定了，如果後來者要想搶佔他的客户，就繞不開兼容Oracle這個問題。

所以擊敗Oracle太難了，不只我們難，連藍色巨人IBM也難。

IBM在數據庫上一直有一種遺恨，因為雖然他發明的關係數據庫理論是現代數據庫的基石，但卻陰差陽錯地讓Oracle佔據了先機，以至於在市場上一直被壓着打。而且Oracle的CEO是個大嘴巴，經常把IBM罵得抬不起頭。後來IBM實在受不了了，便搞了一個“破甲行動”（甲就是甲骨文），準備以兼容的方式用DB2替換Oracle，而且還配備了專門的技術遷移團隊，鬥志昂揚。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哪怕IBM計劃了三大階段又號稱有三大利器，最終結果收效甚微，幾乎淪為一場鬧劇。

藍色巨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説我們了。

那明知擊敗Oracle如此之難，為什麼我們還要迎難而上呢？

經濟學家楊小凱有一種後發劣勢的説法。他認為技術只是一種表象，制度才是發展的根本，雖然落後國家可以通過模仿技術獲得短期內的經濟增長，但這種增長會遮蓋制度的重要性，反而會導致後期增長乏力，甚至讓長期的發展成為不可能。

在數據庫領域，我們長期形成的制度是國家科研項目制和資金補貼制，並促成了國產數據庫三大陣營中主力的傳統陣營。比如人大金倉、武漢達夢、南大通用、神舟通用等，基本都在十五（S863）期間成立，人大金倉以人民大學為背景、武漢達夢以華中科技大學為背景、南大通用以南開大學為背景、神舟通用以中國航天和浙大為背景。他們一邊承接科研任務，一邊市場化，而科研任務都有資金或補貼，以人大金倉為例，他是“核高基”數據庫重大專項的牽頭單位，僅在2011年獲得的補貼就有6000多萬。

但這種補貼是有導向的。

由於我們發展國產的第一動機是國家安全，是不被卡脖子，所以對國產數據庫第一要求便是替換Oracle，甚至某些項目的招標文件裏會直接要求投標產品兼容Oracle，所以這就導致大家必須要以Oracle為目標進行開發。

直接模仿的好處是省去了產品設計和摸索的階段，消除了很多商業不確定性，能夠讓我們很快的做出一個看上去差不多的東西出來，但壞處也是正如楊小凱所説，後期增長乏力，Oracle就像一堵牆，難以穿越。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這是沒問題的，但如果從市場角度來看的話，這樣的導向恐怕也像一種枷鎖，禁錮了國產數據庫的長期發展。

05 

那要怎麼辦呢？

上交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在2016年曾經發過一篇論文，叫做《R&D;補貼政策激勵機制的重新審視》。他們發現國家補貼在研發產出上不一定會有效果，如果企業依賴外部融資的話，那麼補貼能夠緩解企業壓力，激勵企業進行研發投入，進而產生正向效果。但如果企業不依賴外部融資的話，補貼則一般是無效的。最終他們給的建議是，讓國家補貼成為一種信號，去引導商業資本的配置。

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商業資本。

舉個例子。

雖然國產第一陣營佔據了國內市場的絕對主力，但從產品層面性能最好的，恐怕還是第二陣營裏的OceanBase，它2019年在TPC-C測試上跑出了6000多萬tpmC，一舉打破了Oracle此前保持了9年的世界紀錄，並在半年之後二次刷榜，把記錄又提高到了7億tpmC。

這應該是目前為止，國產數據庫在國際上影響力的最高峯。

雖然OceanBase的成功有多種原因，但我想其中商業資本扮演的角色應該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不管是融資還是自籌，企業在拿到錢的第一刻起，就必須想盡辦法為市場和最終結果負責。

這種緊迫感與責任心，是補貼無法帶來的。

另外，在商業資本的視角下，做數據庫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拿下市場。以此為目標的話，實際上數據庫領域裏有很多條路可以走，不一定非要像Oracle，也不一定非要走誰的老路。

先説大的層面，數據庫在場景上可以分為OLTP和OLAP，技術取向上可以分為SQL和NoSQL，交付模式可以分為獨立部署和雲……OLAP是新的、NoSQL是新的，雲也是新的。做OLAP的可以不必走完OLTP的老路，做NoSQL可以不必走完SQL的老路，做雲的也可以不必走完做獨立部署的老路。

比如前邊表格裏的MongoDB，2007年開始構思，2010年發佈第一個產品，完全沒走SQL或關係數據庫的老路，而是自己開闢了一條叫做文檔數據庫的賽道，打着NoSQL概念，一路水漲船高，僅用十年時間就在紐交所上市了，現在市值八百多億人民幣。

再説小的層面，哪怕是數據庫最開始的關係數據庫領域，也不是沒有成功的後來者。比如TimesTen（96年）、Vertica（06年），以及大名鼎鼎的Mysql（96年），他們或是用內存替代了硬盤，或是用列式存儲替代了行式存儲，或是用開源替代了閉源……總之他們都創新出了自己的路，沒有亦步亦趨的跟着Oracle，類似的例子下面這張圖裏還有很多，不再一一列舉。

Oracle是一堵牆，但不是所有玩家都要硬撞，哪怕其堅固如馬其頓防線，也防不住敵人繞道而行。

所以國產數據庫的民族主義要做的，就是把補貼和商業資本結合起來，補貼引導資本，資本為市場負責，既要解決卡脖子的問題，又要解決發展的問題。

對於數據庫這麼一個基礎而且宏大的領域，我深知這些東西説起來簡單，做起來很難，但就像博爾赫斯在沙漠裏抓起一把沙子，又揚在了別處一樣，任何一個小的舉動，都可以説正在改變撒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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