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對於所有人來說都不是個陌生的詞彙，在生活中也不時會有交集。比如形容一個人寬宏大量，可以說他“宰相肚裡能撐船”；比如要誇一個人的出身好，可以說他“宰相的閨女不愁嫁”；再比如人人喜聞樂見的電視劇《宰相劉羅鍋》等等。在以上的例子中，“宰相”一詞都用來指代了不得的大官、是僅次於皇帝的存在——用正式一點的說法是“百官之長”，用通俗一點的說法就更嚇人了，叫“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這種說法大體上是沒錯的。雖然在歷史上除了遼朝以外，“宰相”從來沒有在任一朝代成為正式的官職，不過無論在哪朝哪代、也無論是在官方還是民間，人們又在習慣上將任一朝代的最高行政長官統稱為宰相。
看似宰相地位很高、權力很大，事實上卻並非如此。如果有人偏要稱其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當心史上高達4位數的宰相們集體掀開棺材板、天天晚上在噩夢中追殺你……
不可缺位，但更不可越位和錯位——宰相的起源與權力的邊界。
宰相一詞，最早始見於《韓非子·顯學篇》：“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起於卒伍。”其中的“宰相”就是太宰與相的合稱。太宰是先秦時期君王的大管家，因為需要在祭祀時負責宰殺耕牛，故此得名。“宰”一度成了官吏的統稱，而太宰除了宰牛，更重要的職責就是掌管國家的六種典籍（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從而輔佐君王治理國家，是事實上的百官之首。不過自春秋戰國以後，太宰的地位隨著王室的衰微也在不斷的下降，到秦統一六國之後，太宰淪為了皇帝的家臣，也就是宦官，俗稱公公。
“相”在最早的時候是禮官。根據《周禮》的記載，相是所謂的贊禮之人，即在祭祀或是典禮上宣唱導行儀式、禮節的人，跟現在的司儀基本沒啥區別，想當年孔老夫子在魯國為相干的就是這種活計。以前曾看到有人說孔子為魯相，故能誅殺少正卯，這種說法顯然是錯誤的——司儀是沒有判人死刑的權力的，孔夫子當時還任職大司寇，這才是他能名正言順弄死少正卯真正的原因。
不過“相”在字義上也有輔佐之意，故而才被人拿來與“宰”合稱，就成了輔佐帝王、掌管國事的最高官員的通稱。而在西漢時，曾擔任過宰相（左丞相）的陳平，曾對宰相的地位、作用和權責做出過精妙的定義，並被後世同行們奉為圭臬。
當時漢文帝劉恆問政於右丞相周勃，結果不管是刑獄事還是錢糧事老周都是一問三不知，劉恆對此很不滿意，便轉頭去問陳平。陳平也不知道啊，不過這貨可是出了名的肚子裡不生心肝脾肺腎、長得全是心眼，所以他就理直氣壯的讓皇帝去問專業人士，比如刑獄事問廷尉、錢糧事問治粟內史，這點破事別來煩他這個大丞相。
這下可把劉恆給氣壞了——那老子拿出大把的俸祿養你這個廢物宰相干什麼？然後陳平才不慌不忙的答道：
“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史記·卷五十六·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劉恆聞言自然大悅。從此“坐而論道，協理陰陽”就成了宰相的天然職責，也構成了宰相職權的一道天然邊界。西漢宣帝劉詢時期的名相丙吉更加簡單明瞭的對此作出了總結，那就是“宰相不親小事”（《漢書·卷七十四·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這就又涉及到一個典故叫“丙吉問牛”——說的是一次丙吉出行，看到一群人打架鬥毆，可是他理都不理；一會兒又看到有人追趕耕牛，丙吉立刻停車詢問事由。下屬對此不理解，丙吉就解釋說，打架這種事自有地方官去處理，宰相只需考核地方官、對其賞罰即可；可耕牛的事情不同，農桑是國家的根本，耕牛受到損傷會影響農事，宰相必須立即過問。
從此，丙吉所言的“宰相不親小事”與宋太宗趙炅所說的“呂端大事不糊塗”便交映生輝，成為歷代宰相治事的典範——用現代管理學的話說，就是要明確管理的邊界，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這樣的宰相才能做得穩、做得久，而且大多能有個好下場。
同時，宰相最重要的職責是輔佐君王。“輔佐”的本意是協助，所以輔佐之人必然要處於次要的位置、起到次要的作用，這是宰相必須要認識到的本分。宰相可以啟發、引導甚至誘導君王行事，但絕不能主導，否則無論對於君王、自身還是國事都沒有好處。像商鞅、王安石、張居正這樣行事如大江拍岸、攬權似猛虎撲食、凡事親力親為的宰相，不管他們的初衷有多麼的高尚或是無私，都逃不過人亡政息或是命運慘淡的結果。
