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到“蘭亭”的存異之路:魏晉名士由被動到主動的隱逸選擇
魏晉名士一直都是這一段亂世的特殊代表,其在文學、思想、行為等方面的特殊表現,一直為後世所熟知。而提起魏晉名士,很多人會首先想到“隱逸”、“隱居山林”、“縱情山水”這樣的情景,甚至“名士”在很多時候,會與“隱士”有著等同的含義。
而魏晉名士在不同時期,對於“隱逸”這件事的態度上,其實也有著很大的不同。不過,無論是世人譽之的“灑脫倜儻”,還是後世謗之的“欺世盜名”,魏晉名士對於“隱逸”這件事的選擇上,往往伴隨著 “存異”的目的。
自初期的“竹林七賢”到東晉江左“蘭亭名士”的演變,其實這當中已經包含了魏晉名士們,在隱逸這件事上主動性的改變。而魏晉名士在隱逸之事上主動性的演變,也可以反映出魏晉之世時局的發展。
公元263年,洛陽城東市,三千太學生感傷涕零。刑場正中,嵇康抬頭望了望太陽,輕撫古琴,一曲《廣陵散》悠然響起。
曲畢,嵇康死。
這一年是景元四年,在位的是曹魏魏元帝曹奐,不過朝中掌權的卻是司馬氏的司馬昭。這一年終,還發生了一件大事,在掌權司馬昭的堅持之下,曹魏發動了滅蜀之戰,最終覆滅蜀漢政權。
不過,對於當時的名士在來說,蜀漢的滅亡,並沒有比嵇康之死,更讓人震驚。而作為當時富有名望的“竹林七賢”之一嵇康被殺,體現出了當時名士的艱難處境。
來看一下當時的時局:司馬懿“高平陵之變”後,司馬氏掌控了曹魏政權。司馬懿死後,司馬師掌權,廢掉魏帝曹芳,立曹髦為帝。司馬師死後,司馬昭又掌權,又殺掉魏帝曹髦,立了魏元帝曹奐為帝。
在這種局勢之下,當時的苦讀詩書的文人們,該如何選擇?“學而優則仕”、“忠君報國”的傳統思想之下,該如何面對司馬氏篡魏的時局?
這時候十分有名的文人們,便選擇了一條退而求其次的路,那就是“隱逸”。像“竹林七賢” 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大都與當時司馬氏的統治風格格格不入,才被動地選擇寄情于山水的隱逸之路。
當時司馬氏因“篡逆”之實,因而不斷削弱漢代以來“忠”的概念,大力推行以“孝”為主的名教思想。司馬氏藉由陳舊的儒學思想,來加強自身的統治。不過,對於司馬氏本身的篡逆之舉,和日益苛刻的政治手段,名士們逐漸表露出了相反的態度。
其中,作為竹林七賢領袖的嵇康,就多次拒絕了司馬氏的招募,還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觀點。這是對於司馬氏當時推行的以“孝”治天下的名教思想,作出了明目張膽的反駁。這可讓在曹魏肆無忌憚的司馬氏十分不滿,於是找了個藉口,便將十分有名望的嵇康處死。
嵇康的死,體現出了當時名士的困境。
因為司馬氏的統治太過嚴苛,還具有明顯的篡逆“司馬昭之心”,因此原本透過儒學成名的讀書人,便十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於是便選擇隱逸山林之中。
而司馬氏為了自身的統治,定然也會招募但是有名望的名士出仕,為了躲避司馬氏的徵召,於是名士們選擇像嵇康一樣,表達了自己與司馬氏統治不同的觀念。
不過,如嵇康一般,當時像“竹林七賢”一般選擇隱逸的名士,無法抗衡掌權的司馬氏,於是面臨了嵇康身死的結局。“七賢”當中其他人,在嵇康死後,也大都不得不接受了司馬氏的招攬出仕為官。
“竹林”期間的名士,所面臨的是與其所堅持的“禮義”“主張”衝突的時局,於是當時的名士不得不選擇隱逸,這個過程是被動的。而從結果來看,當時時局並未因隱逸名士的堅持而發生改變,反而當時名士在被時局影響。
“竹林”時期的名士,大概是不會高談闊論的,除了醉酒、彈琴、高嘯的隱士風度影響之外,當時司馬氏苛政時局下,妄議國事可能會遭遇嵇康那般結局。於是,名士們不再從名教的角度來議論國事,反而轉向了道家 “無為”“玄理”“空談”的言論。
於是,後世被認為是“誤國”的魏晉名士清談出現了。
清談何以“誤國”?
道理很簡單,清談所論大都涉及哲理和不切實際的內容,怎麼“空洞”怎麼來,要是說得在場之人沒一個聽得懂,讓人無法反駁,那更顯得清談能力強。而清談對治理國家的實際作用如何呢?可能很少,正是因為清談的這種特性,導致了清談成風的魏晉時期,讓人把毫無用處的清談當成了王朝覆滅的理由。
而魏晉名士,也是被動選擇“清談”這種方式的。試想一下,當時如果以儒生的角度,去談論司馬氏篡魏的歷史,會有什麼樣的遭遇?過於嚴苛的執政方式下,即便表達對司馬氏執政方式不同的觀點,都可能會遭遇如同嵇康那般結局,當時的名士還怎麼敢輕易“大談闊論”,為朝廷獻計獻策?
