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考試取消:中國考生夢斷藤校?

 “我看到網上有一種說法,把AP考試比作高考。其實沒有那麼嚴重,美國本科的稽核是Holistic Review(綜合評估),AP成績只是眾多維度裡面的一個維度。”關於近期在中國多地取消的AP考試,從業十年的留學顧問楊芸給《中國新聞週刊》提供了一種解釋。
  5月6日,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以下簡稱CB)和AP考務合作方普爾文公司釋出了一則聯合公告,宣佈因受疫情以及相應防控措施影響,中國部分考點無法在5月按計劃如期舉行AP考試,並且不提供補考、網考選擇,也無法提供基於作業的預測評估或分數。AP考試網站顯示,除廣州、長沙、南京、青島、杭州、寧波等城市正常考試,北京、上海、長春、哈爾濱、南昌、蘇州、鄭州等考點全部關閉。
  訊息一出,隨即引發極大關注,甚至有媒體稱“中國國際教育體系中最頂尖學生數年來朝著海外第一梯隊高校的努力付之東流,情況幾乎無解”。一些考生和家長也陷入到焦慮之中,北京某中學國際部高二學生家長,在社交媒體發出公開信,表示此刻心急如焚,停考對孩子的人生將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
  “剛開始的時候家長會有很大的反應,孩子也會比較激動,畢竟備考了一年的東西考不了了。”在和許多家庭的接觸中,楊芸也感受到了明顯的情緒波動:“但是現在大家都已經接受了。”
 將損失降到最低
  AP全稱Advanced Placement,即美國大學預修課程,發源於1951年福特基金會啟動的AP專案,1955年起由CB(美國大學理事會)接收管理,適用於全球計劃申請美國本科的高中生。在美國以外,全世界還有60多個國家的招生認可AP成績,其中包括牛津、劍橋等G5名校。僅2021年,全球就有8.4萬餘名考生參加了17.6萬多場AP考試。
  與中國大學在多數情況下以高考成績作為唯一招生標準不同,國外大學的新生錄取通常會考察多項條件。以美國為例,既需要在校成績、語言考試成績、學術類考試(如SAT、ACT)成績等資料,也會綜合參考社團活動、公益活動、專業競賽、實習、科研等軟性資歷。AP成績作為前者的一部分,雖然不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卻顯然構成了競爭力中的有效加分項。所以,大部分學生通常會根據準備申請的大學專業,在AP的7大類38門課程中選擇至少4門。一般在高一下學期的5月和高二下學期的5月,考生會參加兩次考試,隨後在高三上學期申請目標大學。與此同時,高三仍然可以繼續參加考試,所得成績抵扣大學相應課程學分。

AP考試取消:中國考生夢斷藤校?


