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儘管齊、魯兩國地緣相近，思想淵源相類似，其民本思想有諸多相似之處；但因所處的地理環境不同，地緣政治不同，統治者的執政方針不同，其民本思想差異很大。齊國地處沿海，有三種文化氛圍，思想相對開放，齊國文化也更多地呈現出包容性和多元性，統治者能夠因地制宜發展工商業，提出符合自己國情的人才政策，這些對提升國力、富國強兵都有明顯的功利性色彩的。
導語：魯國比齊國強大，為何沒有成為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從齊國魯國對比角度，分析？人才環境、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
在山東的齊魯大地，春秋戰國時期有兩個著名的國家，齊國和魯國；提到齊國，大家的腦海中就會想到春秋五霸的齊桓公，戰國七雄之一；但是提到魯國，人們只知道那是孔子的故鄉，其實周朝剛分封時，魯國的國力比齊國還要強勢，為何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沒有魯國呢？
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有資料說周王為了防止周公做大，故意壓制魯國，也有文獻魯國恪守周禮制度傳統，故步自封，還有的專家說兩國儘管地緣相近，但是齊國沿海，魯國臨近中原腹地，其地緣優勢是不一樣的。筆者認為，齊魯兩國立國之初，國力相近，後來發展漸行漸遠這與兩國人才環境和民本思想有莫大關係。
齊國兩國不同的人才環境
地理環境
齊魯兩國雖然相鄰，地形、氣候、水溫相似，但從兩國所處地域來看，魯國接近中原地區，其西部是黃淮平原，擁有大片土質肥沃的兩條，並且中原文化對其影響很大，這為魯國農耕經濟提供有利條件，在發達農業的基礎上，魯國形成農耕文化；而齊國臨海，多丘陵地貌，並且深入東夷文化腹地，齊國充分利用漫長的海岸線，靈活地調整統治政策，逐步形成獨特的海洋文化。
從齊魯兩國水文資源和土壤條件來看，魯國都比齊國優越，儘管齊魯兩國都位於黃河下游地區，但魯國的土質比齊國豐腴，這也造成魯國人民寬裕的生活條件逐漸使其柔弱怠惰，逐漸衰落，反觀齊國，土壤貧瘠，限制了農業經濟發展，但齊國自強不息，廣納人才，並且因地制宜地發展商業和手工業，逐步實現富國強兵，稱霸中原的目的。
經濟環境
我們先來看看齊國兩國不同的經濟環境，齊國從分封時，農業生產環境就較差，但是齊國取長補短充分利用優越的海洋環境，結合自己國家特點發展手工業和工商業，實施開放的經濟政策，不僅使齊國經濟實力和國家實力不斷壯大，其靈活的策略也使齊人具有開發靈活的特性。
魯國經濟以農業為主，繼承了周朝“重農輕末”的傳統，使得魯國人安於現狀，恪守禮樂文化的統治秩序；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儘管分封之初，齊國不如楚國，但齊國統治者採取了靈活的對外開放政策，使得齊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取得顯著效果，齊國在成為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的同時，其開放務實的政策吸引了大批人才，更加促進齊國良性發展。反觀魯國，恪守周朝重農傳統，禮樂文化，使魯國的人才也呈現出重德明禮等特點，這對經濟發展和國力的增強並沒有顯著的作用。
社會環境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各諸侯國的實力不斷增強，周天子勢力衰弱，諸侯間爭霸戰爭不斷，社會處於頻繁的變化之中，導致禮崩樂壞，周朝的禮樂統治逐漸失去控制力；隨著諸侯國大魚吃小魚，兼併戰爭不斷，都需要更多的人才，齊國和魯國也不例外，都創造各種環境招賢納士，但齊魯兩國社會政治環境差別很大。
對於人才來說，齊國的社會政治環境相對開朗的多，透過“尊賢尚功”的方式來選拔人才，一方面透過選舉的方式使得下層社會的布衣人才進入仕途得到重用，另一方面透過提拔在戰爭中或者對國家做出貢獻有功的卓越人才；這樣的政策不僅有利於更多的人才進入統治階層來展示自己的出色才能，也促使軍人建功立業，使得齊國軍事力量強大。
與齊國“尊賢尚功”政策相反，魯國的社會政治環境遵循的是周朝宗法和禮樂制的“尊尊親親”；作為周朝姬姓諸侯國的魯國，傳承了宗法制度和禮樂制度，又受農耕文化環境的影響，魯人的安定生活方式與禮樂文化相得益彰，常常使魯人不思進取，使得魯國的政治環境具有相對的保守性，這更不利於人才的發展，也就談不上什麼創新，富國強兵只是一場憧憬。
文化環境
在春秋戰國這樣的大變革時期，文化一度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場面，齊魯文化也在這個時期得到了繁盛的發展，兩國都出現了眾多的人才。但齊魯兩國文化淵源不同，不同的文化特色，對其人才發展影響很大。
