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武術不行了？從近年武術比賽為視角談中國武術頹敗的原因

2020年5月17日，在山東淄博，“太極大師”馬保國首次參加了一場正式的搏擊比賽“演武堂比賽”。馬保國在當地聲名顯赫，號稱是中華傳統武術的代表人物，與他對陣的則是西方綜合格鬥的普通兼職教練王慶民（主要工作是保安）。這場十分不對稱的比賽，理應是以馬保國勝出而結束，令人大跌眼鏡的是，擂臺剛開打不到1分鐘，馬保國就慘遭KO，倒地不起，新聞報道說：“連一邊的裁判都表示詫異，‘實話實說，我都有點蒙。’”

武術大師與格鬥高手的對決，並非首次，近年已經成為風氣，但結果卻是驚人的相似。在此據幾個例子就可以看出端倪：

1.早在2017年有楊氏太極傳人、雷公太極創始人，曾在中國中央電視臺的《體驗真功夫》節目中展現武術的雷雷（本名魏雷）與MMA選手的對決中，不到20秒就被打倒在地。

2.2018年3月詠春拳法傳人丁浩在與人約戰中，先後六次被擊倒，並最終告負。

3.聲稱身兼詠春、太極兩派弟子身份的鄭家寬，並習得“失傳已久”的《五枚師太古詠春金雞拳》，與人比賽中雖多次使用插眼、掐喉、背後偷襲等違規動作，但仍被跆拳道選手張龍被制服。

馬保國

4.詠春選手接連受挫，他們的師傅餘昌華便站了出來，聲稱要為詠春正名。餘昌華是詠春六段，據稱為葉問徒孫，與之對壘的是是業餘拳擊手熊呈呈。熊呈呈右臂曾受傷，所以打拳只用左手。可能是缺乏對陣獨臂選手的經驗，餘昌華的詠春寸拳、標指等高階技術無從施展，反而很快被讓了一隻手的熊呈呈擊倒在地。

關於他們失敗的原因，如果我們去問當事人，則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如馬保國說自己之所以沒有打過別人是因為“沒有發動‘內功’”；雷雷在解釋失利時說“摔倒並不是因為對手的拳太重，而是自己腳底打滑”；丁浩的失敗被他歸因於“賽前沒有吃飽”；鄭家寬則說自己的插眼、掐喉是自己的“獨門絕技”，裁判不讓使用是有意偏袒對手；餘昌華也把問題歸咎在飲食上：“7個人才兩個菜，沒有吃飽。”

通覽下來，武術行家面對外國競技練習者失手的原因千奇百怪，所遇的問題也各有不同，但沒有一個人承認說：“是自己習武不精”。

鄭家寬

馬保國等人固然為自己的失利各自找到了一個藉口，但以上各場比賽多有網路直播，觀看、回看者動輒數百、數千萬人。數場比賽下來，網民們對他們的解釋似乎並不買賬，一時間疑慮竇生，眾說四起，中國武術的聲名也在吃瓜群眾的嬉笑怒罵中一落千丈。

人們不禁要問“中華武術怎麼了？”、“傳統武術能不能打得過海外的搏擊術？”“中國武術是一場騙局嗎？”這樣接連的追問，不能解決的話，不僅中華武術的傳承與發展不僅難以為繼，就連傳統武術的生存根基都難以保證。

其實，中華武術傳承數千年，是有很深厚的底蘊，並非虛妄，然至於今日之頹勢，則是因為傳承方式、培養目標、訓練方式與古代相比較而言，都發生了偏差，於是出現了人心不古、師道陵夷、技藝日弊的怪象。下面我們將就各方面分別進行具體分析。

武術來源於遠古時期的狩獵活動，後來逐漸演化軍事技藝，再後來成為獨立的武術門類。先秦時期，已經出現了師徒傳承。當時社會動盪、活躍，各類士人爭相競爭，其中就有遊俠、刺客這一群體。

如“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以上專諸、聶政、要離皆為當時有名的刺客，遊俠們“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士”，其氣節、義行無不令後人有無限景仰。據學者研究，當時遊俠群體的壯大很可能與墨家有很大關係，是時習武多聚於墨家之門，他們是諸子百家的一家。

秦王朝厲行專制，認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俠客與武術，也像“焚書坑儒”一樣遭到極大的打擊，此後一蹶不振，百家學派式的發展時期也因此結束，但武術與俠客並未消失，一直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

此後帝制時期的中國，歷代朝廷雖然對遊俠多有壓制，但對於武術傳承大抵多是默許的，甚至個別朝代還有官方支援的意味，這裡我們以宋代為例加以說明。宋代，武術的最主要的傳承是師徒傳承。

