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篇文章中，我們講到在英法聯軍進犯京城，火燒圓明園以後，逃到熱河的咸豐皇帝因不願面對慘淡的現實，一直以各種理由拖延從熱河行宮回京的計劃。結果因為縱情聲色，半年之間，咸豐的病情不斷加重，在30歲的壯年就一病不起，再沒有等到重回紫禁城的一天。
咸豐作為一國之君，不是說死了就能一了百了，他身上還揹負著讓大清王朝統治延續的重擔，因此即便臨終前重病在床，也要撐著最後一口氣，對身後事做出合理安排，讓大清政權能夠從自己手上順利交接。不過此時，咸豐卻面臨著一個所有皇帝都不願意面對的難題。
正如前面講到，咸豐去世時非常年輕，剛到而立之年，加上他生子比較遲，此時只有一個6歲的兒子，即後來的同治皇帝載淳，這也使得咸豐在皇位繼承人問題上沒有選擇的餘地。
剛滿6歲的小孩當皇帝，是不具備治理國家的能力的，在這種情況下，咸豐只能效法祖先，為載淳指定“顧命大臣”，在他成年之前負責輔助朝政，以實現權力的順利過渡。
沖人繼位指定顧命大臣的做法，在清朝並不是沒有先例，甚至用晚清名士王闓運的話來說，“祖制重顧命”，這算是清朝的一個祖制。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順治為康熙幼年登基指定的四位顧命大臣。
然而，同樣是指定顧命大臣，咸豐這一舉措的效果卻遠沒有達到他的預期。咸豐指定的八位顧命大臣，不僅沒有輔佐載淳至成年，反而是在咸豐屍骨未寒時，就被政敵給全數拉下馬，從此清朝政局步入兩宮太后垂簾聽政時代，徹底打亂了咸豐臨終前的部署。
之所以會導致這樣的結果，與咸豐確定顧命大臣人選時犯下的一個致命失誤有關。
康熙初年和同治初年的朝局有些相似，都是幼主繼位，都由先帝指定輔政大臣，都存在政治能力不俗的太后。我們將兩批顧命大臣做個對比。
康熙朝四顧命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鰲拜、遏必隆。
同治朝八顧命大臣：載垣、端華、肅順、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
兩相對比，咸豐指定顧命大臣的最重大失誤，是這批大臣沒有真正得到輔政的充分授權。
在具體討論這一點之前，我們先考慮這樣一個問題：顧命大臣被賦予這麼大的權力，其權力的來源是什麼？
很多人認為，顧命大臣是先帝指定的，他們的權力來源自然是先帝。但是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先帝指定完顧命大臣之後就死了，而死人是不會說話的，其生前所有舉措的解釋權都保留在活人的手中。就如同咸豐臨終前曾親口立下遺囑，讓顧命大臣“贊襄一切政務”，但慈禧恭親王等人奪權後說這是顧命大臣自己捏造的，此時咸豐已不能活過來為他們辯解。
所以顧命大臣聽起來風光，但實際做起來並不容易。要真正掌握輔政權力，必須得到充分授權，具體來說，對上要得到新皇帝和太后的信任，對下要得到群僚百官的信服。
我們看康熙朝那批顧命大臣。為首的索尼，一是資歷深厚，從後金時代開始，就隨其父兄投奔努爾哈赤，真正的四朝元老。二是政治上靠得住，當年皇太極駕崩，勢力如日中天的多爾袞找索尼議立太子時，索尼不受其脅迫，堅持要立皇太極之子為帝，不趨炎附勢。這樣的人來當顧命大臣之首，沒有人會不心服。
另一位著名的大臣鰲拜，雖然在許多人印象中是個反面人物，但當時鰲拜也是貨真價實的滿洲第一勇士，為清朝建立立下過赫赫戰功，他的地位是自己衝鋒陷陣，一場場硬仗打出來的。在崇尚武力的清朝，鰲拜的資歷和名望也絕對夠的上當顧命大臣。
另外兩位顧命大臣蘇克薩哈和遏必隆，雖然履歷上沒有前兩位那麼光鮮，但也是資歷夠老，而且與皇室有姻親關係，是政治上可靠的人物。
