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爾小學一角 李梓毅/攝
教師胡婭香記得，23年前她剛到木爾小學任教時，全校只有兩間雨天會漏水的磚瓦房，課桌椅破爛不一，“教室裡什麼都沒有，靠一支粉筆就開始上課了。”
木爾小學坐落於四川省東南角、海拔2300多米的大涼山深處，距離當地州府西昌市114千米，相當於2個多小時的車程。其所在縣布拖縣是大涼山最後脫貧的7個貧困縣之一。
2020年，木爾小學透過國家義務教育發展基本均衡檢查驗收，學校條件發生了改變：教室安上了電腦一體機；學生的音樂課、計算機課有了專門的功能室；7177平方米的運動場也鋪上了塑膠跑道和人工草坪。
“所到之處修得最好的就是我們學校。”校長吉玲英說到。但同時她也坦言，學校教育硬體達標了，而深居大涼山腹地，教育資源匱乏、師資力量不足仍是他們所要面臨的困境。
吉玲英介紹，這所建於1958年的小學，目前承擔著周邊五個村的教學任務，有學生1100多名，但在編教職工僅50多人。
聽不懂的課堂和身兼多職老師2008年，吉玲英作為一名特崗生回到家鄉布拖縣任教，但場面卻和她想象中的大不相同。“那時候在黑板上指點江山，認為自己講得非常好，結果發現孩子互動很少，只有兩隻眼睛明亮地盯著你，這就可以感覺到，他們已經聽不懂了。”
學生聽不懂的原因首先來自布拖縣的學情。據瞭解，布拖縣以彝族人口為主，當地人日常以彝語交流。吉玲英表示，學校裡的孩子則多為由爺爺奶奶照料的留守兒童，在進入小學之前，他們基本是在純彝語的環境中成長，普通話基礎薄弱。
這帶來的直接影響是，孩子上課聽不懂、跟不上課程進度，進而容易產生厭學情緒。在當地，語文是大部分學校的薄弱學科。此前，木爾小學全州統考的語文成績也一直在及格線徘徊。“孩子們要到三年級才能聽懂一些簡單的漢語。在這樣的條件下，要提升孩子的學習質量和成績就很困難。教育質量提不上來，家長也失去了信心。”
某種程度上來說，普通話是教學的基礎，也是走出大山、融入外界社會的橋樑。學校唯一的計算機老師蘇呷日曲對此深有感觸。畢業於雅安技術學院的他，最初選擇到廣東惠州的一家鋰電池工廠工作。
“看到那些外出打工的老鄉，因為沒文化，找工作特別難；很多人普通話說不好，日常沒辦法和周圍人交流。”親身的經歷，讓蘇呷日曲意識到，並非身體的離開，就可以實現夢想。
但同時，這也曾是掣肘大涼山教育發展的難題。學生聽不懂普通話，老師無法“施展拳腳”，教學進度被迫放慢，教學質量被打折扣。在這種情況下，解決語言問題顯得更為迫切。2015年10月開始，涼山州在每個村設立一個幼兒教學點，2018年又在此基礎上啟動“學前學普”行動，對學前兒童進行普通話和行為習慣養成教學。
“2020年，第一批（經歷過‘學前學普’的）孩子進入一年級學習的時候，成果就非常明顯了。”吉玲英說道。作為平衡，在推廣普通話的同時，木爾小學每週安排一到兩節彝文課，由專職彝語文教師講授民族文化傳承課程。
如今，對於吉玲英等山區學校校長們來說，校舍、裝置等硬體條件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語言教育也開始看到成效；師資力量不足、教學資源匱乏的“軟體”問題是他們當前所面臨的更為棘手的問題。
課間，學生趴在走廊看風景 李梓毅/攝
9月1日下午，普熱子拉正在給木爾小學的學生上美術課，這節課他要教會孩子們用國畫畫西瓜。透過黑板中間的電子螢幕，普熱子拉播放了一段影片用於講解和演示如何完成一幅畫作，自己則在一邊在黑板一側寫下影片要點，並和學生互動。