齊國文化是由殷商文化、東夷文化、周文華等三種文化結合而二次，齊國實行開放的統治政策，使得文化具備開放的環境，使得齊國能夠吸取各家先進文化，博取百家之長，這種相容幷蓄的開放文化特色，更有利於選賢任能；同時，齊國的文化還帶有尚武特色，尚武文化使得齊國注重軍事發展，培養出眾多的軍事人才；齊國發達的工商業經濟也使得齊文化中帶有奢侈之風。
魯國文化主要以周文化為主，同時夾雜一些殷商文化；魯國地理環境適合耕種，魯人更容易繼承周人重農傳統，更容易恪守周禮，導致魯國文化具有保守的一面。在歷史上無論是政治、軍事、科技等領域，齊國的人才數量和質量都要高於魯國，由此可以看出環境對地區文明的影響，對人才的影響都是不可忽視的。
有句話說得好，歷史主體的推動者是人民，誰贏得民心，誰能最大限度地發動民眾的力量，誰就能富國強民，在禮崩樂壞的西周末年，周王室的天下共主地位逐漸失去，原有秩序被打破，人民思想也進入了“軸心時代”，特別是在思想文化領域，諸子百家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對生產力有著巨大影響的民本思想也逐漸成型。
對於民本思想，齊魯兩國也是充分重視的，齊國姜太公在輔佐武王伐紂過程中，充分領悟到了民眾的巨大作用，因此在建國初期，姜太公就將民本思想作為基本國策；而魯國在分封時，由於周公的原因，地位特殊，是各諸侯國的班長，得享天子之禮樂，完美地繼承和保留了周文化，周初周公繼承周王的重農保民、明德慎罰、敬天保民的民本思想，這種重民、愛民思想對後世儒家的民本思想影響巨大，並最終成為我國古代政治主流思想觀點之一。
齊、魯兩國在建國之初，都重視民本思想，後來為何兩國國力差距越來越大呢？我們就要詳細瞭解下齊、魯兩國的民本思想，然後再透過對比找出其異同點，就可以一目瞭然地看到兩國在之後的發展過程中，兩國國力差距為何漸行漸遠，齊國成為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而魯國卻標榜的禮儀之邦，被楚國滅亡。
齊國的民本思想
在齊國曆史上，先後湧現出姜太公、齊桓公、管仲、齊威王、晏嬰等眾多的名垂千古的偉大人物，這些人都基礎了愛民重民、尚功重利的優良治國傳統，這些以民為本的治國思想使齊國能夠成為春秋五霸之首，戰國七雄之一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開國君主姜太公民本思想
姜太公作為齊國開國君主，作為武王伐紂的最大功臣，被分封到齊地；而當時的齊地還存在大量的東夷人姜太公首要任務就是招攬民眾、穩定民心，鞏固自己的統治。姜太公對東夷人採取“因其俗、簡其禮”，對東夷人傳統習俗，並不強制改制，他首先對繁文縟節的習俗作了簡化，使得原有的周禮習俗更加貼近原居民的要求，這也充分體現了姜太公對民意的重視；同時，姜太公在治理的過程中，一直愛民如子，深入基層真正視民眾的疾苦為自己的疾苦。
姜太公深刻懂得，國家要安定，首先就要安定民心，民心要安定，必須解決人民迫切所需的基本生活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落腳點就是發展經濟。齊國立國之初，農業並不發達，遠遠比不上魯國，但姜太公利用齊國海岸線漫長、河流眾多、交通便利、礦產資源豐富等優勢，因地之地發貨齊國獨有的優勢。姜太公確定“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經濟發展方針，一舉解決了老百姓生活問題，也維護了國家和社會的穩定。
此外，在對待人才的態度上，姜太公確立了唯才是舉，舉賢尚功的政策，這條政策被齊國曆代政治家所繼承和提倡，這不僅為統治階層招攬大量人才，也為軍隊培養了大量軍事人才；人才是興國之本，這才有後來的管仲、晏嬰等一大批傑出的改革家和政治家。
管仲的民本思想
管仲是繼姜子牙之後，齊國又一個傑出的人物，他輔佐齊桓公進行改革，發展經濟，富國強國，以建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目標，在管仲的輔佐下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其實管仲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這與管仲的重民、愛民、富民思想是分不開的。
管仲在長期的實踐中，充分認識到了民眾力量可畏和巨大，他知道民心向背在國家政治中起到關鍵作用，在《管子·牧民》、《管子·權修》等著作中，管仲都明確提出了重民思想；他甚至將“民”的地位，提高到與天子一樣的高度。
管子曾提出“君人者，以百姓為天”《說苑》；《管子·五輔》“古之聖王，取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
管子（管仲）直接繼承姜太公愛民思想，他認為“始於愛民”才是治國之道，要治理好國家，要想富國強兵，就必須重視人民的作用，人心向背是國家興衰的關鍵，人心向背的關鍵是統治者是否愛民，因此，管仲認為要想治理好國家，必須做到愛民。