反觀咸豐指定這批顧命大臣。為首怡親王載垣和鄭親王端華，都是靠著祖宗庇廕繼承的王爵，沒為大清立過什麼功勳，載垣還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擅自扣留對方使者，導致形勢惡化的作俑者。肅順是這批人裡面唯一的“實幹家”，但因為攬權太過，得罪了很多朝臣，想將他拉下馬的同僚大有人在。景壽雖為駙馬，但能力和名望都遠不如恭親王。後面的四位顧命均為軍機大臣，但總的來說政治地位並不是很高，只是靠依附怡、鄭兩親王而得以進入顧命之列。
咸豐指定這批顧命大臣在資歷和聲望上存在先天不足，但由於時間倉促，也未能採取相應措施補救。
同樣是指派顧命大臣，我們看康熙初年時朝廷的做法。索尼、蘇克薩哈、鰲拜、遏必隆四人，已經可以算是眾望所歸的人選，但即便是這樣，朝廷仍要舉行一個公開的儀式，得到百官群臣對這四人顧命地位的承認。《清史稿》記載：
“十八年，世祖崩，遺詔以索尼與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同輔政。索尼聞命，跪告諸王貝勒，請共任國政，諸王貝勒皆曰：‘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委以國家重務，誰敢幹預？’索尼等乃奏知皇太后，誓於上帝及大行皇帝前，其辭曰：‘先皇帝不以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等為庸劣，遺詔寄託，保翊衝主。索尼等誓協忠誠，共生死，輔佐政務。不私親戚，不計怨仇，不聽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無義之富貴，不私往來諸王貝勒等府受其饋遺，不結黨羽，不受賄賂，惟以忠心仰報先皇帝大恩。若各為身謀，有違斯誓，上天殛罰，奪算兇誅。’誓訖，乃受事。”
索尼等四人，也是當著宗室和百官的面，對著上天和先帝發誓，並得到群臣的認可之後，才真正開始其輔政的工作的。而咸豐臨終授命時，自己還身在熱河，身邊也只有包括八位顧命大臣之內的寥寥數人。甚至因為咸豐身體虛弱，沒有力氣握筆，連指定顧命大臣的遺詔都是自己口述，由別人書寫的。在指定顧命大臣的程式上，沒有經過百官的見證和認可，口說無憑，這也是後來兩宮太后和恭親王敢直接否認這八人顧命大臣身份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由於咸豐逃難到熱河後，長期不回京城，事實上把朝廷割裂成了熱河與北京兩派。在留守京城的官員眼中，他們在恭親王的領導下，冒著生命危險與洋人談判時，熱河那幫人卻在後方吃喝玩樂。結果咸豐臨終時，卻將所有的權力都交付給了在熱河的八位大臣，把恭親王踢出局外，這也激起了留守京城的官員們的不滿情緒。
事實上，顧命八大臣以為自己已經大權在握時，不知道京城中大批官員已經暗中響應兩宮太后和恭親王的計劃。八人一回北京，就立刻被京中勢力抓捕，從高高在上的顧命大臣淪為了階下囚。
除了上面這點以外，咸豐還犯了一個失誤，就是八位顧命大臣的勢力過於集中，除了持相對中立態度的駙馬景壽以外，其餘七人都是同氣連枝的一黨。
設立顧命大臣的意義，在於讓各方勢力互相牽制和平衡，比如康熙初年的四位顧命大臣，互相之間沒有什麼政治利益勾結，鰲拜和蘇克薩哈之間還是嚴重的對立關係。雖然後來鰲拜專權攬政，但如果讓四人直接聯合，對皇權的威脅更重。因此即便沒有兩宮太后和恭親王發動辛酉政變，讓顧命大臣輔政的政治格局延續，未必就能如咸豐生前所願，將權力順利過渡到成年後的兒子手中。
參考資料：《清實錄咸豐朝實錄》《清實錄同治朝實錄》《清史稿·列傳三十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