  中國大陸從2007年起正式引入AP,短短十餘年時間,已有483所學校開設了相關課程。同時據楊芸介紹,全球疫情之前,中國學生從高中到碩士的留學意向都在逐年增加,疫情之後高中階段出現了迴流情況,但本科仍然保持穩定。由此,AP在中國留學群體中所輻射的人數比例及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受AP考試取消影響最大的是高二學生。按照本來的進度,他們在參加完今年的考試之後便要進入申請階段了,失去這一籌碼,難度和風險係數無疑大大增加。“尤其有一種情況,很多申請名校的學生不滿足於學校提供的課程,會額外在培訓機構再學幾門,這在學校的成績單上是看不到的,只有透過參加大考(來體現)。”談到影響,楊芸特意指出在顯而易見的普遍情況之外,其實有著許多具體而微妙的差別:“還有一種情況,對國內比較頂尖的國際學校,美國那邊的大學都是有一定認可度的,一些特別普通的學校則缺乏這種reputation(信譽)。AP考試本來可以提升他們課程背景的含金量,取消之後這些學校學生的成績單含金量更會下降。”
  除了申請方面,考試取消還將增加日後的留學成本。由於AP成績可以抵扣大學學分,一些學生會在國內高中花兩三年學習10~12門課程,以至於進入大學後有可能提前一年畢業,無論費用開銷還是時間支出,都能夠獲得可觀的彈性空間。
  這不是AP第一次做出重大調整。過去兩年,AP考試在全球範圍內都因為疫情原因無法正常進行,CB不得不選擇以線上替代線下,但隨著許多國家和地區解除防疫狀態,今年的考試重新恢復為傳統紙筆模式,不再提供線上機會。在公告中,CB也特意說明,由於一直密切關注上海等中國城市的疫情防控情況以及考試面臨的挑戰,也曾商討過各種應急方案,包括推遲進行,但因為疫情的形勢變化、影響規模和諸多不確定性,只能遺憾地做出部分取消決定。天津考場於5月9日起還一度重新開放過,但到17日又再次宣告關閉。
  目前CB給出的唯一補救措施是,他們將向無法提交今年AP成績的學生提供當地考試取消的證明信函,並且正在與國際高校溝通,呼籲後者為受影響的學生提供儘可能多的靈活性。就這些方面的後續,《中國新聞週刊》給CB傳送了郵件詢問情況,但截至發稿,尚未收到回覆。
  國內的高中也在積極行動,儘可能幫助學生將損失降到最低。在《中國新聞週刊》得到的一份WLSA上海(復旦)學校的自救方案中顯示,校方將針對英國大學,根據學生下學年的會考科目給出預估成績;針對美國大學,學校則聯合美國頂尖高中,根據學生校內成績、期末或模考的綜合評估,給出預估分。與此同時,這兩種評估方式會在來年申請中,在學校簡介的部分做出專門說明,以增加其認可度。
  “有一些家長也會因為覺得國外疫情不是特別穩定,選擇在國內的中外合作大學讀本科,比如上海紐約大學、崑山杜克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這種。”楊芸說,這雖然是非常少數的情況,但的確是留學行業新出現的一個現象:“(因為)他們不可能再回到國內教育體制裡參加高考,所以只能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東亞學生的主要競爭力就在於應試
  早於AP考試,IB和A-Level也做出了中國部分地區取消考試的決定:4月12日,IBO宣佈取消中國華東地區(上海、浙江、江蘇、安徽四省)5月的IB大考;同在4月,劍橋考試局宣佈上海A-Level夏季大考取消,隨後5月4日,北京A-Level夏季大考也被取消。
  IB是國際文憑組織IBO為全球學生開設的高中課程,也是大學預科課程,包含6大類48門,學制兩年,受全球75個國家承認,可作為申請大學入學資格的依據;A-Level則是英國普通中等教育證書考試高階水平課程,是英國學生的大學入學考試課程,共6大類78門,被幾乎所有英語授課的大學作為招收新生的入學標準。
  IB和A-Level在單科難度、綜合難度、英文要求等方面與AP有區別。IB旨在培養綜合能力,各方面的標準都相對更高;A-Level則在綜合難度方面最低,比較容易取得高分。而在更為實操的層面,楊芸還為《中國新聞週刊》做了一個具體說明:“IB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小學是PYP、初中是MYP、高中是IBDP。國際文憑組織對於一個學校能否成為IB學校有非常多的考量,從師資到設施再到可能面向的學生群體都要達到level。所以最好的國際學校,一般都是IB學校,教育理念比較超前的家庭首當其衝地會選擇IB。中途轉軌到國際學校的孩子,如果英文準備充分、能力也非常強,可能會挑戰一下IB,否則的話就會考慮AP或者A-Level。”
  除了上述差別,就考試取消而言,IB和A-Level對考生的影響也不同於AP。早在前年的全球性取消時,二者就採取了評估的方式,將日常表現、模擬考試等作為稽核內容,預估分數與大考成績具有同等效力,2020年,IB成績還出現了明顯升高——這在另一個角度也加劇了競爭。總體而言,IB和A-Level的變故給考生造成的損失比AP小得多,甚至“在學生自己看來有利而無害,因為他們成績基本已經定型了,大考只不過是臨門一腳,這一腳撤掉以後,他們直接進入了放鬆狀態”。南京某IB學校老師衛思亮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學習成績好的人會特別舒坦,差的學生也就直接躺平了,只有平時成績一般的學生可能覺得可惜,他沒法最後一搏了。”衛思亮覺得,雖然大考取消基本不會對學生的升學構成實質影響,但作為老師,他始終將臨考之前的反覆練習和適度緊張視為必要的學習狀態。
  而且在他看來, 東亞學生的主要競爭力就在於應試。“其實我們不管是國際學校還是國內學校,學生的共同特點都是一樣的, 都是對於體系化教育有較強的適應能力,而對西方那種彈性的軟性的素質教育不具有特別強的能力。包括西方素質教育的外部是社會資源的累積和轉化,我們的中產還是太稚嫩,很難把社會資本轉化成孩子的文化資本。所以如果(大考)一直開展不起來,長久來看對於我們的學生是不利的。”實際資料也部分地印證著這一觀點,透過比對近年來的申請結果,衛思亮發現至少在他任教的學校裡,2020年的情況的確有些微的下滑。
  “當然,這裡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國際關係,比如現在的留學人口過於充盈飽和。”衛思亮說。
泡沫的製造與真正的焦慮
  事實上,此次三大留學考試激起的巨大波動,一定程度上與現階段中國留學產業的規範不足有關。
  楊芸在與家長的接觸中就發現,一些人對於AP考試其實存在著誤解,尤其一些培訓機構為了售賣課程,給家長灌輸了許多不正確的概念,“他們會給你洗腦,說AP課程有多重要”。衛思亮也說:“其實學校一直強調,只要把校內的東西搞好就可以完成比較優秀的升學,但是沒有家長聽,所有家長都在外面找中介。中介的設計就是一定要找排名最高的學校去衝,什麼專業隨便,學生最後自己也講,讀的專業跟自己的興趣完全沒關係,學不下去。”
  這是一種泡沫的製造。掌握資訊較好的一方,透過專業權力設定了一個形勢嚴酷的叢林世界與層次分明的內部等級,裹挾著被動跟隨的人們,捲入一場不斷擴張且難度升級的競爭遊戲中,其本質已無關教育,只是一門生意。2014年時,北京王府學校副總校長張雲魁就直指矛頭地批評過:“一些學校和機構,把AP完全當成了一項考試,以培訓的方式進行授課,完全失去了大學理事會對AP課程的‘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要求,還有‘探究式教學’為目的的學術目標。”
  泡沫得以形成,還與愈發高漲的中產焦慮密不可分。這種焦慮本身就建立在不平等的秩序、不穩定的現實與不確定的未來等基礎之上,疫情在全球範圍內造成的分化趨勢與孤立狀態,無疑更加強化了其對自身處境的悲觀和警惕。教育期許上的突生波折,剛好處在了一系列不安與慌張的陰影包圍之中,於是“生逢其時”地成了打破平衡的又一個砝碼、一次蓄勢已久的情緒決堤。(記者/徐鵬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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