如何做到重民、愛民呢？管仲認為必須使百姓的生活有保障，道德水準有提高，才能給人民帶來好處，只有人民得到好處，豐衣足食，國家才能富強繁榮；這就形成了管仲的富民思想。不可否認，管仲的富民思想與姜太公“通工商之業，便漁鹽之利”的經濟發展方針是有傳承的。
管仲認為“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為此，管仲積極發展齊國農業生產，將農業生產置於首要地位，農業是立國之本，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管仲因地制宜大力發展工商業，鼓勵對外貿易發展，做活齊國經濟，使齊國富裕起來。
為了調動民眾的積極性，在分配製度上管仲建立“富上足下”的分配製度，管仲認為民富和國富是相輔相成的，只有採取一系列激勵措施，民眾才能為國家創造更多的財富。除此之外，管仲還非常重視減輕民眾負擔，他減輕民眾賦稅，主張取民有度，這樣才不會引起民怨，不會危害到國家。
總之，管仲的重民、愛民、富民政策使齊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領域都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績，這也為齊國的霸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齊國晏子民本思想
晏子是繼姜子牙、管仲之後，齊國又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儘管晏子的生活時代背景與管仲不同，他生活在姜齊政權衰落，田齊政權形成時期，也是各諸侯國不斷髮展頻繁戰爭的年代；晏子雖處亂世，卻將齊國的民本思想發揚光大，這不僅維護姜齊政權，也為齊國的安邦定民起到積極作用。
晏子的重民、愛民、教民思想有哪些呢？晏子提出的重民思想是“意莫高於愛民，行莫厚於樂民”，晏子十分重視民意作用，儘管他服務姜齊政權，當看到田陳終將取代姜取得齊國政權時，晏子認為真正決定權利的歸屬是民意，統治階級是否真正愛民以及民心所向是決定權利歸屬的關鍵因素，所以晏子到最後並沒有維護已經腐朽的姜齊政權。
針對齊景公時期刑罰森嚴，賦稅極重的狀況，晏子注意到了民間疾苦，他提出“省刑罰，薄賦斂”的建議，此建議被齊景公所採納，從而保護了很多無辜百姓的性命，也緩解了齊國社會矛盾，儘管齊國國君昏庸，但國家還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此外，晏子還多次勸諫所輔佐的三位齊國君主，並倡導節儉，他還以身作則，透過自身的示範，能夠讓百姓看到，從而形成一個去奢尚儉的社會風氣，他試圖透過禮法、禮儀來修正人民的行為，從而改變當時混亂的局面。
魯國的民本思想
與齊國稍有不同的是，魯國由於周公的原因，其地位特殊，魯國是諸多諸侯國的尊長，也就是說魯國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的班長。相對於其它諸侯國，魯國較為完整地保持和發展了周代文化，“周禮盡在魯”，正是這種特殊的文化氛圍，魯國早就了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
魯國繼承周公重農保民、明德慎罰的治國思想，同時周禮樂文化在重民保民思想中有相當體現，以儒家學派為代表的民本思想是魯國民本思想的主要內容。
孔子的民本思想
孔子生活在魯國，長期受到魯文化薰陶，當週王朝面臨崩潰，各諸侯國征戰不休，面對“禮崩樂壞”的局面，孔子在恪守周禮的情況下，以復興周禮為己任，提出了以“仁”、“禮”為中心的儒家思想。“仁”，其基本含義就是愛人，也就是尊重關愛別人，也就是愛民，基於此，孔子將“仁”推及到了政治領域，並以“仁”為核心建立了德治學說，這就是一種推己及人的政治模式——為政以德。
在“為政以德”的主張中，孔子認為賢明君主就要具備“寬厚”、“惠民”的“德”；這首先對君主的品質有了明確的規定，君主必須首先具備德，要以身作則，對民眾的治理上要以德感化；孔子的治國理論是繼承周公而來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孔子是明確提出以德治國的人。
孔子的愛民、富民、教民
在孔子的“為政以德”的理論中，德治理論是“仁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其中具體內容就是愛民、富民和教民。
《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愛民，孔子的愛民這是建立在人格平等關係之上的，並不是不分高低貴賤的，只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民心所向能決定國家興亡，所以要給予民眾特別尊重和關愛，說到底，孔子的愛民是有侷限性的，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