農耕社會之下，授武之師，習武之人都各自進行著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雙方的經濟互動並不多，在傳統觀念的影響下，師父擇徒之時更出現了“道德決定論”，即師傅在選擇弟子時，道德品質被看作了習武傳承的首要條件。俗語便有云“未曾習武先習德，未曾學武先學禮”，可見不具備良好的道德修養的人絕難成為武術名家的親傳弟子。

武術流傳的過程中，還包括道德、武藝、文化。其次，武術傳承中，還出現了武藝結社的形式，結社的名稱多有“社”“堡”“山寨”等，神宗熙寧二年（1070 年）12月，定州知府藤浦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人，習慣使利，與夷無異。”顯然朝廷對此懷有戒心。

最後，政府組織習武。宋代以後，武舉的出現把武術和仕官結合起來，極大促進了武術的發展，與此同時，政府還設立了很多武學，把武術訓練和兵學結合在一起，以其為國家培養有效的軍官。本來就有良好道德基礎的習武者，更受到師門的傳承，使得他們不至於恃強凌弱，發展好者衛國護鄉，不濟者也能強身健體。

近代以來，中國國力衰弱，國民體質羸弱，傳統武術除在傳統的傳承發展之外，面臨著如何強健國民體格的重要使命，各習武之人在模仿學習外來經驗的基礎上，進行了擴大育才人數、引入新式訓練方法等改革。建國之後，武術一度被與體育強行並軌，對武術發展傳承造成嚴重的影響。

近年以來，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武術教育卻呈現出不少亂象：其一，各類名頭的大師、傳承人層出不窮，令人眼花繚亂，真假莫辯。其二，武術教育出現市場化趨勢，武術學校的生源更成問題在高等院校日益普及的今天，稍有智慧者往往首選讀書，不會選擇習武，武校也就很難獲得優質生源。

目前武校所招學生大多都是學習不好的後進生，甚至還有不少家長為了推脫教育責任，把問題兒童和青春叛逆的孩子送到武校，名為教育，實為代管。武校為圖賺錢，對於各類學生“相容幷蓄”，一概收納，日常管理之中，也只是強調紀律，至於道德培養、武術訓練、文化教學往往流於形式。

武術教育的產業化是武術傳承區別於古代的最主要的不同。當今高度逐利的產業化和流於形式的教學，武校所培養的學員很難習得真正的武術，亦難養成高尚的武德，更難以獲得真正的學識，大多數學生在武校過完了迷茫的青春期，然後便被推向社會，成為芸芸眾生的一個個普通人。

如前文所述，古代武術重視道德品質的培養，在各類武術著作，如《武編》、《混元劍經》的影響下，在武舉日漸完善的背景下，習武者的往往會出現“武表儒內”的特質和“習武仕官”職業發展規劃。

古代武舉

武舉的創設始於唐代的武則天。唐代極力開拓，國家崇尚武功，當時武則天為削弱關隴貴族集團的勢力，仿照科舉制度設立了武舉制，並允許平民子弟參加。武舉的考核便以武藝為基礎，考試的內容包括：“步射”、“騎射”、“馬槍”（即馬上功夫）“舉重”、“樣貌”、“言語”、“神采”。 除了後三項之外，剩下科目都與個人武藝有關。

依照唐朝的選拔標準，其勝出者必然是身材魁梧的大漢，不管武進士門的指揮能力如何，光其體格就能讓士兵們畏懼三分。可能鑑於晚唐武將多跋扈的背景，宋代的武舉制度將重點放在了對應試者“謀略”的考查上，對武藝的考查也簡化為“馬射”與“步射”，“策問（筆試）定去留，弓馬定高下”遂使得宋代武將偏於文弱。

武舉在明清時期變得成熟起來，當時武舉文武兼備，文試被稱作“內試”，武試稱作“外試”。第一場先考“外試”中的馬射，第二場再考步射和技勇，技勇包括拉硬弓、耍大刀和舉重，最後第三場再考策論（起初策略較難，後來只要默寫出兵書百餘字不出錯即可）。職業武人不必拿著詩書惺惺作態，只好強健體格，舞好刀劍。

清朝武舉

因為習武需要更多的糧食消耗和大量的器材採購，故而古代習武者多是富裕之家，古人習武被視為一種精英教育。不少家庭讓孩子自幼習武，就是希望孩子能夠在未來透過武舉，謀得一官半職，進一步提高家族的地位。

近代以來，因為戰爭模式的改變，個人作戰能力不再是被看重的東西，武舉隨即被廢除。武舉被廢除之後，繼之興起的是各類軍事院校，如保定陸軍學院、黃埔軍校等，這些軍事院校在訓練未來軍官們的體能之外，更多的則是在教育未來的軍官們學習軍事學、管理學、彈道學等方面的知識，武術則隨著戰爭模式的變化在軍事中的作用變得一去不返了。

