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 視覺中國
綜合編譯 趙婷婷
“QS排名再次證明，澳大利亞的大學是世界上最好大學的一部分。”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副校長鄧肯·馬斯克爾告訴英國《衛報》，在新出爐的QS排行榜中，該校排在第14位，“這是前所未有的認可。”
據《衛報》介紹，QS世界大學排名是英國私人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發表的年度大學排行榜。2023年，該排行榜的考評體系引入了可持續性、就業成果和國際研究網路3項新指標，並首次下調學術聲譽和師生比例的權重，分別降至30%和10%。
基於這一系列變化，高校排名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包括墨爾本大學、悉尼大學在內的3所澳大利亞大學首次躋身世界前20名。排名變化導致部分學生改變了志願。有學生在社交網站分享稱，自己將優先報考墨爾本大學（第14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第17名）保底。
對排名大幅下降的一些高校而言，不滿異常強烈。6月，韓國52所大學聯合成立了韓國大學排名論壇（URFK），以抵制6月底釋出的QS世界大學排名。美國也出現了抵制排名的現象。據英國路透社報道，1月，部分美國法學院和醫學院表示，拒絕向《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提供任何內部資料，因為大學排名的評價方法損害了學生的多樣性和經濟承受能力。
“我們的目標是追求卓越教育、培養高素質畢業生，為患者提供富有同情心和公平的護理服務，而排名不能反映該宗旨。”美國哈佛醫學院院長喬治·戴利在校園公開信中回應道。
其實，無論是《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的排名，還是QS世界大學排名、歐盟委員會U-Multirank世界大學排名，都有各自的服務物件、指標權重和價值取向。這些評分制度只是一種量化的體系。對高校而言，創造更公平、更有意義的教育模式更重要。
美國《紐約時報》認為，想要打造更有效的高等教育體系，首先需要政府資金支援。2019年，美國預算與政策優先事項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受通貨膨脹影響，美國的州政府對公立兩年制和四年制大學的總體資助比2008年經濟衰退前減少了66億美元。
美國全國教育協會進一步分析稱，新冠肺炎疫情導致撥款金額繼續減少。從全國範圍內看，國家對每個學生的資金投入減少了近1500美元。這意味著，學生和家庭要承擔更多教育費用，學校因此上漲學費。
《紐約時報》認為，許多年輕人較早承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但在生活成本攀升、失業率增長、學生貸款負擔重等因素影響下，他們必須在“高中畢業後儘早工作”和“追求潛在的高收入機會”之間取捨。如果政府和學校能給予經濟援助，學生或許就能作出更符合長期規劃的決策。
排名靠前的大學一定是最好的大學嗎？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研究人員對全國新生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畢業生就業情況是繼學術聲譽之後學生擇校的第二大原因。
“與哈佛大學某些專業的研究生學位相比，獲得加利福尼亞州聖羅莎初級學院的護理學副學士學位可以賺更多錢。”出現在美國喬治城大學教育和勞動力中心報告中的這段話令人深思。
美國《今日美國》報網站援引美聯儲的一項調查回應上述言論：45歲以下的學士學位擁有者中，超過40%的人認為，當前的教育成本已遠超收益。在美國經濟援助專家布倫丹·威廉姆斯看來，學生不應該是高校的消費者。大學應該在學生做出決定前，明確告知他們各項資料指標和真實費用，供他們參考，進而幫助學生在綜合性大學和職業教育中作出選擇。
“有時，我們需要用冷靜的財務視角衡量和評估教育質量。”美國企業研究所高階研究員貝絲·阿克斯對《今日美國》報網站說。
“高校需要為學生制定清晰的學習計劃和課程順序，為他們提供課程顧問，幫助學生明確興趣點及未來規劃，鼓勵他們堅持。”美國阿斯彭研究所“卓越計劃”創始人兼執行董事喬什·懷納建議，“這種規劃最好從高中開始。”
以美國帝王谷學院為例，該校為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貧困程度高、教育程度低”的農村地區提供教育服務，派專業顧問到當地高中幫助學生了解大學課程，為他們量身定製“目標學位計劃”。
“貧困地區的高中生想要繼續攻讀大學學位，面臨諸多阻力。”帝王谷學院校長倫諾·約翰遜表示，“但我們依舊會走向他們，引導他們瞭解並進入大學。我希望能將每個大學學分的費用控制在46美元，為一些學生提供免除這些費用的機會。”
“我希望排名變化能掀起一股改革熱潮，引導教育從業者思考捕捉和核實資料的新方法、改革教育領域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引導學生作出合乎自身情況的重要決定。”杜克大學法學院負責招生和學生事務的副院長威廉·霍伊說。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