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逸麟（1935—2020），復旦大學首席教授。歷任復旦大學地理研究所所長、歷史學博士後流動站站長；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三、第四屆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上海市史志學會會長、《辭海》副主編；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第七、第八屆民盟中央委員、第十一屆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第八、第九、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6月19日凌晨，復旦大學首席教授、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民盟市委原副主委鄒逸麟先生在滬病逝。驚聞此訊，大家紛紛扼腕痛惜。鄒先生治學求真、為人正直，猶記去年此時，我們還專程採訪過他。他熱情地與我們暢聊人生的場景，仍歷歷在目。
酷愛閱讀，遵循內心選擇
1935年，鄒逸麟出身於一個相對富庶的商人家庭。曾祖父時舉家搬至寧波做生意，父親在上海辦實業。他從5歲便開始上小學，一直順利讀到高中、大學。
“少年時代的我，最美好的回憶不是校園生活，而是帶給我無比愉悅、無限遐想的課外閱讀時光。”鄒逸麟回憶道，小學五年級時，看的第一部小說是《說岳全傳》。那時，上海的弄堂裡有很多小書攤，就去借舊小說和雜誌看。他看書很快，一本借來後一兩天就看好了，趕快還了再借。他喜歡老舍、巴金、董鼎山、徐訏、施濟美等作家。高中後，他開始迷戀翻譯小說，只要能借到的幾乎都看過。“我覺得透過大量的閱讀，使我對人生有了更多體驗，這是不讀書的人不能體會的，這也是一種精神享受啊！”
1952年，高中畢業後，他被山東大學歷史系錄取。當年的山東大學歷史系名師雲集，張維華、楊向奎、鄭鶴聲、趙儷生、童書業、黃雲眉、王仲犖、陳同夑8位名教授，人稱“八馬同槽”。在這些老師的教導下，鄒逸麟受益匪淺。1956年，夏天畢業前，因為不願留在青島，他婉拒了鄭鶴聲先生讓他留校當助教的好意，服從組織分配，進了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實習研究員。回憶及此，他感慨道：“在做人生選擇時，要遵從內心的真實意願才好。”
師從譚其驤，俯首耕耘一甲子
1957年年初，鄒逸麟因跟隨譚其驤先生做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專案，回到了上海。從此，他在中國歷史地理專業領域，俯首耕耘近一甲子，見證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的發展歷程，幾乎參與了這一期間的所有大專案。這些專案的特點，一是眾人參與合作，二是歷時數年乃至數十年。正是這些耗時費力的基礎性的大型科研專案，才能使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的成就得以令世界矚目。
譚其驤是我國當代歷史地理學奠基人之一。由其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在學界被稱為“譚圖”。這項工作前後綿延30年，在編繪的過程中，一批歷史地理學者，練就了紮實的專業基本功，從而成長為名副其實的學者。鄒逸麟便是其中的一員。
“譚老師是我的恩師。”鄒逸麟並沒有聽過譚先生給本科生上的課，也沒有做過他的研究生，嚴格意義上講，不算是他的學生。他與譚先生更像是一種傳統的師徒關係。“從1957年年初跟隨譚其驤先生治學，到1992年他離去，我做的專案都是在他的指導下進行的。”鄒逸麟回憶說，後來復旦大學成立歷史地理研究所，譚先生當所長，他當副所長，每兩個禮拜就去譚先生家彙報工作。鄒逸麟任所長後，還是經常去譚先生家裡彙報工作，“我們的關係比一般的師生關係更好。譚先生做學問非常認真，他經常講，不實事求是的、虛的話，在國際上、在學術界是拿不出來的、站不住腳的。1987年，譚先生贈我一條幅，首句即‘治學為求真，別無他求，求得真必有用，違真終無用’”。
鄒逸麟感念譚先生的教誨，踏實為學，經過多年的積累，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他把自己在歷史地理學科所做的主要工作，歸納為：兩本地圖集，3種工具書，4本專業教材。兩本地圖集即《中國歷史地圖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3種工具書是《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分冊》《辭海·歷史地理分冊》《中國大百科全書》的歷史地理條目；4本專業教材有《中國歷史地理概述》《中國歷史自然地理》《中國歷史人文地理》《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
