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國務院正式批覆46個新增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加上之前已經批准的59個，全國將有105個綜合試驗區，覆蓋了30個省市區。北京商報記者在梳理這份新名單時發現，其中既有雄安新區、莆田、三亞、延安等明星地區，也有德宏、湘潭、郴州等鮮少出現在公眾視野的城市，這些新面孔撕掉了以往外貿重鎮的標籤，拓展了跨境電商的外延和內涵。
杭州很好，但杭州經驗很難照搬。這是後來者的希望，也是後來者的疑惑。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數量翻倍後，能否實現紅利翻倍？
看“熱鬧”與看“門道”
在國務院最新批覆的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名單裏，有些城市讓人有點“看不懂”。
以往提到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被大眾所熟知的多是佔據海運之利的東南沿海城市，以及輕工業發達的傳統外貿強區。而出現在這份名單裏的城市德宏、滿洲里、延安等地，有的地處邊境口岸、有的深居內陸、有的則農副業發達。
比如雲南省西部的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面積不大，但分佈着3個國際機場、2個國家級邊境經濟合作區，以及國內首家實行“境內關外”海關特殊監管的姐告邊境經濟貿易區。但有專家指出，德宏自身的地緣優勢顯著，適合發展跨境貿易，可當地城市規模和發展水平有限，企業發展的配套機制方面仍存在不足。例如進口跨境電商的運輸路徑及渠道、跨境電商供應鏈融資擔保機制不完善，導致了跨境電商企業擴品難的問題。
與德宏相同，出現在名單裏的延安也是“另類”。地處內陸高原，跨境電商起步較晚，地緣優勢略遜一籌，到底是什麼原因令延安市榜上有名呢？
“農村電商在脱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正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農村電商專家魏延安一語道破。北京商報記者查詢發現，在延安市註冊的電子商務企業中，多數企業的經營範圍都包括蘋果、農副產品線上線下銷售；各區縣的書記們也紛紛下場直播帶貨，賣土特產、賣蘋果，熱火朝天。
不過，一位在延安當地從事農產品電商銷售的負責人介紹稱，農產品電商是近幾年延安當地大力發展的產業之一，但遺憾的是，大家始終不得其法，流量甚微。“消費者對延安蘋果的認知度本身就不高，延安當地的蘋果也沒有規模化、品牌化的效應，電商們一直很難推進，我已經做了七八年，但始終見不到收益。”上述負責人説。
換句話説，不是綜試區選擇了延安，而是延安需要綜試區政策的紅利。
在提及綜試區入選的條件時，商務部部長助理張驥也表示，外貿進出口規模是跨境電商綜試區擴圍城市的選擇條件之一，原則上重點考慮的是全國外貿進出口規模排名前10位的省市。“但與此同時，也會兼顧中西部的發展，考慮到東中西部的合理佈局。”張驥説。
實際上，國務院此前已經批准設立了四批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2015年，杭州打頭成為國內首個綜試區；次年1月，寧波、天津等12個城市獲批；2018年，政策紅利逐漸向中西部和東北城市傾斜，北京、呼和浩特等22個城市被納入；2019年底，政策紅利翻倍，綜試區一舉擴容至59個，內陸城市洛陽等也受到青睞。
五年時間，105個綜試區：從大連、寧波到泉州，東部海岸線城市全覆蓋；北至黑河，南至德宏，內陸邊境口岸被逐漸囊括。“綜試區將遍佈中國東中西部幾乎所有地區，各地也將結合自己的稟賦優勢，形成各具特色的跨境電商產業集聚區。”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部主任趙萍説。
矛盾集中點：退税
