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亂”產生了幾大派系?北伐派代表人物,兩國宗藩關係
導語:“三藩之亂”產生了幾大派系?北伐派代表人物,兩國宗藩關係
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以及朝鮮方面對戰爭狀況的深入瞭解,朝鮮國內不同群體出於不同原因的考慮,對“三藩之亂”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產生了“北伐派”和“務實派”兩大主要派系。兩派的主要分歧是,朝鮮是否應該採取直接的軍事行動,以支援三藩的“義舉”。朝鮮“北伐”派主要由地方儒士集團構成,也包括部分朝廷內的史官和中小官僚。他們從“春秋大義”出發,結合當時的東亞局勢,提出“北伐”的論調,因此也被稱為“義理派”。 北伐言論在朝鮮國內由來已久,在曾經入質瀋陽的朝鮮孝宗朝(1619—1659年在位)尤為典型,這一時期北伐的呼聲達到高潮,後因孝宗的去世而略顯低落。康熙初年,“三藩之亂”的爆發又為北伐言論的再次膨脹提供了契機。
康熙初年,朝鮮國內的北伐言論首先是從儒生開始的。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己卯,朝鮮國儒生羅碩佐、趙顯期等向國王先後上疏,要求北伐:“吳三桂既據南方,蒙古亦不親附,天下事變,迫在目前;乘此機會,練兵峙糧,大可以復仇雪恥,小可以安國保民。”隨後,在七月癸亥,朝鮮國內最激進的反清人士尹鑴也進密疏:巨聞除天下之憂者,必享天下之福,折天下之義者,必受天下之名……華夏之怨怒方興。吳起於西,孔連於南,韃伺於北,鄧窺於東。薙髮遺民,叩胸吞聲,不忘思漢之心,側聽風飈之響,天下之大勢可知也已。我以鄰比之邦,處要塞之地,居天下之後,有全盛之形,而不於此時興一旅、馳一檄,為天下倡,以披其勢、震其心,與共天下之憂,以撫天下之義,則不徒操刀不割,撫機不發之為可惜,實恐我聖上遹追其承之心,無以奏假於我祖宗我先王,而有辭於天下萬世矣。
康熙十四年(1675 年)正月,針對“水原儒生李啟祥上疏,自請渡海以通鄭錦事”,尹鑴認為應加褒獎,這樣必有後繼之人。四月,尹鑴又鼓動唐人黃功上疏,請渡海奉使招鄭錦。羅碩佐、趙顯期、尹鑴都是當時朝鮮國內儒士集團的代表,他們的上述言論,是直接針對三藩之亂爆發後,朝鮮是否應該採取直接的軍事措施而發。從他們的言論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其支援北伐的態度。他們一方面認為應該趁清朝“眾叛親離”的良好機會,大舉進發;另一方又從春秋大義出發,認為天下皆起兵反清而我國獨不參與,於理不合,於義不合。
藉助“三藩之亂”的爆發,這些儒生們又開始對朝鮮與清朝之間的宗藩關係提出不滿。康熙十四年正月丁亥,尹鑴提出,應該就清朝使者的接待問題作出重新規定,後乾脆認為不必“對犬羊屈拜”。二月丁酉,尹鑴又申前說,引發朝堂爭議,遭到許積等人的反駁,尹鑴進而提出:“彼若生疑而動兵,則正好乘機。我國自有十萬精兵……不十日可據瀋陽。瀋陽既舉,則關內震動,事無不成之慮。”繼而引出自己的主張:“方今外有三事:北伐一也,渡海通鄭二也,與北絕和三也”。
尹鑴的態度很明確,朝鮮作為禮儀之邦,小中華的代表,不能對作為蠻夷之邦的清朝屈禮迎接。如果清朝因禮儀問題興師問罪,則正好趁機出兵北伐。儒生們的北伐論以及對兩國宗藩關係的質疑,其目的都是希望朝鮮王朝能借此機會出師北伐,改變其與清朝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當然,尹鑴的北伐論也不僅僅侷限在言論層面。康熙十四年正月,尹鑴曾上疏要求製造兵車,雖然此事引發朝堂爭議,頗受阻礙,但最後還是得以“試造數三輛”。不久之後,朝鮮國王檢測了兵車的威力之後,下令“頃日兵車造成事,只慮物力之不逮矣,即令中官,詳細看審。見其圖形,則可以足用於緩急,亦足為禦敵之長技,如此,則何惜一時物力之有弊乎?即令分付於兩局及關西,料理造成,以待陰雨之備。”朝鮮“不能因惜一時之物力置防禦之長技(兵車)於不顧”,於是開始大規模製造兵車。雖然這一決策後因害怕清朝使者看到引發誤會而終止,但是尹鑴的此番上疏及國王的肯定,卻推動了朝鮮國內北伐言論的發展。
至此,北伐言論的主體從儒生逐漸轉移到史臣及中小官員身上。康熙十四年(1675 年)五月辛未,豐德幼學陳絢上疏:“請擇能胡語、漢語者,間行深入,以觀賊奴虛實,又察吳將勝敗。文武中擇智謀異等者,為通訊使,送於鄭錦海島,憑寄檄書於吳三桂,以約某月某日興兵協力之期。”六月庚申,對馬島太守平義真來書言吳三桂事,引發朝堂相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