同一個宰相，無數個“花名”——說說宰相的發展變遷史。
中國最早（實際上的）宰相，可以追溯至始皇帝他家的老祖宗伯益——伯益是夏後啟的“卿士”，地位那是妥妥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此後商有伊摯受拜為“尹”（故稱伊尹），周有姬旦為太宰，春秋有管仲為齊國大夫，這都是在宰相正式出現以前，最傑出的輔政之臣。
春秋末期齊景公置左右相，這是“相”成為官名的開端。戰國時期始稱相為“相邦”（西漢時改稱相國）或是丞相，自此成為百官之長。
此後從秦到清的兩千多年時間裡，宰相作為王朝最高政務官的俗稱一直存在，但正式的官名卻隨著朝代的更替不斷的發生著變化，比如丞相、相國、大司徒、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中書舍人、同平章事、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大臣等等。
而隨著宰相“花名”不斷髮生變化的同時，伴隨而來的是宰相權力的不斷分化和瓦解。
帝王雖然權力無限，要想統治偌大的國家也必須需要官員的幫助。可即便如此，要管理好動輒成千上萬的官員也是件令人頭疼的事情，還是需要有人協助，而宰相最初就是作為帝王的幕僚長、代行這一職責的，故此才被稱為百官之長。
不過這樣一來，大權在握的宰相就必然對帝王形成威脅，狐假虎威甚至鳩佔鵲巢的事情也沒少發生過，不能不引起帝王對於宰相的警惕。於是限制相權就成了歷代帝王孜孜以求要做的事情。
限制相權，歷代帝王主要採取三種措施。
一曰分權，簡單說就是實行多相制。在先秦時期，宰相大多為“獨相”，可是在發生了呂不韋受拜相邦之後大權獨攬、甚至成了秦王政的“仲父”之後，獨相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始皇帝在一統天下後，立刻分相邦為左右丞相（秦二世時可能還弄出來個“中丞相”），以分相權。雖然西漢立國以後本著跟“暴秦”對著幹的精神又恢復了獨相制，但相權多分的趨勢已經無法改變，自魏晉以後多相製成為主流，獨相雖然在偶爾的特殊時期也有出現，但只是特例而已。
而多相制的巔峰就是皇帝統統都是疑心病重症晚期、防大臣勝過防賊的兩宋。北宋的宰相不但往往多達5位同列（兩相三參或是三相兩參），而且將財權也從相權中剝離，形成了“兩府三院制”。即便如此，趙家皇帝們還是不放心，不停的圍繞著相權瞎折騰，所以兩宋的“改制”也是最多的——宋初相權沿襲（晚）唐制，之後宋神宗趙頊搞元豐改制、宋徽宗趙佶搞政和改制、宋高宗趙構搞建炎複製、宋孝宗趙昚搞乾道改制……要不是南宋很快就完蛋了，弄不好還會沒完沒了的改下去，也搞得後人一接觸到宋朝官制就頭大如鬥。
二曰制權，也就是光讓相權內鬥已經無法滿足帝王的猜忌之心了，還得限制相權並引入外部壓力。在先秦時期，宰相往往能夠軍政大權一把抓，比如李悝、商鞅、申不害、呂不韋等皆是如此。秦朝以後，除了某些分裂、戰亂的年代（比如蜀漢丞相諸葛亮）以外，宰相再與軍權無緣，甚至在某些時候連治政權都保不住。比如在兩漢時，只要皇帝看宰相不順眼，就會冒出一個非外戚不得擔任、名為“大將軍”的怪物來，輕輕鬆鬆就能將宰相弄成廢物和擺設；再比如前邊說過的兩宋，大家都對宋朝限制武將、“杯酒釋兵權”之類的事情比較熟悉，其實文官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兒去。宰相更是幾乎都是“殘廢”——自古欲行大事者，所憑恃的或曰兵馬、或曰錢糧，兩宋的宰相手頭一樣沒有，還能幹點什麼？
皇權給相權套上的另一道枷鎖就是言官。
言官又稱臺諫，是監官和諫官的合稱。本來監官是負責盯梢官員、諫官則專門找皇帝的茬，不過後來因為皇帝實在太不好惹，所以除了少數名垂青史的死心眼（如魏徵、海瑞等）和一些沽名釣譽者以外，大部分諫官自覺自願的與監官合流，從此不分彼此。
而且隨著相權不斷地被限制和削弱，言官們發現宰相越來越好欺負，而且一旦能夠扳倒這樣的大人物，一朝成名並且仕途大進就成了手到擒來的事情。於是乎，言官們紛紛投靠皇帝，成了打壓宰相的馬前卒。言官們打擊宰相的積極性是如此的高漲，甚至到了某些時候皇帝不得不出面保護宰相，免得宰相上臺一個就被言官幹掉一個、以至於國事都沒人管了（這種事情在兩宋就很常見）。
至於宰相與言官相勾結、共同欺負皇帝這種事情也不是沒有過。但在絕大部分時期，只要皇帝不是個傻子或者笨蛋、沒趕上亂世或者王朝風雨飄搖，這種擔心都是沒有必要的。
