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首輔的權力太大，內閣首輔與宰相的區別，也許都在這裡了！

內閣首輔，即首席內閣大學士。在明代，首輔是明代對內閣大學士中位居第一者的尊稱，是與內閣”次輔“、”群輔“相對而言的概念，這種稱呼大致出現於明英宗天順年間。嘉靖、隆慶與萬曆初年，首輔、次輔界限嚴格，首輔之權最重，主持內閣大政，尤其是掌握票擬權，次輔不敢與之抗衡，代表人物有楊廷和、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

內閣首輔並無制度明文規定，而是政治實踐的產物。在明代內閣制形成初期及清代等不強調內閣大臣位次和職權差別的時代，則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內閣首輔“的概念。

制度背景

內閣官員的名稱如“某某殿大學士”、“某某閣大學士”等官名開始於唐朝。但唐朝的集賢殿學士的職責主要是編輯圖書、發現推薦文學賢才，不是掌握行政權的中央機構。宋朝設立的“殿閣大學士”名目繁多，如“觀文殿、端明殿、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顯謨閣”等學士，但多是作為榮譽銜，無實際職責，與宰相不一定重合。

明朝建立之初設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廢丞相，罷中書省，親自掌管六部。然而，政務繁重，朱元璋獨自處理，也感到力不從心，遂先設定春夏秋冬“四輔官”，後又於洪武十五年(1382)改設文淵閣、東閣等殿閣大學士，為皇帝顧問。此外，他也從翰林院中臨時啟用官員協助處理章奏。

明成祖即位後，於建文四年八月特派翰林院官員解縉、胡廣、楊榮等七人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此後秘書官員常設，漸有“內閣”之稱。內閣中的官員一般以“某殿或某閣大學士”作為官職名，但該“大學士”僅作為兼銜，其正式職務仍為翰林院官員，品級不過五品，其下不設定新官署，職權受到限制。然而，閣臣們憑藉接近皇帝，對皇帝的決策仍有重要影響力。洪熙、宣德年間，多人內閣逐漸簡為“三楊”輔政，而閣臣官階、內閣權力都開始快速上升。

首輔產生

內閣首輔並非由制度規定在內閣中設定的職位，而是在實際政務運作當中形成的，其產生源於內閣大學士(即所謂“輔臣”)位次的差異和由此帶來的職權、地位的不同。

內閣大學士的首次之分，雖缺乏明確記載，但也並非無可考究。七人內閣組成之初，成祖對內閣有所命令，就會說“解縉等”;解縉被貶滴後，就改說“胡廣等”。宣德、正統時，閣臣論事，經常是以楊士奇領銜，羅汝敬稱其為“四朝舊臣，二聖元輔”。但這個時侯，各位閣臣地位相近，又多在御前議事，首次尚無明顯區分。到正統年間，“三楊”與新入閣的陳循等人差距凸現出來，蓋章奏票擬的機務原由“三楊”主掌，陳循等在三楊中僅剩楊溥一人的情況下，經過禮部奏請，才得以參預其中。這被趙翼認為是閣臣間職權不等的一條例證。

正統、景泰之際，閣臣議政票旨皆在文淵閣，當時楊溥已死，由陳循主議。葉盛攻擊陳循，說他“謬當內相之首”，景泰帝也曾敕諭陳循說“朕任卿掌內閣事”：這些都體現了陳循地位的特殊性。但是，在內閣中，仍有王文、高谷抗衡陳循;在內閣外，則六部分權、直屬皇帝的祖制仍得到堅持，景泰帝信任兵部尚書于謙也遠遠超過閣臣。曾有御史建言“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被于謙依據祖制駁斥。

天順初，李賢二度入閣，明英宗命其“掌文淵閣事”，加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在內閣地位獨尊。李賢自己也說，文臣中只有自己“濫叨少保”。英宗凡軍國大事皆與他商議。這樣，李賢就被群臣目為首輔。《實錄》雲：“事皆處分於(李)賢。……賢卒，(陳)文首秉國鈞。”這是《明實錄》中第一次提到閣臣“首秉國鈞”。此後沿為故事。學者方誌遠據此認為，將明代首輔的出現定在天順、成化之際是較為妥當的。學者張帆也認同內閣首輔自天順年間產生的觀點。

隨著位居第一者開始有了”首輔“的尊稱，其次的閣臣就稱為次輔，餘人稱群輔。內閣首輔的人選，依閣臣的入閣先後、資歷、才能、聲望及皇帝旨意來確定。英宗天順之世，李賢為內閣首輔;憲宗時，萬安等為內閣首輔;武宗時，有李東陽、楊廷和等為內閣首輔。