實際上，普熱子拉並非專職美術老師，數學才是他的本職。為了完成這節國畫課的教學，非美術專業出身的他，正在不斷熟悉多媒體和騰訊教育教師助手的教學資源。
在木爾小學，和普熱子拉一樣身兼多職的老師還有很多，蘇呷日曲就是其中一位。作為木爾小學唯一的計算機老師，蘇呷日曲在負責全校計算機課的同時，還兼顧著學校的資訊化工作，並擔任數學老師和班主任的角色。
在教師數量有限、專業不均的情況下，有限的人力不得不優先向語文、數學等學科傾斜，再加上教學資源的匱乏，音體美等素質類課程通常難以被顧及到，教師也不得不身兼多職，承擔起多個科目的教學負擔。這是包括木爾小學在內的大多數山區學校或農村小規模學校所面臨的難題。
“今年有體育老師，明年還有沒有就不知道了。”吉玲英說道。
教育資訊化能否解決大涼山師資短板木爾小學和布拖縣曾經面對的教育問題複雜且多元，既包括經濟欠發達、師資力量不足，又包括普通話普及程度低、留守兒童多等情形。透過教育資訊化來彌補山區學校教育教學的不足，是這所學校改變現狀所選擇的嘗試。
2021年9月1日，新學期開學，胡婭香給班上的每位學生髮了一張帶有二維碼的A4紙，讓學生今後在老師提問時透過舉A4紙回答問題。
“我國有多少個少數民族，請舉出你的答題卡……”在一節語文課上，胡婭香剛朗讀完一道選擇題，底下四十多名學生就舉起了這張A4紙。隨後，學生的名字按答題準確率高低和速度快慢出現在教室大螢幕上，“有40個同學知道，2個不知道。”
課堂上，學生透過一張A4紙回答老師提問 李梓毅/攝
這張答題卡是騰訊教育教師助手的“趣答”產品。產品經理馬鈺雯介紹，A4紙上的二維碼代表著每位學生的ID，四周的四色長方形則分別代表ABCD四個選項。面對老師的提問，學生透過旋轉方向確定答案後，朝向黑板上的電子眼舉起紙張即可提交。同時，系統會根據學生答題的速度和準確率給出相應的排名。
胡婭香最大的感受則來自對學生學情的把握。“平時上課點名回答不可能全部點到，其他同學有沒有掌握只能透過作業來了解，這樣時間跨度就拉長了。現在講完就能反饋哪些學生不會，我就能馬上給對應的孩子再講一下，有印象吸收也快。”
使用“趣答”只是木爾小學教育資訊化一部分。事實上，木爾小學資訊化硬體裝置的投入從2019年就已開始。目前，校內每間教室都配有電腦一體機，並開通了獨立的網路。到2020年10月份，教育資訊化設施裝置的建設已初步完成。
硬體設施的配備是教育資訊化的“基建工程”，如何發揮工具的作用，關鍵還要看使用者。現下，擺在木爾小學面前的挑戰就是教師資訊化素養普遍不高的問題。“剛開始一體機來的時候，開機、關機沒問題，但怎麼使用，上課怎麼操作，我們當時覺得這個肯定很複雜。”吉玲英說到。
這樣的問題在52歲的胡婭香身上體現得更加明顯。“剛安裝的時候，我很高興也很怕。我不會用，怕用不好。一般我都不敢亂碰電腦，上課的時候電腦卡住了我就頂著，然後找別人來看到底怎麼回事。”
在此之前，胡婭香沒有用過電腦備課，學校有的老師家裡沒有手提電腦也沒有桌上型電腦。對於他們來說，電腦和多媒體教學就是熟悉又陌生的事物。對於胡婭香等木爾小學的老師來說，功能多寡或許並不是資訊化產品最重要的因素，是否足夠簡單易上手是他們更為看重的。
不只是在欠發達地區，輕量級一直以來都是教育資訊化需要解決的問題。“會不會給我增加負擔？”這是馬鈺雯帶著產品在進入學校時被問的第一個問題。而這也是“趣答”選擇A4紙作為載體的原因。“‘趣答’整套裝置成本在幾百塊錢之間，運維成本也比較低，紙張壞了重新列印即可。”馬鈺雯說道。
