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士源於“王政時代”之騎兵。共和國後期，騎士的基本含義已同騎馬作戰關係不大，而是專指在獵取財富的“戰鬥”中得勝的人。羅馬一系列對外征伐的成功，使大量的財富和奴隸源源不斷地流入意大利半島。僅敍利亞戰爭以後安提奧庫斯三世交納的賠款就有一萬五千塔蘭特之巨，各行省的税金更應定期交付。這不僅使羅馬國家大受其益，奴隸制經濟迅速高漲，而且為私人積聚土地賊富和貨幣財富提供了方便。
戰爭擴大了羅馬國家的版圖和經濟活動的範圍，為騎士階層的成長提供了廣裹的場所。事實證明，不少騎士就是通過對羅馬行省各項事業的承包、金融活動和高利貸業發家的。這些人雖經濟實力雄厚，但因無政治地位而受元老貴族之蔑視。因此，他們對貴族派不滿，易同民主派結成統一陣線共同與元老院抗爭，又因為他們經濟上富有，高於平民並在承包、金融和商業上有得天稗厚的權利，所以，他們既與貴族派有矛盾，又有共同的利益，既與民主派聯合，又不能容忍本階層的權益受到侵犯。
騎士的這種特殊地位，決定了他們在派系鬥爭中，有時可以代表平民利益甚至領導民主派反對貴族派，有時則同貴族派沆瀣一氣，站在民主派的對立面一邊。新興的騎士階級，經營商業(元老貴族按公元前218年克勞狄法案，不得經商)，放高利貸。他們有錢財，與有土地的元老階級日益處於對立的地位。在反對元老貴族的鬥爭中，騎士和平民容易結合起來。他們構成了羅馬共和後期民主運動的力量。
騎士在派系鬥爭中的態度在薩圖爾尼努斯改革前後表現的淋漓盡致。公元前111年，由於努米底亞國王朱古達嚴重損害了羅馬騎士的利益，元老院在民主派壓力下向朱古達宣戰，但羅馬軍團統帥因接受朱古達之賄賂屢打敗仗，騎士在非洲的商業和高利貸活動仍無保障，他們便推選騎士出身的馬略為執政官。“新人”馬略就任後，在對外採取軍事行動的同時，毅然進行軍事改革，以募兵制取代公民兵制，增強了羅馬軍團的戰鬥力，取得了對外戰爭的勝利，同時也對以後羅馬的政治生活帶來嚴重影響—派系鬥爭不只是會議的辯論和街頭廣場的混鬥，而是雙方武裝力量的較量。
對外戰爭結束後，馬略和民主派領袖薩圖爾尼努斯等實行改革。作為薩圖爾尼努斯改革主要內容的土地法，即是將非洲和那旁高盧的公有地分給馬略的老兵(大部為意大利人)。貴族派反對土地法，騎士也因影響本階層的利益反對土地法，甚至平民也不支持土地法，因為只有享有公民權的羅馬公民才有資格分得公有地。土地法的實施，實際上是擴大了羅馬公民權，這就危及到羅馬奴隸主階級包括元老貴族、騎士和城市平民的利益。此時，騎士就離開了民主派而倒向貴族派。在派系鬥爭最尖鋭的時刻，馬略妥協動搖，代表元老院向改革派下了毒手。這樣，最後付出生命代價的只能是薩圖爾尼努斯和格勞提烏斯等民主派的左翼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