富民，主張也是孔子的主張之一，民眾決定著國家的興亡以及統治者地位的穩定，富民就成為國泰民安的必要條件。在對待“富民”的理論上，孔子將民眾的物質利益放在首位，統治者首要任務就是解決民眾溫飽問題，解決溫飽問題後，再對民眾實施教化，只有這樣才能維持社會穩定。
在富民的同時，統治者還應該“斂從其薄”，切實減輕民眾負擔，減輕賦稅，百姓才能賦予；對於統治者來說，孔子認為要“節用”，即以身作則進行勤儉節約，還要愛護勞動力，只有對民眾實施切實的關懷，才能做到惠民愛民。
教民，對於教民，孔子提出“先富後教”時，也針對性提出了“有教無類”，教育是不分貧富貴賤，普通老百姓也應該進行禮義教化，這種思想使得平民百姓有了受教育的權利，這在教育史上是一種巨大的進步。
筆者認為，儘管孔子提出愛民、富民、教民的思想都是出於真誠的目的，然而民本思想本來就是一種統治者的政治行為，孔子偏用道德感化來實現，沒有形成法律制度的感化終究是不可靠的，由此可知，孔子提出的“仁愛”、“為政以德”的理論，最終目的還得維護王權政治。
孟子的民本思想
對魯國民本思想影響巨大的人物，除了孔子之外就是孟子了，孟子所生活的年代，兼併戰爭極其頻繁，戰火中的人們流失居所，疲憊不堪，在這種情況下，孟子試圖透過民本思想阻止這些“無義”戰爭。在民本思想上，孟子是對儒家思想，特別是孔子思想的繼承，並將其思想進一步完善，將當時的特殊政治經濟狀況與文化意識相融合，形成了屬於自己的一套民本思想理論。
孟子在孔子“仁學”的基礎上提出了“性善論”，“人性善”的四端是“仁、義、禮、智”，並將這四端強調為人的本性，肯定了人性的道德價值功能，並把這理論推向社會，從而形成一套民本、仁政、王道的相對系統和完整的政治觀，“性善論”與民本思想相輔相成，性善論是民本思想內容基礎，民本思想就是性善論的應用。
孟子民本思想的主要內容——王道與霸道
王道和霸道是中國政治史上兩大對立的政治主張，王道是指以仁義治天下，霸道是指以武力、威勢、權力等統治政策，孟子是主張王道的。孟子認為，要想得到天下必須實行王道，而王道的核心理論就是仁德，統治者是否符合仁德，是判斷有道和無道的關鍵。
孟子認為崇山“武力”的霸道成為大國，但是隻有“王道”才能取得人心，所以孟子十分強調仁政，但是也不盲目地反對戰爭。在孟子看來，真正的君主應該實行仁政，如果實行暴政就會喪失君主的資格。總之，孟子認為只有王道才能得人心，霸道失去人心，實行王道的仁政才能得到民眾擁護，才能取得天下統一。
孟子繼承周朝和孔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民貴君輕”理論，民的地位是最重要的，社稷其次，君主排在最後，統治者的統治地位穩固與否與民心向背有莫大關係。這就要求統治者要更多關心民眾疾苦，始終心繫民眾，孟子也始終以關心民眾疾苦作為遊說君主的目的，孟子提出的“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是對民本政治思想的進一步深化。
此外，孟子提出了諸多的仁政措施，例如“制民之產”、“取於民有制”，民為國本關係到國家命脈，統治者必須滿足民眾對“利”的基本要求，就必須滿足民眾的衣食住行的要求，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給予民眾能夠維持生計的土地，這就是制民之產。取於民有制，就是反對徵收過高的賦稅，減輕民眾負擔，這與孔子提出的“斂從其薄”的主張是一脈相承的。
教民，在教民的問題上，孟子在孔子教育思想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形成自己的教育體系；孟子認為“仁政”，先有“仁人”，才有“仁政”，這是一種賢人政治，所以孟子大力提倡尊賢使能。在招攬人才的問題上，孟子主張對賢才可以破格利用，主張從下層社會選拔人才，這是對孔子“舉賢才”制度是一個有益的繼承和發展。
對民眾教化的問題上，孟子繼承了孔子“富而後教”主張，當民眾富裕後，對人民實施教化，才能更好地保證王道政治的完成。總之，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孔子民本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除了孔子提出的愛民、重民、教民、富民的傳統思想外，孟子還提出了民貴君輕、與民同樂、保民而王等思想，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綜述
反觀，魯國在思想上繼承周朝禮樂制度，作為儒家學派發源地，本身就帶有恪守周禮的色彩，其民本思想更加註重理論性的建設，例如德治、仁政等，將道德與政治掛鉤，追求由內到外的道德理論，以道德感化為主，才能實現“外王”，這本身就是不現實的，帶有虛幻浪漫主義色彩，這極大地影響國家策略，在未來發展的道路上，魯國與齊國漸行漸遠就不足為奇了。
參考文獻：《左傳》、《史記》、《管子》、《漢書》、《論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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