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長眠的是薩達特·哈桑·曼託，以及關於短篇小説寫作的所有秘訣。黃土之下，他依然在思索到底誰才是更好的短篇小説家，上帝還是曼託。”
印度次大陸最棒的短篇小説家曼託在去世前幾天給自己寫下了這段墓誌銘。他1955年1月18日在巴基斯坦的拉哈爾城去世。只有42歲。
對我而言，迭戈·阿曼多·馬拉多納之於足球，就像曼託之於短篇小説。僅就短篇小説而言，儘管博爾赫斯、魯迅、高爾基可以説都和曼託不相上下，但就足球而言，沒有人可以與馬拉多納相提並論。
這項迷人的運動見證了太多的巨人和傳奇，魔法師和魔術師，耀眼的恆星和靈光閃現的彗星，偉大的球員和“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球員”。但這項運動只遇到過一個馬拉多納。
他是以上所有稱謂的共同的化身。
在這個信息氾濫的時代，人們需要的是精準如一的專業主義，人們不再相信什麼曠世奇才。大數據、算法這些東西把足球從一項追求個人表現的藝術馴化為一種彷彿可以通過計算機遠程遙控的戰術推演。我再也看不到僅靠一己之力扛起一支球隊的英雄，現在滿場飛奔的只有循規蹈矩的戰術執行者。
精靈不屬於這個時代。
冰冷的數據，比如控球率、傳球成功率、射正球門次數、犯規次數、被侵犯次數、紅黃牌、越位次數等等，無不在把看球的過程從激情和愉悦轉化為精準的數學對比。球迷的交流也不再是在社會和文化敍事層面上展開的有趣的對話，比如對球員靈光乍現的一幕的津津樂道和對足球藝術本身的討論，更多地退化為狹隘的地域攻擊。
好在馬拉多納沒有在當下這個時代踢球。好在他使用的是他的腿、腳、頭、肩、胸，以及一次命運使然的左手，帶給人藝術的享受，而不是用那些冰冷的數據去堆砌自己的地位。
誠然，“上帝之手”與“世紀進球”同時出現在一場對陣英格蘭，尤其是在1986年世界盃半決賽上，着實讓人遺憾。
簡而言之，足球就是在合適的時機以合適的方式射門和傳球。其中藴含的是一種純粹的快樂。這種快樂的來源很簡單。在足球場上天才和庸才都有舞台，藝術和速度都有用場，突然變向和假動作比比皆是。某種意義上，足球是一種對生命的禮讚。它崇尚多變，鄙夷呆板；它尊崇魔幻，最看不上按部就班。就像小説一樣，首當其衝的是要跌宕起伏，誰愛看循規蹈矩的長篇大論呢？足球也是一種生命的抗爭，有靈光閃現的神來之筆，有煎熬的痛苦；有雄起，也有墮落。
馬拉多納嚐遍了箇中滋味。冥冥之中，命運為他在以上所有的選項框中都打了勾。
這並不是説，除了這個阿根廷人，足球場上再無天才。比如，克魯伊夫就可謂球場上舞動的詩句。但相對克魯伊夫精準的詩意，馬拉多納無疑更像是個自由的精靈。當然還有喬治·貝斯特這種一個人可以過掉對方六名球員卻故意不去射門的精靈。但貝斯特並沒有寫就馬拉多納那種把才能轉化為成績的光榮履歷。
試想，誰能在1986年的一個夜晚僅憑一己之力就把加爾各答這座半數人口為巴西足球瘋狂吶喊的城市轉變為另一個國家的重視擁躉呢？
馬拉多納的比賽充滿浪漫主義的幻想。儘管他不得不接受資本主義世界的現實，但他卻始終謹慎地保持着與這個世界的距離，他在生命和足球之中始終能看到希望，驅使他不斷前行。
就像博爾赫斯寫小説一樣，馬拉多納把足球這種真實的運動轉化為一種魔幻現實主義的化身。就像魯迅為落後的中國吶喊一樣，馬拉多納也為阿根廷足球的崛起，為他效力的那不勒斯俱樂部的崛起傾其所有。
又像高爾基，他從來都是仗義執言的一個人。
把切·格瓦拉的頭像紋在右臂上，把菲德爾·卡斯特羅紋在左腿上，馬拉多納是一個性情中人。儘管他的生活方式無論怎麼看都不像一個真正的左派，但他確實是一個桀驁不馴的人，他從未為自己的任何行為道歉，不論是他糜爛的生活，橫流的物慾，還是他故意為之的“上帝之手”那個進球。
儘管梅西和C羅也很有天賦，但他們的務實和精明都與馬拉多納格格不入。他才不去在乎那些把後代球員馴化得服服帖帖的繁文縟節。我就是我，就是他與和這個世界的相處之道。或許，當然也只是或許，羅納爾迪尼奧是與他比較接近的一個球員吧。
但足球只能容下這樣一個玩世不恭的天才，這樣一個真正的頑童。桀驁不馴讓他成為足球殿堂中眾神中的人，讓他成為那些不踢球的人中的神。
（作者為中國日報印度籍編輯 編譯：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