近些年來，隨著武術教育的產業化，大量的人員蜂擁學武，猶如過江之鯽，武學儼然已經大眾化。然而，大小武學院校、各類掌門的武術水平高低不齊、各種宣傳真真假假，普通民眾難以摸清，故而培養出的人員也是良莠不齊。更要命的是，武術學院的增設、武術學員的擴招，並不意味著就業門路的拓寬。

因為，在當下知識經濟的時代，對於大多數中下層習武者來說，武術往往並不能帶來直接利益。

武術行業，如果不做到頂尖，很難以此謀生，於是大部分的學徒，在花費數萬金錢、耗費數年時光之後，面對生活和家庭的壓力，往往會轉而進入工廠的流水線，鄉村的田間地頭，開始像普通工人、農民一樣的生活，真正能夠繼續從事武術比賽、武術教學、私人保鏢等類似行業的人少之又少。

面對這種情況，絕大多數學員也是心知肚明，他們在入學一段時間後，對於武學也不再懷有崇敬的態度，更多的只是將其視為一種職業技能。習武熱情普遍消減，引發了武學傳承危機，故而常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

如果我們回過頭去看從唐到清的武舉考試之路，就會發現：武舉繞了一大圈，還是回到了以武藝考查為主，這樣也就使得古代習武之人的主要工作仍是鍛鍊身體，強健體魄，次要的時間是學習武術招式。古代人身體資質佳者方才可能會立志學武，他們往往從五六歲時的幼兒時期就開始鍛鍊了，這被稱為“童子功”，之後數十年不分寒暑，辛勤鍛鍊方才有脫穎而出的可能。

立足於強壯體格而練習的武術，是中國古代普遍認可的標準。如明代武舉選拔比賽中有舉重（掇石）一項，所舉石塊重達一百二十斤（摺合今天的約為150斤），需要連續舉多個回合，如果體力不濟則不能可能達標，考試也就不及格。我們知道，御前侍衛幾乎等同於武林高手，他們是怎麼選拔的呢？

據萬曆《大明會典》的記載：御前侍衛的選拔十分嚴格，要求身高至少五尺三寸（170cm），負重能達到四百斤（約今天的238.72千克），可見御前侍衛是絕對的大力士標準。擁有大力士的身體，再學習一些武打招式，才能有成為武林高手的可能。

反觀，現在習武之人很多並不是一開始就立志學武，往往是讀書不成，少不經事，無法勞作，轉而把學武作為過渡之用，於是很多習武者身體羸弱，或者體力普通，身體條件不能算好。進入武校之後，靠死記硬背，學了些三招兩式，就以為自己已經大成，實際上多由於資質平庸（讀書不成），並不會活學活用，臨戰反而經常吃虧。

更有個別人，創造了些虛頭八腦的招式，再起一些讓人看不懂的名字，試圖把武術神秘化，繼而讓別人摸不清自己的底細，藉此招搖撞騙，大肆牟利。殊不知，在絕對的力量面前，一切的技巧都是浮雲，更何況那些招數本來就是假把式、花樣式，算不得真技巧，被秒殺、被打的一敗塗地也屬於自然。

國外某拳擊運動員和國內某武術大師身形

古時習武，以健體為本；今日習武，以招式為用，取徑不同，結果迥異。古人習武，持刀跨馬，臨戰廝殺，快意情仇；今人習武，招式翻新，花拳繡腿、競相表演，賺錢獲利。此兩者迥然不同的道路，決定了中華武術古今的境遇的異同。

筆者本文並非否認武術於當今社會的價值，武術的價值是永恆的，因為人類社會永遠存在著體弱多病者對於健康強壯的追求，弱勢者對於自我防護的追求。這兩種追求是普遍的、大眾的，永遠不會消失的。

這也決定了武術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武術需要向社會大眾弘揚健身方法、散播防身之術的同時，可以收取適當的經費，作為武術行業維持下去的前提，大眾與武術行業實現實現共贏。

需要說明的是，大眾所學武術是膚淺的武術，目的求健身、防身，武林人士所學的武術是深刻的武術，中華武術有賴於少數的習武者傳承立志傳承、創新，他們需要依照古法，自小鍛鍊、寒暑不輟，辛勤一生、不斷思考，方能使得數千年傳承至今的國粹有所傳承、有所發展。大而廣的普及之路，小而精的傳承之道，兩廂並舉，才可能使得中華武術行遠致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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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們的擂臺又嚇了觀眾一把》，《瀟湘晨報》A08版，2020年5月19日。

張宗林：《古代武術傳播方式研究》，《武術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