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對於清朝和日本都是極其重要的轉折點，甲午海戰之後，日本進入了帝國擴張的快車道，而當時清廷也像頭巨龍，真的開始甦醒了，開始戊戌變法。在當時西方人的眼中，清廷是一個停滯的、沉睡的帝國，這裡的人們勤勞不知疲倦，但是從鴉片戰爭以來，似乎沒有太多的變化。
清廷一直生活在泱泱大國幻覺當中，不管戰爭失敗，還是主權的喪失，即使近鄰俄國的蠶食，都沒有激起清政府採取必要的保障措施，來革新自己。就像斯基德摩爾說的那樣，清廷是一個墮落的帝國，在那裡人們即使是沉睡了，但是和死去一樣，如何都喚不醒，面對西方列強每天發出的吶喊，無動於衷。
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起到極其關鍵的作用，不僅僅是他組建的北洋水師，是當時清廷的唯一希望，更為關鍵的是，他在這場戰爭中的努力，雖然最後以失敗告終，但是還是獲得了無數人的尊重。他的政敵梁啟超在他的《李鴻章傳》中，引用了西方評論家對李鴻章的評價：“以一人敵一國”。
甲午戰爭前，清廷內部主導了一場現代化轉型的改革，實際領導人原是恭親王奕訢，奕訢被罷免之後，李鴻章成為了唯一支撐者，他成為清廷現代化轉型的關鍵人物。後世很多人批評李鴻章的改革只在軍工裝置上，對於制度建設毫無建樹，即使如此低層次的改革，都以失敗而告終。甲午戰爭不但讓李鴻章失去了北洋海軍，而且還失去了繼續改革的權力基礎。
李鴻章很清楚晚清沒有實力對抗現代化轉型中的日本，他的主導思想一直都是想利用英國人和俄國人來制衡日本。當時朝鮮力弱，平定朝鮮的東學之亂，應該是毫無壓力的，唯一顧慮的是日本的態度。而此時日本目標是誘導中國出兵，因此日本駐日使館回覆的是：希望清廷儘早派兵平亂。而此時日本國內已經開始派遣軍隊，不惜訴諸幾倍的武力，要在朝鮮殲滅清廷。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尊王攘夷的目標轉變為向外擴張，尊王是皇權，攘夷是防衛歐美，而向外擴張第一個對手就是中國，因此他們認為兩國不免一戰，與其在山東半島作戰，倒不如把清廷引出來。
李鴻章難道不知道日本的企圖嗎？他當然知道，但是他把過高的希望放在了外交上。當葉志超率領的2000多陸軍抵達朝鮮的時候，東學黨和政府已經達成了和解，意味著當時無論是日本還是清廷出兵都是無理由的。而當時日本增援的軍隊已經達到8000人之多，數倍於清廷。
1864年，晚清翻譯了一本由美國人寫的《萬國公法》，書中詳細記錄了國家之間如何交往、出使。其中核心的觀點就是，交戰必須給出理由，而且不能先動手。這本法典在清朝奉為經典，但是這本書傳到日本之後，日本無視這部法典，他們奉行俾斯麥強權政治，所有的公理都靠實力說話。
當所有外交努力都失敗之後，李鴻章只能向朝鮮增兵，而且當時李鴻章還租了英國幾條運輸船運兵，想著日本無論如何也不敢對英國開戰吧。日本人不但開炮了，而且還是偷襲的方式對英國運輸船開炮。日本艦隊命令救起落水的英國人，眼看著載著一千多人運兵船沉沒。最終只有257人僥倖活了下來，其餘800多名清朝官兵全部殉葬海底。李鴻章本以為日本擊沉了英國的船隻，英國會對日本開戰，但是英國卻異常的剋制。
當時朝鮮東學黨起義的事情，歐美各國並沒有注意，直到清廷和日本出兵之後，才感到驚異，當時調停最為積極的是俄國。俄國駐東京公使希特羅渥，在1894年6月25日會見了日本的外相奧宗光，向日本表達了沙皇的強硬態度，但是日本人採取了拖延的辦法。
自從美國人開啟日本大門之後，英國、俄國、以及荷蘭這些西方國家都同日本簽訂了親善條約，在他們眼裡，日本只是一個小小的島國，資源匱乏，市場也有限，並沒有引起他們的關注。但是清廷不同，擁有著巨大市場，是西方生產過剩最好的市場傾銷地。
李鴻章不但請求俄國從中調停，而且還請英國勸告日本從朝鮮撤兵，當時英國公使口頭上答應了李鴻章，但是對這件事情的態度並不積極。英國和俄國態度為什差異這麼大呢？因為英國和閉關鎖國的朝鮮並沒有經濟來往，清廷和日本的鬥爭在他們眼裡毫無意義。而俄國不同，他們一直想獲得一個四季不結冰的港口，朝鮮看上去是一個垂手可得的選擇，因此俄國對朝鮮更為在意。
俄國雖然橫跨歐亞大陸，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港口能夠補充煤燃料，從歐洲到東亞要跨越1.2萬多英里。一旦俄國冬季陷入戰爭，對於這個只有一個港口的國家來說無疑是一種災難。因此朝鮮的局勢，對於俄國來說意義非凡。
李鴻章對於俄國介入信心滿滿，同時他還認為，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商業利益也會傾向於清廷，每年520萬英鎊的進出口商業利益不可忽視。但是在對於西方列強的瞭解，顯然李鴻章弱於日本人，在西方人看來，整個世界似乎分為兩類：捕獵者和獵物。日本透過甲午戰爭迅速成為打獵者俱樂部的成員，而清廷成為了獵物。