除此之外，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殊學情也是資訊化建設中需要面對的難題。例如，針對教學資源匱乏的問題，開發網路教教育資源庫是最常見的手段。馬鈺雯介紹，教師助手建有題庫和教學資源庫，包括考試學科、音樂、美術、心理等教學資源和課程，老師可以在其中呼叫素材進行備課。
但胡婭香表示，由於木爾小學學生基礎弱，對於他們來說，許多資源庫的內容過於深入，更適合城市學生。騰訊教育教師助手產品經理凌晨也表示，目前，資源庫以標準化內容為主，接下來也會根據地方和學校的具體情況開發有針對性的資源。
儘管如此，資訊化產品的到來還是在一定程度上給大山裡的老師減輕了負擔。胡婭香提到，平常需要透過三個課時講完的內容，現在可以壓縮到兩個課時。“有些東西我不用再專門去講，透過多媒體一展示，孩子就懂了。以往有的東西靠嘴說，孩子也不知道是什麼，透過圖片就很直觀。”
吉玲英也逐漸感受到，教育資訊化正在緩解著大涼山師資、課程資源不足的問題，真正上手操作後也發現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難。但“簡易”依舊是這所山區小學的校長對教育資訊化產品的期望。
她表示，目前，學校硬體裝置達標了，接下來還是得把重心放在提高教師學科素養、資訊科技素養上。“這個是我們很薄弱的地方。”
山裡放羊的娃回到教室“薄弱”，曾是長期困擾大涼山教育發展的難題，它不僅體現在教育的軟硬體上，更體現在意識中。
吉玲英剛畢業到校任教時，家長教育意識的淡薄是她意想不到的。“一到開學，我們就要穿著雨衣雨鞋，走村入戶去叫孩子來讀書，全是泥濘的小路，有時候還要被家長罵。”她解釋道，在當地，孩子上了四五年級有一定勞動力後，不少家長就不願意讓孩子回校讀書，更希望他們能幫家裡放放羊、種種地。
木爾小學學生 李梓毅/攝
吉玲英回憶道，自己成長的年代並不支援女孩子讀書，十七八歲就嫁人的情況普遍存在。儘管家中還有弟妹，當時讀書也不是免費，但父母還是堅持供自己和妹妹讀書。“如果不是我父母支援，我也不會現在在這裡和你們交流。”
作為透過教育走出大涼山又回到大涼山的本地人，吉玲英從自己身上看到教育改變命運的可能性，也在自己成為一名教師後看到教育是如何潛移默化地改變一個家庭。
2020年，在幫扶當地貧困戶的過程中，她發現，只有孤寡老人，沒有學齡兒童的家庭的改變難度遠高於其他人。
在有學齡兒童的家庭中，孩子甚至能成為家中的“頂樑柱”。她提到，環境衛生、生活習慣，包括三餐飯菜都發生了改變：衣服被收拾進衣櫃、被子疊得整整齊齊，席地而坐的習慣也被改過來，遙控器壞了自己捯飭捯飭就修好了。
家訪時，吉克莫紅英正揹著弟弟 胡婭香供圖
吉克莫紅英是木爾小學四年級二班的一名學生，母親在外打工，她則和父親、弟弟妹妹共同生活在布拖縣。作為家裡最大的孩子，11歲的吉克莫紅英早早就承擔起照顧弟妹的責任。
對於未來，吉克莫紅英也有自己的想法，“長大後我想做老師，因為我想教別的小朋友們知識。因為我是從這裡長大的，想回來當老師。”
據涼山日報報道，2019年，涼山州有6萬多名失輟學學生，約佔同期全國失輟學學生總數的十分之一，其中有建檔立卡貧困戶家庭子女2萬多人。到2020年，這些數字已全部清零。
“還是希望能透過自己的一份力量，讓孩子們能夠走上教育這條路，最直接的就是能讀大學，回來了有個穩定的工作。”吉玲英說道，在她看來，大涼山的孩子透過辛勤的勞動也可以致富，只是可能要吃很多的苦，而教育則是大涼山孩子改變現狀最快捷的高速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