於是,名士們紛紛逐漸轉向了,符合隱士清靜無為之風的道家學說,當時只要是有名望的隱士,都是世人皆知的名士,而這些名士如何成名?當然不是以對抗司馬氏和對司馬氏執政指點而知名,大都是在與人清談時表達獨特的觀點和卓越的清談能力,才被人熟知。
如果說“竹林”時期的名士們,還不屑於妥協於朝堂,但後來的名士們,在不得不屈從於朝廷的時局下,也不得不依靠清談來適應那個時代。等到後來知名的名士們王衍、樂廣等人,早就不再需要用“隱逸”的方式,逃避朝廷,反而會藉助清談等方式逐漸靠攏朝廷。
並且,名聲如果不顯的文人們,還會以接近但是名士為榮,如果能與時下世人皆知的名士有過一場清談集會,那麼便是可以炫耀的經歷,自己的身份也可以藉以提升。
東晉宰相王導,曾經多次受當時名士點評,王導氣不過,便稱“我曾經在洛陽時,與當時諸位賢能名士同遊,汝等怎麼敢輕視我?”言下之意就是,我可是能夠與名士們一起參加清談集會的人,身份自然也十分尊貴,你們比不了。
由此來看,魏晉時期的名士們,在清談這件事上,由最初的妥協於時局,到最後主動去適應清談這種名士交遊形式,雖然依然是妥協大過於改變,但的確在主動性上已經超過了“竹林”時期,名士們被動隱逸的應對時局方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鹹集。——《蘭亭集序》
世人熟知的蘭亭集會,是發生在東晉中期太和年間的一場文人集會,參與者都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名士。像組織者王羲之,後來的東晉風流宰相謝安,當時著名清談家孫綽等四十餘人,無一不是當時響噹噹的“名流”。
而這些人當中,很多都是士族門閥子弟。像琅琊王氏的王羲之、王獻之、王徽之等,陳郡謝氏的謝安、謝萬等,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都有人參與。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名士的身份,已經與士族門閥很難脫離開干係。
並非出身士族的名士,有沒有?當然有,但很少,原因可以從當時時局的角度去看。
東晉建立之後,士族門閥壓制皇權,進而形成了以士族門閥為權力中心的門閥政治局面。於是,士族門閥發展到了鼎盛之期,進而士族子弟也佔據了東晉朝廷“高品”,而寒門庶族子弟便很難進入東晉的“上層”圈子。
不僅如此,經過“竹林”之後的發展,名士透過清談而不斷與朝廷靠攏,也因此逐漸發展成為後來士族門閥的主要構成,因此到了東晉門閥政治局面下,士族子弟們透過清談集會也成為士族階層的“內部圈子”。士族子弟透過清談集會,不斷加強士族門閥之間的關係,而寒門子弟因無法在江左出仕“高品”,於是便沒有了參與名士集會的機會。
於是,看蘭亭集會的名士,大都為士族門閥子弟,蘭亭集會在某種意義上,算是當時士族子弟的一次聚會。名士與士族的聯絡,在當時早已密不可分。
而如上所談及,像“蘭亭”這樣的名士集會,已經是士族階層的“自留地”,這也體現出了“蘭亭”名士所面對的局面,早就不需要像“竹林”時期的名士那般,還需要靠隱逸來逃避朝廷迫害。
可是,即便是士族之間,也存在朝廷之中的權位爭奪。像輪番在東晉掌權的琅琊王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等門閥,士族之中的子弟在朝中的權位越高,士族門閥越能在東晉朝堂之中佔有掌控權。
但是,士族子弟需要靠什麼來獲得出仕關鍵官職的機會呢?
在當時出身都相差無幾的情況下,自身的名望,決定了可以依據出仕官職的高低。像陳郡謝氏的謝安,就因為名望很高,而被徵召入朝,最終才得以在其指揮下,擊敗前秦的南下護住了江左安寧;殷浩素有名望,也因此被簡文帝司馬昱重用,充當北伐主帥。
不過,名士的名望如何積累?除了在清談集會上的玄理玄談之外,還有一個更便捷的方式,那就是選擇隱逸,不過卻要高調。
謝安的“高臥東山”和“東山再起”中,東山就是謝安隱居的地方,在謝安出仕之前,一直隱居於東山,直到朝中的謝氏子弟受床,謝安才以隱士的名望出仕。殷浩在被司馬昱徵召之前,也有過十年的隱居生涯。
不過,無論是謝安還是殷浩,隱居並不代表“隱姓埋名”,謝安和殷浩的名望一點都沒因隱居而減少,反而因遠離朝堂、寄情山水的“高風亮節”而愈加被世人熟知。也正是在隱居時的名聲積攢,謝安和殷浩才得以入世之後,得以出任高品官職。
包括組織蘭亭集會的王羲之,後來也因不滿長官王述的管轄,而主動辭官隱逸。可見當時東晉名士,已經不再如同嵇康等人那樣,會因為時局的逼迫不得不去選擇隱逸。
從“蘭亭”名士們主動選擇隱逸來看,此時名士們已經有了主動適應時局的選擇權。當時名士大都出自士族,而士族又是當時的權力掌控者,因此名士們可以不再懼怕朝廷的迫害。
而為了在權位爭奪之中獲益,士族名士們還會主動選擇隱逸的方式,來提升自身名望,以獲得更好的出仕機會。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刻意“存異”地去隱逸,已經是目的性非常強的獲益方式。
名士與隱士經常有比較,在大多數的概念當中,選擇隱逸的文人,也大都是名士。可是,魏晉名士的隱逸,在不同的時局之下,在主動性上也有著不同的選擇。
“竹林”名士,被動選擇隱逸,因不滿朝廷的統治,這是不得不去存異;
“清談”名士,妥協於朝廷,逐漸不再因逃避而隱逸,嘗試主動適應時局;
“蘭亭”名士,多出自士族,屬於權力中心,主動隱逸的刻意存異,以士族利益為基礎。
綜合來看,從“竹林”名士不得不為了避難而隱逸,到“蘭亭”名士為了權位而隱逸,這是魏晉名士由被動到主動的隱逸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