為了獲得英國的支援，日本在1894年7月同英國訂立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條約》，英國之所以表現的剋制，其實在之前英國早已和日本達成協議，利用日本對抗俄國。儘管英國在清廷的利益，會影響到兩國的關係，但是英國更看重一旦俄國人得手，那麼英國在華利益損失將更大。
同時英國人認為，甲午戰爭一旦清廷得勝，那麼它將繼續退入關防，形成自我封閉，反之，如果清廷戰敗，它不得不把自己的大門開啟，將會更加開放的態度對待西方強國，這也是英國艦隊在遭到伏擊之後，緘默忍讓的原因。
英國把在歐洲玩到爛熟的“均衡”政策，再一次用在了東亞各國上，不讓一個國家特別強大，以保持勢力均衡。同時日本這個新興的，開放的國家還會給朝鮮帶來文明和開化，讓這個封閉的國家敞開門戶，與西方各國通商，而一旦成為清廷的附屬國，無疑和宗主國一樣，走上閉關鎖國的道路。
因此，英國更加希望能看到一個新興的、開化的日本驅走俄國，把自己的領域範圍擴大到朝鮮半島上去，從此斷絕俄國人在這片土地上謀利的念頭。直到甲午戰爭爆發，俄國的憤怒都沒有轉化為真正的軍事幹涉，駐俄大使只是不斷催促俄國政府對日採取強硬的措施，這一次日本賭贏了。
在甲午戰爭爆發之前，當時任清朝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就告訴李鴻章，“總理衙門對外國調停過度信任，並且總認為日本願意談判，因此造成僵局，總理衙門堅持先撤兵後談判，日本堅持先談判後撤兵……所有國家均向中國表示同情，並說日本這樣破壞和平是不對的。但……他們所以同情中國，只是因為戰爭會使它們自己受到損失而已。”而且赫德不無感慨：“外交把李鴻章騙苦了，因為信賴調停，未派軍隊入朝鮮，使日本一起手就佔了便宜。”
在對日問題上，李鴻章幾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以俄製日”的外交上，在戰爭上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從而貽誤了戰機。但是如果真是瞭解俄國的實力，就知道俄國為什麼這麼慫。俄國雖然同處在西方，但是它和當時清廷一樣，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也是靠天吃飯，如果年景好，能夠用更多的糧食換來武器，如果遇上荒年，還需要動用國家的準備金來度日。
正如俄國大臣維特所說“自從尼古拉繼位以後，我常預感到說不定哪一天在國內某個地方會發生一場流血的慘劇，這種預感也促使我在國庫中儲積大量可以自由支用的現金以備戰時所需。”
俄國在經濟上不算強國，當時世界上能稱得上工業強國的只有英國、法國、德國以及荷蘭。它們的農業人口只佔到整個國家人口的50%以下，只有在這些發達國家裡，才不會受到農業歉收帶來的影響，俄國無法與它們相比，甚至同剛剛崛起的美國都無法相比。
雖然俄國面臨著饑荒，但是在1891年春宣佈修築西伯利亞鐵路計劃，英國對於這個計劃非常害怕，這是地中海和到遠東的重要交通線，如果讓沙俄修築了西伯利亞鐵路，英國所壟斷的交通線將大受打擊，這也是英國希望透過日本抑制俄國的原因。
而且英國在1873年到1895年，工業增長率一直都在下降，逐漸喪失霸主地位。英國對於美國、德國在經濟上超越自己，而俄國有可能在海外“事業”上超越自己感到不安。
由於國內實力的不同，也決定了英、美等國更看重殖民地的商業機會，而俄國、日本等還處在更為原始的佔領領土的殖民方式上。所以英國從1839年開啟清朝大門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選擇了透過既存的中國政權來進行操控、調節和運用的方式。英國就是採取透過控制清政府來操控這個東方大國的方式，而俄國和日本的野心是完全吞併清廷。
甲午海戰，看上去李鴻章面對的問題來自日本、英俄，其實在內部矛盾更為尖銳，內部形成了兩派，一派是李鴻章臺前求和派，另一方是翁師傅一黨主戰派，最後光緒帝痛下決心，同日決戰，而從爭議到最後下決定不過幾日的時間。相對於對朝鮮的庇護請求，內部的黨派之爭對李鴻章威脅更大，尤其翁同龢動用所有的政治資源，撲撲滅李鴻章的求和之道。
其實李鴻章同翁同龢的矛盾，源於曾國藩彈劾其兄翁同書一案，在皇帝猶豫不知道該如何決策的時候，李鴻章書寫奏摺，導致翁同書下獄候斬，後來減刑流放。此時的黨爭已經不顧民族感情，甚至大清命運，這也是幾千年來官場之道，南宋在即將滅亡時期，都不願意放棄黨爭的仇恨。
甲午海戰失敗之後，這些朝廷重臣討論的不是重整海軍，而是羞辱、彈劾李鴻章，這種個人恩怨置於“國家利益”之上，讓人膽寒。作為戶部尚書，翁同龢既不撥款建設北洋海軍，一有戰事卻執意要求主戰，因而一敗再敗。如此種種，李鴻章有多少委屈在心頭很難想象。
李鴻章在甲午一戰，輸得傾家蕩產，政治上幾乎成為廢人，而贏了李鴻章的翁同龢，不到4年的時間也被罷官回鄉。戊戌變法，百日維新之後，整個清廷逐漸走向了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