“跨境電商是互聯網時代發展最為迅速的貿易方式，能夠突破時空限制，減少中間環節，解決供需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按照業內的解讀，跨境電商大幅降低商業成本、壓縮了傳統貿易層層代理的諸多中間環節，對消費者最大的紅利是實惠，對企業最大的紅利是減負。
國家税務總局相關負責人介紹稱，從企業的角度看，綜試區能帶來税收減負，首先是 “無票免税”政策，即區內的跨境電商企業未取得有效進貨憑證的貨物，凡符合規定條件的，出口免徵增值税和消費税。而符合條件的綜試區內跨境電商企業可採取核定方式徵收企業所得税，應税所得率統一按照4%確定。
“跨境電商企業需要‘無票免税’政策是由跨境電商特殊的貿易形態所決定的。”某電商平台負責人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在一般國際貿易中，出口商享有出口貨物退税優惠，但要實現出口退税，出口企業必須擁有進項增值税發票。但現在，電商賣家並無法做到為每一類、每一批次所售商品均獲得進項增值税發票。
北京華税律師事務所主任劉天永指出，跨境電商零售出口業務的從業者多為小型企業，且由於銷售對象為個人，往往量小單多，面對複雜、專業的退税程序，冗長的審核週期，企業往往需要在物流、通關、退税環節耗費大量精力。
“因此，跨境電商零售出口要實現陽光化報關，必須解決大部分賣家沒有進項增值税發票的問題，無票免税則是其中一個重要思路。”上述負責人指出。
外貿企業寧波新東方工貿有限公司CEO朱秋城也表示：“由於跨境電商企業通常向小型企業和個體經營户採購貨物用於出口，有時在取得增值税專用發票和合法有效的進貨憑證方面存在一定的難度。而無票免税則解決了這個問題，大大減輕了跨境電商企業的人力、時間成本，加快了退税進程。”
一位華東跨境電商物流企業的CEO指出，部分企業主要關注的是進行陽光清關後所產生的所得税徵收及外匯問題。他指出，目前跨境電商零售出口的所得税徵收暫時並未明確沒有增值税發票的情況下，什麼憑證可以作為進項成本抵扣。而大部分跨境電商企業並沒有進項增值税發票，因此導致所有收入即為利潤，並以此來繳納所得税。
政策配套
實際上，“無票免税”等政策都在試圖複製和推廣杭州試驗區的成功經驗。但“無票免税”卻不是杭州經驗的全部。
杭州跨境電商綜試區設立至今，已先後向全國輸送113條制度創新清單；出台全國首個跨境電商B2B認定標準、申報流程和便利化舉措；在全國率先試點小包出口、直郵進口、網購保税進口、跨境B2B出口等業務；實施全國首個地方性跨境電商促進條例……
政策可複製，各個城市的優勢卻因地而異。阿里的孵化，義烏、温州在內的浙江省內發達的輕工業集羣，都為跨境電商的發展提供了土壤。
“綜試區需要當地具有一定規模的跨境電商企業，這樣在綜試區內更容易形成集聚效應。此外，一旦建立綜試區，也意味着當地税務、商務、海關等部門需要針對試驗區內優惠政策進行統一部署與協調，這要求當地政府要有一定的準備和主動性。”商務部研究院電子商務研究所所長張莉指出。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也表示，東部沿海省份經濟發達，在人力資源、交通、外貿企業數量、國際化水平、基礎設施等方面更具優勢，所以，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在東部沿海省份比較密集，可以更快為全國跨境電子商務健康發展提供借鑑模式。
相比之下，內陸城市可能更需要根據自身的優勢特色進行探索。“本次疫情或將成為跨境電商加速的催化劑，”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認為。
今年以來，跨境電商逆勢增長。前兩個月，中國跨境電商零售進出口額174億元，同比增長36.7%。隨着跨境電商數量的增長，該模式的紅利能否延續仍存爭議。
不過，跨境電商組織“出海者聯盟”創始人李海認為，雖然跨境電商發展勢頭迅猛，但仍面臨着不小的內外壓力，僅有政策的支持還不足以讓跨境電商企業在國際市場中高歌猛進。智能遞送服務商UEQ CEO楊學海也表示，進口電商總量目前已趨於穩定，增量有限，擴大城市可能助力有限。“放開這些新的試點城市，應該也是希望通過地方自身的努力，推出一些新的商業模式出來。”楊學海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