這一階段，圍繞內閣首輔之位展開的黨爭已經出現，例如成化年間著名的“紙糊三閣老”中，首輔萬安與南人結黨，閣臣劉珝則與北人結黨，相互傾軋，最後以萬安和劉吉獲勝、劉珝致仕而告終。內閣首輔也對內閣之外的牽制力量進行打壓，例如弘治初年，劉吉曾對彈劾自己的言官進行陷害。

權傾一時

最晚到嘉靖時，內閣班次已經列於六部之前，在閣、部之爭中佔得上風 ，同時宦官的勢力也受到排斥，”閣權始專“。也正是從明世宗即位起，內閣首輔在朝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權勢更重。

隨著內閣首輔地位的提升，閣臣之間圍繞首輔位置的傾軋爭奪也愈演愈烈。嘉靖一朝，首輔先後有楊一清、張璁、李時、夏言、翟鑾、嚴嵩、徐階等。明穆宗時，首輔有李春芳、高拱等。其中，在夏言與嚴嵩、嚴嵩與徐階、徐階與高拱之間都存在激烈的黨爭。明神宗登基之初，張居正擊敗高拱、升任首輔，並利用難得的政治機遇推行改革(見張居正改革)，使得明朝統治一度出現振興跡象，張居正本人也成為明代歷史上權勢最重的內閣首輔。

首輔權衰

張居正死後，包括考成法在內的大部分新政被廢除。直到明亡，內閣大臣大都碌碌無為，浮沉守位，沒有再出現此前一類”權臣“。明神宗在張居正死後的首輔有王家屏、趙志皋、葉向高、方從哲等 [20] ，處於皇帝怠政時期，往往只能透過票擬與皇帝進行文字聯絡，長期不能見面。

天啟年間，閹黨權盛，阿附魏忠賢的魏廣微為了獲取更大權力，透過魏忠賢嘗試分割了內閣首輔韓爌的部分票擬權。不過，方誌遠認為在顧秉謙擔任內閣首輔後，首輔“主批紅”的權力應該得到了恢復，但諷刺的是，其原因恰恰在於顧秉謙也是閹黨分子，主票擬不過便利了他為魏忠賢服務。崇禎時，內閣首輔頻繁更換，多至十餘人。在此期間，倪元珙再次提出分割票擬權，獲得明思宗首肯。然而，崇禎一朝仍出現了周延儒、溫體仁這樣的權奸首輔。

清代，首輔被作為對”領班軍機大臣“的稱呼，一般而言不再存在”內閣首輔“的概念。

首輔職權

在明代，一般而言，內閣首輔指大學士中入閣最早、資歷最深、加官最高者，而此人通常又最受皇帝信任，擁有相對重要的職權、地位。

其一，票擬權。票擬權起初並非由內閣輔臣獨享，更不為首席內閣大學士壟斷。但後來，票擬權逐漸專歸於內閣，在內閣之中又由內閣首輔執筆主稿，首輔委託則其他閣臣可以執筆。嘉靖以後，首輔趨於專斷票擬，不僅主稿，而且不容其他閣臣置喙。一方面，首輔極力維護其“主票擬”的地位;另一方面，其他閣臣一旦受命與首輔共主票擬，則意味著他將取而代之。此後，首輔的票擬權在天啟、崇禎年間，先後受到過魏廣微和倪元珙上書的衝擊，但大體維持了下來。

其二，對六部的影響。嚴嵩、張居正等內閣首輔在事實上控制了六部，張居正還試圖透過”考成法“使這種控制正規化。

其三，位次。隨著地位的提升，閣臣常擁有各部尚書的兼銜，但地位起初與六部的實任尚書不可同日而語，其後則慢慢反超，科舉讀卷時的次第反映出了這種微妙的變化。 內閣首輔一般官以“少師太子太師兼吏部尚書”，位列文臣之首。

此外，也有學者討論內閣首輔的“封還執奏”權(封駁權)，不過學界一般把封還執奏視作內閣整體的權力，其對於內閣首輔的專屬性似不明顯。

內閣首輔的實際職權因人、因時而異，行使職權的效果也是如此。由於內閣在制度上只承擔秘書、顧問工作而不能指揮六部等行政機構，也無監督百官執行之權，甚至被視作臨時機構，又由於宦官批紅權的牽制，故包括內閣首輔在內的內閣大學士最多隻有”準宰相“的性質，並非真正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