畢竟宰相和軍權糾結在一起才是可怕的，宰相和言官？嘴皮子和筆桿子加一起是能說死人還是能寫死人？
第三種措施就簡單了，把宰相干掉就行了。宰相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皇帝對於政事管不過來或是不想管那麼多的閒事。那麼一旦出了個既聰明絕頂又精力充沛的皇帝，宰相又有什麼存在的必要呢？所以在始皇帝面前，李斯這樣的名相只能當個應聲蟲或是高階秘書；於是自從公孫弘死了以後，漢武大帝劉徹就喜歡玩一個叫“閒著沒事殺宰相”的遊戲；在貞觀大帝李世民那裡，只有官場老油條房玄齡才能坐穩相位，而且還是坐得戰戰兢兢；等到千古第一狠人皇帝兼頭號工作狂、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以後，宰相在他眼裡就徹底成了廢物和累贅。所以在胡惟庸捱了當頭一刀之後，宰相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正式壽終正寢了。
明清之後的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和內閣總理大臣什麼的，既無宰相之名亦無宰相之實，哪怕是偶爾出現像張居正這樣的超級大猛人，也無法改變這一事實，更無法恢復宰相曾經的榮光。
身為輔臣的宰相，從來不能改變什麼，能夠“變法”的只有皇帝。
在中國的歷史上曾經湧現出無數的“名相”，尤其是那些胸懷家國、不顧己身、勇於開創的先賢，均將變法當成是為相者的使命，比如商鞅，比如劉晏，比如范仲淹，比如王安石，比如張居正等等。
然而他們的下場都不好，他們傾盡所有推行的大業也大多功敗垂成。即便偶有成功的案例——比如商鞅變法，他也無福在生前享受所有的榮光。
相反，像漢武帝劉徹、北魏孝文帝元宏、隋文帝楊堅、清世宗胤禛等皇帝推行的一系列社會改革，不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推行得順暢無比、擋者披靡。比如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搞得磕磕絆絆，反對者一大堆不說，還鬧得天怒人怨，而雍正皇帝推行攤丁入畝則就順暢得多，效果也好得太多，不但促進了生產發展，還直接導致了人口暴增——中國曆代的（納稅）人口統計始終在幾千萬上下晃盪，結果實行攤丁入畝後不過百年間就暴漲到了3億以上。
出現這種情況，說白了就是皇帝與宰相在權力的對比上根本不是一個量級的對手。
前邊說過，宰相的職責在於“坐而論道，協理陰陽”，是為何解？
首先，宰相就是皇帝與官員之間的一個聯結者和協調者，在負責上傳下達的同時，更重要的責任是調和兩者之間的關係。至於如何調和，最好的辦法就是“和稀泥”——在替皇帝答疑解惑、消弭怒火的同時，委婉的將皇帝的想法和意見傳達給官僚體系付諸實施，同時也得把官僚團體的需要和建議以合適的、可以接受的方式轉達給皇帝，還得做到兩頭不得罪。所以說，宰相天生是適合那種情商很高（智商反倒不是最重要的）的官場老油條和官場老好人的，相反那些志向高遠、意志堅定的人往往幹不好宰相，也幹不久。
其次，宰相天然就是皇帝的替死鬼。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不過是皇帝用來打發愚民的託詞而已，誰當真誰就是傻子。皇帝既然永遠不會犯錯誤，那麼出了問題自然要找個替死鬼，而扛著“百官之長”這塊大靶子的宰相自然是擔此重任的不二人選。哪怕皇帝罪大惡極，做臣子的能做的也只有“清君側”，那麼在“君側”誰挨的最近？自然是宰相。又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宰相不死誰死？想當皇帝的替死鬼也得熬出老資格來才排得上號。
最後，哪怕宰相要做事，也得是在皇帝的授意下，在指定的框框內做事。比如無論是慶曆新政還是王安石變法，首先都是趙禎和趙頊有了破舊立新的想法，才有了范仲淹和王安石的用武之地。一旦皇帝的想法變了或是面對阻力退縮了，範、王自然成了罪魁禍首和萬惡之源，該背鍋的背鍋、該治罪的治罪，反正皇帝是無辜的，頂多是被奸佞一時矇蔽了而已。要是變法成功了，首功當然是姓趙的，至於範、王頂多就是個輔佐之功。而輔佐這種事，說換隻猴子也能幹是過分了，但北宋的幾萬名官員大多自認為是可以勝任的。
當然像張居正這樣在皇帝不樂意的情況下強行推動的改革，失敗了才是正常，成功了才是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