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震林簡歷：
譚震林（1902（壬寅年）—1983），漢族，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1902年出生於湖南省攸縣城關鎮一個普通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1911年，譚震林入私塾學習。兩年後，在書紙店當學徒，並廣泛閱讀了進步書籍，從而接受了革命思想。
20年代初期，在攸縣，茶陵組織發動兩次工人鬥爭。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攸縣工人糾察隊長，縣總工會宣傳幹事，縣黨部工農運動特派員。曾組織發動家鄉人民支援北伐，開展農民運動，解除反動武裝。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訊息傳到攸縣後，發動縣城萬人遊行示威。“馬日事變”後，由於反動派下令通緝，他奔走長沙，武漢仍無法找到黨組織，被迫回攸縣進行地下革命活動。
1927年冬，工農革命軍攻佔茶陵縣城，譚震林被推舉為茶陵工農兵政府主席，同時恢復了茶陵工會組織，並任工會主席，年底，隨工農革命軍撤離，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投入建立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先後當選為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常委、副書記、書記和工農兵政府土地部長，在江西省永新縣成功地領導土地分配工作。
1929年，譚震林任紅四軍第二縱隊政治委員、第四縱隊黨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和紅四軍前委委員。
1930年，同羅炳輝率紅十二軍攻克湖南攸縣和江西吉安並投入中央根據地反圍剿戰爭。
1930年至1932年任紅十二軍政委，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紅一方面軍軍委委員和福建軍區司令員、政委。
1935年任閩西南軍軍委軍事部長，1936年任閩西南軍委副主席。整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譚震林是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和優秀紅軍指揮員。
譚震林怒罵黃克誠
1989年11月，85歲高齡的鄧小平接見第二野戰軍戰史編寫者時，回憶淮海戰役說：“淮海戰役成立了總前委，由五個人組成，其中三個人為常委，我當書記。毛主席對我說：‘我把指揮交給你。’這是毛主席親**代給我的。淮海戰役的部署決策是我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主持決定的。”
這時候，總前委“五個人”中的四個——陳毅、譚震林、粟裕、劉伯承以及當時的最高統帥mzd早已先後作古。於是，鄧小平的說法被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成為官方正史的定論。
諸多熟諳軍史的研究者與在世的知情人十分驚訝，表示不好理解。也有人認為，人到垂暮之年，記憶衰退，回憶時出現差池情有可原。
其實，這個說法並非回憶者心血來潮，而是數十年一以貫之的觀點。
早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隨著中共中央八大召開，鄧小平與林彪先後進入中共中央常委，前者似乎便不滿足於政委亦即“文官”的出身，以“我真正的專業是打仗”自許，有與軍中公認的名將、長期擔任野戰軍軍事主官——司令員的林彪比肩之念（粟裕因官銜低，地位淺，自然不在考慮之內），言行便時有表露。
林彪是平津戰役貨真價實、經得起檢驗的總前委書記，統率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野戰軍作戰，是名副其實指揮過兩大野戰軍打仗的統帥。鄧小平也是淮海戰役的總前委書記，儘管戰役打響好幾天，還沒有總前委這一機構，全域性的戰役籌劃、指揮更不見經傳，他擔任政委的中原野戰軍也僅在華野的支援下，參加了第二階段的戰役，但他名義上曾是中原野戰軍與華東野戰軍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確堪與林彪比肩。
這個看名不看實的說法，居於高位時尚無人敢詬病，最多隻有腹誹；一旦冰山倒塌，不服者自然挺身而出。
1967年3月19日，鄧小平不幸被打倒，許多人便公開站出來，指出其說法的不實。楊成武即是其中的一個。
他在全軍軍以上幹部會上點名道姓地說：“鄧小平認為自己有兩大功勞，一是他認為淮海戰役有了不起的功勞。這個問題要戳穿，誰都知道，淮海戰役從頭到尾，整個的都是毛主席親自指揮的。在前線工作的有劉伯承同志等許多人，有廣大群眾的努力，怎麼能說是他一個人的功勞呢？他自認為‘你從東北打到海南島，我從南京打到成都’，‘你有遼瀋戰役，我有淮海戰役’，自以為了不起，他把大家的功勞都歸到他的帳上。他在《毛主席選集》裡面，特別注了一條，他是淮海戰役總前委的書記。這就是說，他是第一個，其他的人都不算賬。”（註釋2）
這是當著全軍高階將領說的，其中不少是當年淮海戰役的參與者，譬如粟裕等人，楊成武如非把柄在手，自然不會如此理直氣壯地加以責難。
同時，楊成武能獲悉鄧小平“我有淮海戰役”的說法，可見鄧小平說話的場合不止一個；楊成武也並非中原野戰軍或華東野戰軍的將領，能如此酣暢淋漓責難，也可見淮海戰役指揮體系的實情，軍中高階將領知者不少。
由此，可以斷定鄧小平並非晚年才認為“淮海戰役是我指揮的”，這個念頭在其腦海中由來已久，揮之不去而已。
1977年，鄧小平復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隨著加強軍隊領導權，與當時“乳臭未乾”的最高統帥以及眾多深受mzd影響的軍頭較量、震懾的需要，“我有淮海”的說法再次登臺。歷史教科書與《mzd選集》的註釋，“總前委書記”重新成為強調的重點。
這雖然是政治，卻違背了歷史的真實，事實上抬高了偏師中原野戰軍，抹殺了主力華東野戰軍的作用，是對數十萬華野將士的不尊重，引起尚健在的華野高階將領的不滿意（後來的電影《淮海戰役》，諸多華野將士不滿又是一例）。
粟裕有個說法：“我覺得這不僅是個人問題，它關係到正確理解mzd軍事思想和正確總結華東解放戰爭的歷史。”（註釋3）他說的是華東整個戰史，自然也包括了淮海戰役。
1978年7月，後來成為南京電影製片廠編導的石徵先與傅繼俊等人，為撰寫《淮海戰役史》一書，專程採訪粟裕時，一向低調的粟裕忽然說了句：“淮海戰役是我指揮的。”（註釋3）在石徵先驚訝的時候，粟裕向石徵先談了幾個小時的淮海戰役來龍去脈。
隨後，粟裕意猶未盡，親自給當年的華野副政委、濟南戰役後一同籌劃淮海戰役的譚震林打電話，請他和夫人葛慧敏接見石徵先（註釋4：參見石徵先《我與粟裕不解之緣》手稿）。
譚震林和葛慧敏夫婦接電話後，滿口應承，很高興地接待了石徵先等人。石徵先後來回憶說：譚震林比粟裕更能暢所欲言，“對我政策更寬，登門不用預約，有問必答。”（註釋5）
石徵先回到徐州後，譚震林和夫人不久也來到這裡，聽說他得了病，還特意從北京帶來名醫焦樹德給他治病。
這一次，譚震林專門在淮海戰役紀念館作了報告，他只允許石徵先一人在他旁邊作記錄（在淮海戰役紀念館裡，至今可見譚震林與石徵先等人的合影）。也就在這次講話中，針對逐漸成為主流觀點的“我有淮海”，。”
顯然，譚震林與粟裕一樣，並非為個人爭某種戰功，而是在為自己當年統率的野戰軍爭取還原一段真實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