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東漢是西漢宗室劉秀（漢高帝劉邦九世孫，漢景帝子長沙定王劉發支系後裔）。他利用王莽新朝統治無術，官逼民反之機，參與綠林農民起義軍，逐漸發展壯大。透過艱辛鬥爭，正確策略，最終脫穎而出，蕩平群雄，統一全國，國號為“漢”，史稱東漢、後漢。因劉秀去世後，諡曰“光武”，故後世也將其創業過程，譽為“光武中興”。
光武帝劉秀畫像
劉秀之所以能以太學生的身份，年輕時的最高人生理想，也不過是“做官當為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而一躍成為開國皇帝，可並非是獲得什麼“錦鯉”！更多的是奮鬥和努力！他創業成功的因素，除我們上面所說的艱苦卓絕的鬥爭、正確的策略運用等外，還有一條因素，長期以來被人們所忽視，即兩漢之際勃興的“人心思漢”社會思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劉秀的成功，也是“時勢造英雄”的典型體現。
一、兩漢之際農民起義及豪強武裝割據混戰
西漢後期，各種矛盾異常尖銳，統治者面臨著嚴重的統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王莽以“禪讓”的和平方式，奪取皇位，建立新朝，實行改制，符合社會各階層希冀緩解、消弭各種矛盾的根本利益，因而，漢、新政權的更替，除漢朝宗室和少數臣僚零星武裝反抗外，其他社會階層比較穩定，或者說在劉、王二氏政權爭奪戰中，基本持中立、觀望態度：“是以即真（指王莽稱帝）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王莽在精英階層，甚至擁有極高的聲望。
隨著王莽改制若干政策，尤其是與強宗豪姓爭奪經濟利益的限制土地兼併、五均六筦政策的推行，不可避免的觸及、侵犯了強宗豪族的既得利益，從而將其推到了新朝的對立面。新朝天鳳、地皇年間（14年—23年），大姓（以人數眾多、組織嚴密、控制一定政治、經濟社會資源為特徵的宗族組織為依託）起兵次數逐漸增多，在相應歷史階段中，與其他社會階層相比，略具優勢。
地皇年間，由於王新政權內政、外交政策陷入窘境，社會矛盾激化，社會各階層紛紛起義。
公元23年，劉玄漢政權（史亦稱更始政權）攻佔長安，推翻新朝。或許對劉玄政權正統性的承認，更始政權期間，史書中基本不再有劉氏宗室、士族起兵的記載。然而，大姓勢力沒有偃旗息鼓，反有增強之勢。據粗略統計，僅在史書中有記載者，就達22人次，遠超王莽新朝時期總和。這或與更始政權統治不力，為地方強宗豪族提供了權力真空因素有關。
兩漢之交各階層起義情況統計
由於更始政權旋即為赤眉軍滅亡，源於對皇權的覬覦，各割據勢力掀起新一輪的逐鹿混戰。當時較大的割據勢力，主要有東方劉永、張步、董憲集團，北方王郎、彭寵集團，西北盧芳、竇融、梁統、隗囂集團，南方李憲、秦豐、田戎集團，西南公孫述集團等。他們彼此之間，互相攻伐混戰。
二、各割據集團“擁漢”形式各異
令人奇異的是，當時若干農民武裝，如綠林軍、赤眉軍等，其真實或名義上的領導權，掌握在劉氏宗室手中。若干官吏、大姓控制武裝集團，也透過或擁立西漢宗室，或尊崇西漢皇室的方式，以為號召。“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其主要形式有：
（一）擁立西漢廢帝或宗室
新朝末年勢力最大的農民起義武裝綠林軍，其領袖王匡、王鳳等，“眾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劉玄）為天子。”當時各地豪傑紛紛響應：“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
劉玄劇照
另外一支勢力強大的農民起義武裝赤眉軍，其領袖樊崇、徐宣等“以困窮為冠，無攻城徇地之計”。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後因雙方矛盾激化，樊崇等“亡歸其營”。方陽勸樊崇等“立宗室，挾義誅伐”。樊崇等透過占卜，選立牧豬的劉盆子為帝。
更始三年，方望等起兵時，擁立西漢末代皇帝孺子劉嬰為天子。其理由是“前定安公（劉）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為漢主。今皆雲劉氏真人，當更受命”。
（二）詐稱劉氏皇室後裔
屬於此種類型的割據集團領袖，主要有王朗、盧芳。
王郎，一名王昌，趙國邯鄲人。他本是卜相者，與趙國王子劉林親善。王郎詐稱是漢成帝的兒子劉子輿。劉林等因赤眉軍將至，“立劉子輿以觀眾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王郎稱帝，“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
盧芳，安定三水（今寧夏同心）人。王莽時，“天下鹹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更始政權覆滅後，三水豪傑“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擁立他為上將軍、西平王。
（三）以受漢使命為號召
屬於此種類型的割據集團領袖，主要有隗囂、公孫述。
隗囂被眾人推舉為上將軍後，他聘請方望為軍師。方望勸他說：“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眾？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囂從其言，建廟祀高祖、太宗（漢文帝廟號）、世宗（漢武帝廟號）。囂等盟誓曰：“凡我同盟，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奸慮，明神殛之。”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
割據今四川的公孫述起兵時，對縣中豪桀說：“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使人詐冒漢朝使者，“詔命”公孫述為輔漢將軍﹑蜀郡太守、益州牧。
文史君說
為何“人心思漢”思潮會在兩漢之際勃興？范曄曾有精闢論述：“夫能得眾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
我們認為，范曄的論述是準確的。西漢元、成、哀、平時期，雖較文、景、武、宣時期，國勢日弱；但從總體上來說，社會處於相對平穩狀態。政權的更嬗，主要採取較為平和的“禪讓”，而非戰亂方式，因而，沒有對社會大眾的生命、財產造成嚴重破壞：“王氏擅朝，因號竊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漢、新政權的興替，在社會上也未引起巨大反響。恰如呂思勉所說：“人民之於劉於王，無適無莫。”
王莽推行改制，本在緩解、消弭西漢末期各種矛盾。卻因舉措失宜，加之天災人禍，終使天下大亂。
亂世中的顛沛流離，自然會引起民眾對以往雖不是家富人足，但也不乏安寧晏如、大小平安生活的溫馨回憶，對以往生活的虛幻、美化，自然會將以往曾遭受的種種辛酸、痛苦暫時拋諸腦後，而將現實中的痛苦無形誇大。“人心思漢”思潮，也因此而擁有巨大的社會群眾基礎。諸割據集團因勢利導，同時藉此尋求天命、正統支援，招徠民眾，故“鹹稱劉氏，不謀同辭”。這一思潮，給以“高帝九世孫”為號召的劉秀來說，也是一筆不菲的輿論資源。為“光武中興”偉業的實現，無疑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2.（南朝 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3.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4.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作者：浩然文史·投稿作者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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