鄒逸麟是繼第一代現代歷史地理學學科開創者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之後，公認的歷史地理學科帶頭人，是第二代歷史地理學者中影響最大的學者。作為繼譚先生之後，復旦史地所的第二任掌門人，鄒逸麟在長達數十年裡，起到了承先啟後的作用。
談起治學經驗，鄒逸麟謙虛地說：“我最深的體會是，學術上的成功沒什麼訣竅，就是認真地去做一樁樁事情。我們小時候受的教育是隻管耕耘，不問收穫；做學問就是這樣，你不要想每樁事情對我有什麼好處再做，這是錯誤的，許多收穫都是在你不知不覺中產生的。做每樁事情都要花功夫，你要相信，只要花功夫下去，必有成就。我很幸運，能夠在一個領域裡搞了近60年，這麼多年耕作下來，有點成就也不稀奇。”
20世紀70年代繪圖的工作照，左二為譚其驤，左三為鄒逸麟
加入民盟，參政議政十五載
鄒逸麟是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前後參政議政達15年。
“出於責任，我的事也不再侷限於故紙堆，變得開始關注、思考學術之外的世界。社會上總是覺得政協委員的發言和提案起不了什麼作用，其實不然。”鄒逸麟舉例說，2007年，他曾在第十屆五次會議上提交了“關於提請國務院有關部門給予搶救性撥款支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出版”的提案。起因是1981年國務院領導正式批准編纂出版《國家地圖集》重大工程的啟動，這是一項開創性的學術工程，25年後，5部地圖中的4部已經完成，唯獨歷史地圖集遲遲未能出版。全國有關高校和科研機構百餘位專家，花了20餘年時間通力協作完成後，卻因政府財力支援嚴重不足，無法出版，其中編委會多位主編、副主編先後謝世，唯一在世的侯仁之教授也已95歲，編委任繼愈、劉宗弼也都年逾90，其中的工作骨幹也大多為古稀老人了。時光飛逝，圖集尚難以問世，不禁令人扼腕嘆息。這個提案提交後，中央領導作了批示，財政部門立刻撥款兩千萬元，該提案還被民盟中央評為優秀提案。“由此可見，我們政協委員在國家經濟和文化建設中還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除了針對性強、主要解決當下某一區域性問題的提案，我覺得政協委員更可以提一些有預見性的提案。”鄒逸麟回憶道，他曾提過“從社會就業、分配、住房等根本制度上解決中小學生負擔過重、教育亂收費、應試教學的問題”的提案。他認為這些問題的根子不在學校、不在老師、不在家長，更不在學生本身，根本問題在社會。當時的社會現狀是：重點大學畢業生找工作易，待遇高；一般大學、大專畢業生找工作難，待遇低；藍領工人崗位少，待遇更低；年輕男性因房無法結婚，而房價又高得一般收入者無法忍受等。因此，他提出了由政府指導，逐步解決諸如大力設辦應用技能培訓學校；擴大藍領工作崗位；提高藍領工作崗位的待遇；在稅收方面鼓勵建造中低檔普通住房等建議。“今天看來，我數年前的提案得到了認同。”
1994年，鄒逸麟加入民盟。此後擔任民盟復旦大學委員會主委、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民盟中央委員等職務。“當時接踵而至的黨派工作對我來說是個全新領域，需要我儘快適應並進入角色，不能佔著位置不幹事啊！”鄒逸麟嚴於律己、以身作則，以其個人魅力影響著盟員們。他還根據復旦大學盟員們的特點安排黨派工作，受到盟員們的歡迎。
談起15年參政議政工作的體會，他說：“我覺得作為學者，對社會問題應有自己獨立的見解，這才是真正地做共產黨的摯友、諍友。”
承前啟後，留下寶貴遺產
2008年退休後，鄒逸麟仍然會為學生們作講座，並參與《清史·地理志》《中國運河志》等書的編寫工作。閒暇時間多了之後，他繼續著一生的愛好——閱讀，如《牡丹亭》《蘇東坡傳》《源氏物語》《陸犯焉識》《挪威的森林》等。“我覺得，海量的閱讀積累，能讓你深層次地感悟世事人生，從而進入不一樣的精神境界。”
此外，多年來的參政議政經歷，也讓他保持著每天閱讀新聞的習慣，時刻關注民生和社會熱點話題。那天，我們採訪他時，鄒先生還談了很多對當下問題的看法。他說：“我不是研究這個領域的，講的不一定恰當。但作為一名文科的學者，一名老先生，對人們所關注的社會問題，是應該發聲的。”譬如對於如何傳承傳統文化，他認為，我們應該把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和糟粕部分割槽分開來，繼承和發展其中的精華部分。近代中國文化界道德文章方面都特別好的先生，比如梅貽琦、蔡元培，以及我們民盟陳望道、談家楨等，他們都有共同的特點，就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很好的基礎上，學習西方文明。
採訪到最後，鄒先生感慨道：“學問是做不完的，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任務，我們這代人就做到這裡了，好壞自有人評說，也不可能一代人就做得很完美。我就是把譚先生的東西接過來，交給下一代，把這個學科發展下去，希望後來的學者能夠把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範圍拓展出去，使歷史地理學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科，為世界環境變遷研究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